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司礼监的一些大太监们，对于内阁的辽东封赏方案，也是各有各自的不满之处。
其中，作为辽西军伍在京的主要代言人之一的高起潜，自从皇帝裁撤监军内臣，改用文官监军之后，他就奉旨回京，在司礼监做了一个秉笔太监。
因其一直有所谓“知兵”之名，而且又多少了解一些辽西军情，所以就时常在崇祯皇帝的跟前充当“辽事”顾问。
在司礼监诸多太监大珰都推崇杨振，经常性为杨振说好话的时候，高起潜凭借其一贯攻击和贬低杨振的功劳而显得独树一帜，竟借此在崇祯皇帝面前始终保持一席之地。
当内阁的封赏方案呈上去后，他一看，那个跟他不太对付的洪承畴要封南安伯，而那个一直对他不错，在其奉旨回京之前还托人赠送厚礼的祖大寿，竟原封不动，只加了一个太子太师头衔，他立刻就开始为其打抱不平了。
高起潜也很清楚，祖大寿之所以一直供着他，厚待他，为的就是在这种关键时刻请他出来为其说话。
而且他也知道祖大寿甚至是几乎所有祖氏子弟的期待。
之前没有“复辽”军功的时候就已经封了锦义伯，现在有了“复辽”军功，其期待只会更高，目标只会更大，一个所谓的太子太师头衔，怎么可能满足辽西祖家的胃口。
更何况崇祯皇帝早年间还亲自许下诺言，说是“复辽”要封侯的。
所以，高起潜瞅机会站出来，首先就是建议崇祯皇帝要给祖大寿封侯，同时为祖大寿战死的两个弟弟，一个亲弟弟祖大弼，一个从弟祖大乐，请求追授武官最高勋位“特进光禄大夫”并封赏其子弟。
与此相应的是，一直收受杨振重礼并与杨振交好的大太监王德化，也站出来，替杨振鸣不平，认为辽东诸功臣中杨振功劳最大，最该晋爵。
想当初，王德化手下太监杨朝进等人前往辽东公干的时候，几次三番在杨振面前，拿着晋爵封侯的事情，催促和激励杨振北伐。
而他们之所以敢这么做，也是因为崇祯皇帝有言在先。
现在杨振北伐成功，驱逐了清虏，收复了辽沈，虽然还没能将清虏斩尽杀绝，但是收复了海州、辽阳、广宁、沈阳、抚顺等大城要地，“复辽”基本上算是大功告成了。
这个时候，王德化他们要是食言而肥，或者拿钱不办事，不肯站出来为杨振“仗义执言”，据理力争，那可就把杨振给得罪透了。
说到底，不过就是一句话或者几句话的事，皇帝要是听进去了，那他们就有功，皇帝要是不听，那他们把该说的话说了，杨振也不能怪他们。
反倒是洪承畴的所谓南安伯，不管是崇祯皇帝本人，还是司礼监的大太监们，都没啥什么意见。
文官封爵，在大明朝过往的历史上屈指可数，开国时的刘伯温够厉害了吧，也不过是得了一个诚意伯。
包括正德皇帝时的王阳明，同样名震海内，其生前也不过是封了一个新建伯。
所以，洪承畴借助杨振、祖大寿、杨国柱等军之力，得了一个“复辽”之功，给一个伯爵，并不算低，也算说得过去。
但是随着内阁拟定的辽东封赏方案被打回重拟的消息传出，京师朝野之间，很快就热闹起来了。
在有心人的刻意推动下，皇帝不满内阁亏待“复辽”功臣的小道消息不胫而走，经过“洪兴”“聚兴”“信义”“集文”等多家抄报房的传播，第二天就传遍了京师。
特别是一些有关封赏的消息和内容，不仅很快传遍了京师，而且很快就被快马送到了关宁，然后在短短几天之内就送到了辽沈。
与杨振、祖大寿更加关心会被抽调入关相比，自从收复沈阳城后就没再出过沈阳城的洪承畴，更加关心崇祯皇帝会不会兑现“复辽”即封侯的许诺。
甚至哪怕不能封侯，只是封伯，他也能接受，并且是欣然接受。
因为他也知道，在收复辽沈、驱除清虏的过程中，杨振功勋最着，其次祖大寿功不可没，然后才是杨国柱和蓟辽督师府的各部将领与人马。
至于洪承畴自己，实际上只是担着一个统帅之名罢了，杨振、祖大寿、杨国柱更多的是各打各的，给面子就听一下，不给面子，洪承畴也没办法。
尤其是杨振，收复失地最多，消灭清虏最多，打的打仗、硬仗最多，但是距离洪承畴的督师部院行辕也最远，非要说他洪承畴有运筹帷幄之功，好说不好听。
事实上，他们都是沾了杨振的光，是靠着杨振才走到了这一步。
所以，当京师有消息传来，自己封爵犹如板上钉钉，只在封侯与封伯之间，洪承畴心中大喜，只等着旨意下来，就班师回朝。
也因此，当王廷臣、曹变蛟他们从铁岭一再请求增兵，希望继续北上追击的时候，洪承畴才会接连下令，命其班师回沈，等候朝廷旨意。
因为这个时候，稳住现有战局，稳住已经取得的战果，静等自己封爵的旨意落地，才是对洪承畴最有利的。
而他也是这样干的。
与此相应的是，有关内阁有意“苛待”辽东功臣的消息传开后，京师朝野之间却炸开了锅，想当初辽东大捷的消息传来后京师朝野之间有多轰动，现在就有多激愤。
许多未曾参与拟定辽东封赏方案的京师文官，不管是都察院的，还是六部的，又或者六科的，围绕辽东封赏事宜开始纷纷上书言事。
短短几天之内，数以百计的上书言事折子，通过通政司被送进了司礼监，然后送到了崇祯皇帝的案头。
由于传言中皇帝的态度是明确的，就是对内阁草拟的辽东封赏方案不满意。
而且传出去的封赏内容，比如说有关杨振的，有关祖大寿的，立了这么大的功劳，却只是给一个太子太师、太子太保之类的荣誉性质的头衔而已。
不仅赏银没有，而且传说中的“复辽”封侯承诺，也没有兑现。
本就因为各种原因对内阁和皇帝攒了一肚子怨气的京师文官，借着这个苛待功臣的由头，开始大发议论。
他们不敢明着批评皇帝，但却可以直言不讳的批评内阁。
一些原本就与内阁首辅周延儒有嫌隙的文官，更是借着这个机会，将许多年前的老账翻了出来。
比如，杨振之父通州总兵杨国栋在己巳之变中死战殉国，为何朝廷不予表彰赐葬，这其中当朝首辅、同时也是当时的首辅周延儒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等等。
其实这些陈年老账，在最近一年多的时间里，因为与当朝首辅有关，已经在京师坊间传播的各种抄报上被写得都烂大街了。
杨国栋战死后没有获得朝廷赐葬表彰，是因为他曾在天启年间结交阉党而获重用，崇祯皇帝继位后大力清除阉党时曾将其罢官夺职。
至于在己巳之变时，又紧急启用他为通州总兵，是因为当时后金军破关而入京畿，崇祯皇帝和京师朝堂在仓促间无人可用，不得不启用他守卫通州。
这中间的来龙去脉，其实非常清楚。
只不过现在因为杨振屡立战功，其父杨国栋的阉党罪名被淡化，朝野之间也不敢批评崇祯皇帝当年清除阉党之事是做错了，于是便将矛头对准了周延儒。
在大批量的言事折子中，也有一些是站在内阁一边，是为首辅周延儒和其他几个阁臣辩解的，他们坚持认为国家名爵尊崇，不可滥赏轻授，封一伯已足矣。
还有一些剑走偏锋的言官，在听信了一些不知道是谁传到京师的小道消息之后，直接上书弹劾那几位“复辽”功臣。
比如，弹劾杨振所部滥杀无辜，弹劾祖大寿所部纵兵抢掠、盗掘坟墓，弹劾洪承畴部署不周、未竟全功，等等。
只不过，在朝野之间欢庆辽东大捷、欢庆“复辽”成功的浓厚氛围之中，这种标新立异弹劾“复辽”功臣的做法，不仅显得不合时宜，而且也不招崇祯皇帝的待见。
这些人里的个别人，有可能是揣测到了崇祯皇帝的心思，或者是内阁首辅周延儒的心思，想通过弹劾杨振、洪承畴等人，为朝廷制造“降低封赏等级”甚至是“不予封赏”的口实。
毕竟你屡获大捷是功，可是你滥杀无辜却是过；你收复失地是功，但你纵兵抢掠甚至发掘陵墓就是过；包括洪承畴，你收复沈阳是功，可是任敌逃窜却是过。
一旦把你的功和过混在一起说，那么如何封赏就全在朝廷的掌握之中了。
然而“可惜”的是，崇祯皇帝还没有糊涂到这一步，或者说还没有吝啬到这一步，还不至于为了不封赏或者少封赏而故意给“复辽”功臣罗织罪名。
于是，所有弹劾洪承畴、杨振等人的折子，崇祯皇帝全部留中不发，而将指斥内阁苛待功臣的折子尽数转发内阁。
就这样，经过几日的博弈，到了六月十六日上午，崇祯皇帝在其下榻的乾清宫内，再一次看到了内阁、司礼监联合呈递的最新版辽东封赏方案。
不仅崇祯皇帝要求的祭告天地社稷和太庙，并大赦天下，减免河南、凤阳、三边、湖广等地历年积欠之钱粮等等条款，被一一加了进去。
而且，新方案对于“复辽”功臣们的封赏等级，也大幅度提升，内阁与司礼监皆拟同意洪承畴、祖大寿、杨振三人同时封侯。
当然，有了“封候”这一步，原先拟给祖大寿、杨振加封的“太子太师”与“太子太保”头衔，自然是没有了。
而相应的是，这次没有被封爵的杨国柱，其加衔也从太子太傅，往前大进了一步，直接加衔为太傅。
太子太傅虽然也算显贵荣官，但毕竟还只是太子的老师之一。
而太傅可就不同了，活着的太傅已经可以算是皇帝名义上的老师之一了，虽比不上太师，但也算显贵无比了。
除此之外，各部将士的武职升授，赐给田产土地代替赏银等等，一律遵照前例从优加倍赏给。
与此同时，内阁请求发户部银十万两，抚恤和赏赐辽东阵亡与有功将士，并请求内帑银五万两，由礼部牵头经办祭告天地社稷与太庙等事务。
“嗯，除了个别地方，仍需要斟酌损益之外，总的来说，内阁可以照此拟制朝廷封赏诏书了。除了尽快发往辽东，还要昭告天下，丑虏授首，辽东已定，再累吾百姓一年，朝廷剿灭了流寇，天下即可太平！”
乾清宫中，崇祯皇帝在御案前执笔俯看着内阁与司礼监联署呈递的封赏方案，头也不抬地说着话。
同时，隔着几步坐在小凳上的内阁首辅周延儒，阁老谢升、陈演、李建泰、吴甡，以及侍立在另一侧的王德化、王承恩、高起潜、杨朝进等人，互相看了看，没人回话。
一方面，崇祯皇帝在阅读他们的封赏方案时，手持朱笔，在上面时不时勾勾抹抹，圈圈点点，并且夹杂着自言自语，像是询问又不是询问，没人敢于打断。
另一方面，崇祯皇帝说的这些话，也叫他们无法回应，因为类似这种“再累吾百姓一年”的话，已经说了很多次了，他们都听麻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