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已是五月底。长乐县公安局这两个月来，可谓是难得的风平浪静。自李宇、赵永骏的案子尘埃落定后，再没有发生什么大案要案。偶尔有些小偷小摸、邻里纠纷或是酒后滋事，辖区的派出所...会议室的门被轻轻带上，走廊里只剩下脚步声渐行渐远。孙荣站在窗边，没抽烟，只是望着楼下刚骑进院子的几辆自行车——车轮碾过湿漉漉的水泥地，溅起细小的水花。晨光已经彻底撕开了雾气，照在县公安局那栋灰扑扑的旧楼外墙上，映出斑驳的裂纹与岁月啃噬过的痕迹。他抬手揉了揉眉心，指腹蹭过眼眶下方一道尚未消退的青痕。昨夜没睡，不是因为疲惫，而是因为清醒。李德昌那句“死人”，像一根烧红的针，扎进了专案组所有人思维最松动的缝隙里。它来得恰到好处——既不突兀，又足够锋利；既像灵光一现，又似早有预谋。更妙的是，它让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从“活人”身上移开，转向一片幽暗、混沌、连档案都可能早已发霉的旧纸堆。可孙荣知道，那不是迷雾，是烟幕。李德昌提“死人”，不是为了帮他们破案，是为了把自己藏进“死人”的名单里。一个真正“社会性死亡”的人，不会在转业安置系统里留下完整履历，不会在派出所宿舍登记住宿，不会在县局政工科存档体检报告，更不会在昨天的会议记录上签下自己端正有力的名字。但他做了。所以，他不是死人。他是猎人，正借着猎物的身份，把猎枪悄悄架在猎人的肩膀上。孙荣转身，从公文包里取出一本硬壳笔记本。封面是深蓝色的，边角磨损严重，露出里面泛黄的纸板。这是他十年前当片警时用的，后来调入刑侦队也没扔。翻开第一页，字迹略显稚嫩，却一笔一划极尽认真：“1980年7月，长乐镇东街32号，王桂芳溺亡案。疑点：尸体浮于水面，指甲缝无泥沙，喉部有浅表勒痕，家属坚称其会游泳……”再往后翻，页码跳得厉害，有些页面被反复摩挲得发亮，有些则用红笔重重圈出日期和名字。直到翻到倒数第三页，一行新写的钢笔字赫然在目：【赵永骏，男，42岁，原陆军某部侦察营中尉，1989年12月因“执行任务时突发急性心肌炎”病退。部队出具诊断证明、住院记录、退役审批表全套。长乐县民政局接收安置文件编号：CLmZ-1990-037。下关派出所宿舍分配通知单签发日：1990年1月15日。】字迹是他自己的，但落款时间是昨天夜里十一点四十七分。这行字下面，还有一行极小的铅笔批注，轻得几乎要被纸纹吞没：【——心肌炎？侦察兵？三个月后就能站军姿、敬礼、握笔如刀？】孙荣合上本子，把它塞回包里，动作很慢，仿佛那不是一本笔记，而是一块烧得滚烫的铁。十点整，户籍科。老张头坐在窗口后头，鼻梁上架着一副断了一条腿、用胶布缠了三圈的老花镜，手里捏着一把黄铜钥匙，正哗啦啦地开一排铁皮柜。柜门打开，一股陈年纸张、樟脑丸与灰尘混合的气味扑面而来。他抬头看见孙荣，咧嘴一笑，露出两颗镶金的牙：“哟，孙处来了？稀客稀客！”“张叔，不稀客。”孙荣递过去一包大前门，“今儿想查点老底子。”“哪年的？”“85年以前的。”老张头眼皮都没抬：“那得去库房，我这只有90年以后的活档。不过你等会儿。”他起身，趿拉着拖鞋往里间走，嘴里念叨，“老刘头前两天还在说，库房老鼠打洞，把八三年的户卡咬烂了半摞……”孙荣没接话，只跟着进了里间。库房比想象中更冷。水泥地面沁着水汽，墙角堆着十几个麻袋，上面盖着油布。最里面靠墙摆着两排高至天花板的铁架，横档上密密麻麻插满了褪色的牛皮纸袋，每只袋子正面都贴着一张泛黄的卡片，墨迹晕染，字迹潦草。空气里浮动着一种缓慢腐朽的气息，像是时间在这里失重，又凝固。老张头踮脚取下一只袋子，吹了吹封口处的灰：“喏，‘灭门’两个字，咱们系统里没有这个分类。只能按‘全家死亡’‘多人非正常死亡’‘意外叠加’这些关键词手动筛。你得先告诉我，是哪几户？”“不急。”孙荣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叠得方正的纸，展开，推过去，“先看这个名单里的人，有没有人在85年前注销过户籍，或者，有没有哪户人家，在某一年，突然从所有记录里消失了。”老张头眯起眼，凑近纸页。那是孙荣亲手列的七个人名：周晓峰、陶永年、庞蓉、魏大林、秦建国、赵永福、周国富。每个名字后面，都标注了他们的出生年份、原单位、家庭住址变更情况，以及最关键的——他们参与改制决策的具体时间与职务。老张头扫了一眼，忽然“咦”了一声。“怎么？”“周国富。”他指着那个名字，“他家原来住城西纺织厂家属院3栋2单元402，对吧？可这儿——”他翻开旁边一只标着“CL-82-户卡补录”的袋子，抽出一张硬纸卡，“——他爱人王秀兰的户籍，是84年11月注销的。注销原因写的是‘迁往青海，投靠亲属’。可户口迁移证呢？没存根。而且……”他翻过卡片背面，用指甲刮了刮一处模糊的墨迹，“这儿有个印，像是被什么东西盖过，又擦掉了。你看，隐约还能认出‘长乐县革委会’几个字。”孙荣心头一跳。革委会？那可是七十年代末就撤销的机构。84年，谁还会用它的印？“张叔，这卡，能复印一份吗？”“能。”老张头转身去拿复写纸，忽又顿住，“不过孙处，你得知道，这种事……查多了，容易碰上‘死档’。”“什么叫死档？”老张头压低声音：“就是那些被人从系统里抽走、又没正式注销的档案。有的烧了，有的锁进保险柜，有的……干脆就没了。特别是八三年、八四年那会儿，县里搞过一轮‘档案清理’，说是整顿作风，实际嘛……”他耸耸肩，“你懂的。”孙荣点点头，没说话。他当然懂。那两年，正是长乐县经委班子大规模调整、厂长经理承包制全面铺开的时候。也是周晓峰妻子病重、厂里拒绝报销医药费、最终含恨离世的那一年。他盯着那张复写纸上的名字——王秀兰。一个从未出现在任何案卷、任何口供、任何关系图里的女人。她死了，没人报案，没人调查，连她的死亡证明，恐怕都在某个烧毁的档案袋里化成了灰。可如果她真的死了……周国富为什么还要在八五年，亲手签字批准将周晓峰一家从纺织厂福利分房名单上除名？十一点二十三分，孙荣离开户籍科。他没回会议室，也没去食堂。他绕过办公楼后门，拐进一条窄巷。巷子尽头是县公安局的旧车库，现在改成了杂物间，铁门虚掩着，锈蚀的 hinges 发出呻吟般的吱呀声。屋里光线昏暗，只有一扇高窗透进一束斜光，照亮空气中浮动的尘粒。靠墙摆着几只蒙尘的木箱，箱盖掀开，露出里面散乱的旧制服、断了带的警用腰带、几顶褪色的八角帽。孙荣走到最里面那只箱子前，蹲下身，拨开一堆旧报纸。报纸下面，静静躺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没有封口，边缘磨损，像是被反复拆开过无数次。他伸手进去，抽出里面的东西——不是信，而是一张黑白照片。照片有些发黄，边角卷曲。画面里是一个年轻女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站在一台巨大的织布机前，侧脸微扬，嘴角带着一丝羞涩又倔强的笑意。她身后，是密密麻麻排列的梭子，银光闪闪，像无数支待发的箭。照片背面，用蓝墨水写着一行小字：【王秀兰，24岁，长乐纺织厂细纱车间，1983年五一摄于厂门口。】字迹清秀，带着点女孩子的矜持。孙荣的手指缓缓抚过那行字。墨迹干涸，却仿佛还带着三十年前的体温。他忽然想起昨天赵永骏翻阅卷宗时的那个停顿——不是在周晓峰案，也不是在陶永年案，而是在赵永福火灾案的现场照片上。那一瞬的凝滞，短得如同呼吸间隙，却精准得像秒针的跳动。赵永福，当年纺织厂保卫科副科长。八四年十一月，一场“意外”火灾烧毁了厂里存放职工档案的仓库。火势不大，救得及时，但整整三十七个铁皮柜，连同里面所有八三年以前的原始人事档案、工伤记录、家属登记表，全部化为焦炭。那场火，烧掉的不只是纸。它烧掉了一个叫王秀兰的女人存在过的全部证据。孙荣把照片小心放回信封，重新塞进箱底。他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走出车库。阳光刺眼。他抬手遮了一下，目光越过院墙，落在对面街道一棵老槐树上。树冠浓密，枝叶间，一只灰喜鹊正歪着头，黑豆似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他忽然想起赵永骏第一次走进会议室时的样子——没有张扬，没有试探，甚至没有多余的表情。他就那样站在门口，目光平静地扫过全场，最后在李东脸上停留了一瞬，微微点头。那眼神，不像一个初来乍到的副所长，倒像一个终于回到故地的归人。孙荣没再看那只鸟。他掏出怀表，拧开盖子。表针正指向十一点五十九分。差一分，十二点。他转身，朝食堂方向走去。食堂里人声嘈杂。铝制饭盒碰撞的叮当声、蒸笼掀开时喷涌的白气、辣椒炒肉的咸香混着米饭的微甜，一股脑儿涌进鼻腔。赵永骏和周晓峰坐在靠窗的长桌旁，面前摆着两份饭菜。赵永骏正低头扒饭，动作依旧克制，每一口都嚼得极慢，喉结上下滑动，像台精密仪器在运行。孙荣端着饭盒走近，拉开椅子坐下。“赵哥，查得怎么样？”他问，语气随意。赵永骏咽下最后一口饭，擦了擦嘴：“刚跟张叔聊完。他说，85年前的灭门案，系统里基本没记录。但按‘全家死亡’筛，倒是发现几起可疑的。比如城南砖瓦厂82年那起煤气中毒，一家五口，包括两个孩子。当时定性是‘管道老化，操作失误’，但家属一直喊冤，说当天根本没用煤气。”“还有呢？”“还有七里沟村83年水井塌方，一家三口失踪。第二天捞上来，说是‘失足坠井’，可村里老人说，那口井井壁光滑，连个踩脚的坑都没有。”赵永骏端起搪瓷缸，喝了一大口茶，“不过，这些案子，都跟周晓峰他们搭不上线。倒是……”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孙荣的脸，又垂下，声音放得很低：“倒是查到了一个人。”孙荣的心跳漏了一拍。“谁？”“王秀兰。”赵永骏说，语气平淡得像在报一个天气预报，“周国富的老婆。84年11月注销户籍，注销原因是‘迁往青海’。可我在厂志档案室翻到一张84年10月的厂务会议记录——上面写着，王秀兰因‘长期患病，无法胜任岗位’，被厂医委会建议‘提前病退’。会议记录日期，是10月27号。而注销户口，是11月3号。”孙荣握着筷子的手指，关节微微泛白。“所以？”他问。“所以，她不可能在11月3号之前，就‘迁往青海’。”赵永骏放下缸子，杯底磕在桌面上，发出一声轻响，“除非……她根本没走。或者，走的时候，已经不是活人了。”食堂里忽然喧闹起来。一群年轻民警端着饭盒挤进来，大声谈笑着什么。蒸笼的白气更加浓重，模糊了赵永骏的侧脸轮廓。孙荣没再说话。他低头，夹起一筷子土豆，放进嘴里。土豆炖得软烂，入口即化，却尝不出一点味道。他忽然明白，赵永骏今天这一餐饭，不是来吃的。是来下饵的。饵不是给周国富，也不是给秦建国。是给他孙荣。一个关于王秀兰的饵。他知道孙荣一定会去查。他知道孙荣查到的每一页纸、每一个印章、每一张照片，都会像拼图一样，慢慢嵌进他亲手绘制的那幅复仇图景里。而孙荣，正一口一口，把这块饵，吃得干干净净。下午两点十七分，下关派出所。赵永骏推开宿舍门，反手锁好。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搪瓷脸盆。床单平整如刀切，被子叠成标准的豆腐块，棱角锋利。他走到桌前，拉开最下面的抽屉。抽屉里没有私人物品，只有一本深绿色硬壳笔记本，封面没有任何字迹。他取出本子，翻开第一页。纸页雪白，纤尘不染。第一页，只写着一句话，墨迹是新写的，笔锋凌厉，力透纸背：【他们开始找死人了。很好。】第二页，空白。第三页，也空白。他合上本子，放回抽屉深处。然后，他脱下警服外套，挂进衣柜。里面，是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肩章已被摘去，但领口处，仍隐约可见两道浅浅的压痕。他拉开衣柜最底层的隔板。隔板下，藏着一个扁平的金属盒。盒子表面布满细密划痕，像经历过无数次粗暴的开启与关闭。他掀开盒盖。里面没有枪，没有刀，没有血迹。只有一枚小小的、锈迹斑斑的铜铃。铃舌早已脱落，只剩空荡的铃身。他拿起它，凑到耳边，轻轻晃了晃。没有声音。但他闭上了眼睛。仿佛听见了三十年前，长乐纺织厂细纱车间里，那一声清越悠长的——叮。铃声未歇，窗外，槐树上的灰喜鹊振翅飞起，掠过湛蓝的天空，消失在云层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