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不再逃避，并不意味着前路就会自动显现光明。对于张艳红而言，横亘在面前的第一道、也是最现实的一道坎，是生存。那封法院传票上冰冷的数字，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得她喘不过气，虽然赔偿的追索和执行尚需时日，但眼下的房租、水电、一日三餐，这些最基本的需求，像细密的小针，不断刺痛着她已然紧绷的神经。她不能再坐吃山空，不能再依赖那点可怜的积蓄。她必须找到一份工作，一份能让她在这个城市里，像最低等的生物一样，继续苟延残喘下去的工作。
然而，找工作对她而言，不啻于一场酷刑。曾经的“丽梅时尚”高管，手握重要资源，如今却成了行业内的“黑名单”人物，背负着“泄露商业机密”的恶名。哪怕是不那么正规的小公司，稍微做点背景调查，或者听到风声，就足以将她拒之门外。大公司、正规企业，她想都不敢想。她能瞄准的，只有那些规模极小、管理松散、或许根本不做严格背景调查的微型企业，或者是一些对学历、经验要求极低、流动性极大的底层岗位。
她找出那个旧行李箱里的硬壳文件夹，翻出那份曾经让她骄傲、如今却让她感到无比讽刺的简历。彩色的证件照上，那个笑容自信、眼神明亮的“张经理”，此刻正无声地嘲笑着眼前这个苍白憔悴、眼神躲闪的女人。她拿起一支最便宜的圆珠笔，对着那份简历，发了好一会儿呆。
最终，她找出一张空白的A4纸，开始重新撰写。学历，无法更改，那是她仅存的、无法被剥夺的硬通货之一，虽然名校光环在眼下境况中显得有些可笑。工作经历一栏，她咬着笔杆，犹豫了很久。最终，她隐去了“丽梅时尚”的名字，只模糊地写成“某中型服饰企业”，职位也降格为普通的“行政主管”，工作内容只笼统地提及日常行政协调、文档管理等基础事务，所有涉及核心项目、商业决策的履历，全部删除。她将自己的职业经历，简化、淡化，包装成一个看似有些经验、但因“个人原因”离职、寻求稳定基础岗位的普通求职者。
每一处删改，每一次对过往的刻意掩盖和降格，都像用小刀在心上凌迟。她清晰地知道，自己正在亲手阉割自己的历史，将那个曾经努力奋斗、也的确获得过一些成绩的自己，变得面目模糊，平庸不堪。但这是生存的需要，是她在背负污名的情况下，能够争取到一丝机会的唯一方式。耻辱感如影随形，但她强迫自己继续。老工人的话在耳边回响：“摔得鼻青脸肿……咬咬牙……”&bp;现在，就是“咬咬牙”的时候，哪怕咬出血，也要把这份屈辱的简历写完。
她在网上搜寻那些位于城市边缘工业区、或者藏在老旧写字楼角落里的微小公司招聘信息。那些招聘启事往往写得简单粗暴，对学历经验要求宽泛，甚至直言“能吃苦、稳定即可”。文员、前台、行政助理、数据录入员……这些她曾经看都不会多看一眼的基层岗位，如今成了她可能抓住的救命稻草。
她挑了几家看起来稍微“正规”一点（至少有个固定电话和地址）的，用手机拍下那份手写的、字迹工整却透着一股小心翼翼气息的简历，通过邮件，或者按照地址邮寄出去。每发出一份简历，都像是在进行一场无声的赌博，赌对方不会深究，赌自己的“伪装”能够过关，赌命运能给她这个“罪人”一次最卑微的、从头爬起的机会。
等待是煎熬的。几天过去，大部分邮件石沉大海，了无回音。偶尔有一两个电话，对方简单询问几句，听到她目前是“待业状态”，询问离职原因时，她只能含糊地说是“个人发展原因”或“家庭因素”，对方往往就礼貌地挂断了，再无下文。她能感觉到电话那头语气中的怀疑和敷衍。
就在她几乎要再次被绝望吞噬，怀疑自己连一份最底层的工作都无法获得时，一个电话打了进来。那是一个听起来有些疲惫的中年女声，自称姓王，是“宏达商贸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他们正在招聘一名办公室文员，工作地点在城北一个老旧的批发市场附近，主要工作是接听电话、收发快递、整理文件、做一些简单的数据录入和表格制作，薪水微薄，但“朝九晚五，周末双休（忙时需加班）”。
“你的简历我们看了，条件……还算符合。”&bp;王女士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带着一丝公事公办的平淡，“虽然你之前的职位是‘主管’，但我们这里文员工作比较琐碎基础，薪资待遇也跟以前没法比，你能接受吗？”
张艳红的心脏在胸腔里狂跳起来，她紧紧握住那个屏幕有裂痕的老旧手机，声音因为紧张和刻意压低而有些沙哑：“我……我能接受。我现在比较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薪资不是首要考虑。”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似乎对她的回答有些意外，也可能是在权衡。“那行吧。明天下午两点，你过来面试一下。地址我短信发你。带上身份证和学历证书复印件。”&bp;王女士语速很快，说完就挂了电话，没有给她多问一句的机会。
看着屏幕上发来的、位于城市偏僻角落的地址，张艳红久久回不过神来。有面试机会了。一份真正的、可以让她获得收入的工作机会。尽管它看起来是那么不起眼，甚至有些可疑（“宏达商贸”，她从未听说过，网上也查不到什么有效信息），薪水必然低廉，工作内容繁琐枯燥。但对她而言，这无异于在漆黑海面上看到的一盏微弱的、可能是虚幻的灯塔光芒。
第二天下午，她提前很久出发。依旧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最不起眼的旧衣裤，头发梳得整齐，脸上没有任何妆容（她早已丢掉了那些瓶瓶罐罐），只求干净整洁。她按照地址，换乘了两趟公交车，又走了很长一段尘土飞扬的小路，才在一片嘈杂混乱的批发市场后面，找到一栋外墙斑驳的六层旧楼。“宏达商贸”的招牌很小，挂在三楼一个不起眼的窗户旁。
公司内部比她想象的还要简陋。大约七八十平米的空间，被隔成几个小区域，堆放着杂货、样品和文件箱，空气中有淡淡的灰尘和纸张气味。包括那位王女士在内，只有三四个人在忙碌，看起来更像一个家庭作坊式的贸易小公司。面试过程简单得近乎草率。王女士看起来四十多岁，面容疲惫但眼神精明，简单问了几个问题，看了看她的身份证和学历证书原件（看到那所名校名字时，眉头微微挑了一下，但没说什么），又让她在电脑上打了一段文字，做了一个简单的Excel表格。
“行，就你吧。”&bp;王女士似乎很缺人，没多犹豫，“试用期一个月，工资两千五，转正后三千，交最低档社保。明天能来上班吗？我们这边前一个文员突然辞职，一堆事没人处理。”
张艳红几乎没有任何迟疑，立刻点头：“能，我能来。”
就这样，几乎没有波折，甚至没有过多询问她的过去，她得到了一份工作。一份在“丽梅时尚”时期的她，绝对不会多看一眼的、最底层的办公室文员工作。
走出那栋旧楼，重新置身于午后有些燥热的空气中，张艳红感到一阵轻微的眩晕。不是喜悦，也并非轻松。而是一种混杂着荒诞、麻木、以及一丝微弱到几乎无法察觉的、如释重负的复杂情绪。她真的成了这家看起来朝不保夕的小公司里，一名最普通的文员。从云端跌入泥泞，如今，她在这泥泞的最底层，找到了一块勉强可以立足的、粗糙的石头。
明天开始，她要每天早上挤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来到这个混乱嘈杂的地方，接听那些可能是推销或催款的电话，处理杂乱无章的文件，收发不知名的快递，在破旧的电脑前录入枯燥的数据。没有光环，没有尊重，没有未来可言。有的只是微薄的薪水，繁琐的劳动，以及必须时刻小心隐藏的、不堪的过去。
但这就是她的选择。是她在绝望的深渊底部，为自己找到的第一条，或许也是唯一一条，可以称之为“路”的缝隙。尽管狭窄，尽管崎岖，尽管充满未知的荆棘和可能随时坍塌的风险，但至少，她不再只是躺在黑暗中等死。她开始了爬行，以一种最卑微、最不体面、却实实在在的方式。
北风依旧呼啸，刮在脸上生疼。但张艳红挺直了那因为长期蜷缩而有些佝偻的背脊，朝着公交站的方向，迈开了脚步。脚步有些虚浮，却异常坚定。底层文员，这是她自我放逐的终点，也是她试图在泥泞中，重新寻找“生”的起点。哪怕，仅仅是为了那份微薄的、用以支付房租和果腹的薪水，和那一点点，向自己证明“还能动弹”的、可怜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