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王孙说请勿赐叔孙侨如》

    简王八年，鲁成公来朝，使叔孙侨如先聘且告[1]。

    周简王八年，鲁成公将要来朝见周王，于是派叔孙宣子先来访谒并向简王禀告这个消息。

    [1]叔孙侨如：即上一篇中的叔孙宣子。

    见王孙说[2]，

    叔孙宣子拜见了王孙说，

    [2]王孙说：周大夫。

    与之语。

    和他进行了交谈。

    说言于王曰：“鲁叔孙之来也，必有异焉。

    王孙说回禀简王说：“鲁国的叔孙宣子这次来访，一定另有企图。

    其享觐之币薄而言谄[3]，

    他觐见所进献的聘礼菲薄而言谈阿谀奉承，

    [3]觐（jin）：泛指诸侯朝见天子。进见，访谒。谄：谄媚奉承。

    殆请之也[4]；

    大概是他自己要求来的吧；

    [4]殆：表推测，相当于大概，几乎。

    若请之，必欲赐也。

    如果是他自己要求来，一定是想得到赏赐。

    鲁执政唯强，故不欢焉而后遣之；且其状方上而锐下，宜触冒人。

    鲁国的当政者中唯有他强横，所以尽管不乐意也只得派他前来；况且他的相貌上宽下尖，这相貌很容易触犯他人。

    王其勿赐。若贪陵之人来而盈其愿，是不赏善也，且财不给。

    因此陛下不要赏赐他。如果贪婪强横的人来朝见而满足了愿望，这就不是鼓励善行了，而且财物也满足不了他的欲望。

    故圣人之施舍也议之，其喜怒取与亦议之。

    所以圣人在是否给予的问题上也是有所选择的，在喜怒取予上也是要衡量考虑的。

    是以不主宽惠，亦不主猛毅，主德义而已。”

    所以既不主张施以宽惠，也不主张过度苛严，只主张赏罚得当就可以了。”

    王曰：“诺。”使私问诸鲁，请之也。

    简王说：“好的。”于是便派人私下向鲁国打听，果然是叔孙宣子自己要求来的。

    王遂不赐，礼如行人[5]。

    因此简王就没给他赏赐，如同对待一般觐见的使节那样接待了他。

    [5]行人：负责朝觐聘问的官员。

    及鲁侯至，仲孙蔑为介[6]，

    到了鲁成公来朝见时，是由季文子陪同的，

    [6]仲孙蔑：即上一篇中的季文子。

    王孙说与之语，说让。

    王孙说与他交谈，他很谦和礼让。

    说以语王，王厚贿之。

    王孙说将此事告诉了简王，简王便将厚礼赐给了季文子。

    《单襄公论郤至佻天之功》

    晋既克楚于鄢[1]，

    [1]鄢（yān）：周代诸侯国名，在今河南省鄢陵县一带。

    晋国军队在鄢陵打败楚国后，

    使郤至告庆于周。未将事，王叔简公饮之酒[2]，

    便派遣郤至向周王告捷。还没有朝见周王之前，王叔简公便设酒席宴请郤至，

    [2]王叔简公：韦昭注云“周大夫王叔陈生也”。

    交酬好货皆厚，饮酒宴语相说也。

    宾主互赠了厚礼，席间相谈甚欢。

    明日，王叔子誉诸朝。

    第二天，王叔简公在朝堂上称赞郤至。

    郤至见邵桓公[3]，

    郤至又会见了邵桓公，

    [3]郤（xi）至：晋大夫，在鄢陵之战中是晋新军的副统帅。后文的“温季”亦指他。邵桓公：周大夫，疑是西周末大夫邵公的后裔。

    与之语。

    与他交谈。

    邵公以告单襄公曰：“王叔子誉温季，以为必相晋国，相晋国必大得诸侯，劝二三君子必先导焉，可以树。

    邵桓公把谈话的内容告诉单襄公说：“王叔简公称赞郤至，认为他一定能在晋国掌权为相，而且为相掌权后定能得到诸侯的大力拥护，因此王叔简公劝各位大臣为郤至多说好话，以便今后在晋国能有所照应。

    今夫子见我，以晋国之克也，为己实谋之，

    今天郤至来见我，认为晋国这次打败楚国，实际是由于他的谋划，

    曰：‘微我，晋不战矣！

    他说：‘如果不是我，晋国就不会打赢这场战争了。

    楚有五败，晋不知乘，我则强之。

    楚国有五个失败的因素，晋国却不知道乘机利用它，是我强烈坚持主张开战的。

    背宋之盟[4]，一也；

    楚国违背与宋国的盟约，这是其一；

    [4]背宋之盟：鲁成公十二年，宋、晋、楚会盟和好，鲁成公十六年，楚联合郑国背盟伐宋。

    德薄而以地赂诸侯，二也；

    楚王德行欠缺却以土地贿赂诸侯，这是其二；

    弃壮之良而用幼弱，三也；

    抛弃强壮优秀的将领而用司马子反那样幼稚懦弱的人，这是其三；

    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5]，四也；

    组建辅臣谋士却不采纳他们的意见，这是其四；

    [5]不用其言：指交战之前，楚内部的主和派曾劝阻楚背盟行为，楚王没有采纳。

    夷、郑从之，三陈而不整，五也。

    集结了蛮夷、郑国跟从参战，然而三方军阵庞大却不严整，这是其五。

    罪不由晋，晋得其民，

    挑起战端的一方不是晋国，所以晋国就会得到民众大力拥护，

    四军之帅[6]，旅力方刚，

    [6]四军：晋当时有上、中、下三军与新军，每军设将（统帅）、佐（副统帅）。

    四支军队的将帅气盛势强，

    卒伍治整[7]，

    [7]卒伍：泛指军队，行伍。

    军队行伍严整，

    诸侯与之。

    各路诸侯都站在晋国这一边。

    是有五胜也：

    因此说，晋国有以下这五个取胜的因素：

    有辞，一也，

    与楚开战有正当的理由，这是其一；

    得民，二也；

    深得民心，这是其二；

    军帅强御，三也；

    士卒将帅十分精悍，这是其三；

    行列治整，四也；

    军队行伍严整号令严明，这是其四；

    诸侯辑睦，五也。

    与各路诸侯关系和睦，这是其五。

    有一胜犹足用也，

    其实晋国使用任何一个取胜因素就足以胜楚了，

    有五胜以伐五败，而避之者，非人也。

    如今以五胜之势去攻伐五败却还要躲躲闪闪，那不是有作为之人的表现。

    不可以不战。

    所以说这一仗非打不可。

    栾、范不欲[8]，

    栾书、士燮不愿开战，

    [8]栾、范不欲：在决战前，中军统帅栾书、副统帅士燮（xiè）曾对作战方案提出过不同意见。

    我则强之。

    是我强使他们下达作战命令的。

    战而胜，是吾力也。

    结果获胜了，这是我的功劳啊！

    且夫战也微谋，吾有三伐：勇而有礼，反之以仁。

    他们在战斗中没有一点谋略，而我有三大功劳：不但勇而有礼，而且还以仁爱为本。

    吾三逐楚军之卒，勇也；见其君必下而趋，礼也；能获郑伯而赦之，仁也。

    我三次追逐楚军，这是勇；遇上楚君必定下车快步上前，这是礼；俘获了郑伯又放了他，这是仁。

    若是而知晋国之政，楚、越必朝。’”

    如果让我主持晋国政事的话，楚、越等国一定会甘愿前来朝拜称臣。’”

    “吾曰：‘子则贤矣。抑晋国之举也，不失其次，吾惧政之未及子也。’

    “我对郤至说：‘你确实有才干。然而晋国提拔官员不会不论位次，所以我以为晋国的政务恐怕还轮不到你来主持。’

    谓我曰：‘夫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军之佐以政[1]，

    [1]荀伯自下军之佐以政：指荀林父从下军副帅升任中军统帅。

    他对我说：‘有什么位次？已经去世的荀伯是从下军副帅升任中军统帅的，

    赵宣子未有军行而以政[2]，

    赵宣子没有军功也升任中军统帅而主持政事了，

    [2]赵宣子：即赵盾，在晋襄公七年任中军统帅。

    今栾伯自下军往。

    如今栾伯又从下军之佐升为中军主帅。

    是三子也，吾又过于四之无不及。若佐新军而升为政，不亦可乎？将必求之。’

    就这三个人来说，我的才能只有超过他们而没有所不及的。我如果以新军之副将升为正卿而主持政事，不也可以吗？我一定想办法达到目的。’

    是其言也，君以为奚若[3]？”

    这都是他所说的话，您认为如何呢？”

    [3]奚若：犹奚如，何如，意为怎么样。

    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颈’，其郤至之谓乎！君子不自称也，非以让也，恶其盖人也。

    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盖也。

    单襄公说：“有人说‘刀架在脖子上’，恐怕说的就是郤至这种人吧！常言道，君子不自我吹嘘，其实并不是为了谦让，而是厌恶这种行为凌驾于他人之上罢了。

    求盖人，其抑下滋甚，故圣人贵让。

    人的本性，都想超越在自己之上的人，但是又苦于无法凌驾。总想凌驾他人，反而会被抑制得更厉害，所以圣人崇尚礼让。

    且谚曰：‘兽恶其网，民恶其上。’

    况且有谚语说：‘野兽厌恶捕捉它们的罗网，百姓仇视高高在上的官员。’

    《书》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

    《尚书》中说：‘百姓可以亲近，但不能凌驾于他们之上。’

    《诗》曰：‘恺悌君子[4]，

    [4]恺悌（kǎi ti）君子：释义泛指品德优良、平易近人的人。

    《诗》中说：‘品德优良温文尔雅的君子，

    求福不回。’

    以礼能求得万福。’

    在礼，敌必三让，是则圣人知民之不可加也。

    按照礼仪，地位相等应再三谦让，这正是圣人深知百姓是不可凌驾其上的道理。

    故王天下者必先诸民，然后庇焉，则能长利。

    所以想要统治天下的王者必须先得到民心，然后全力庇佑他们才能安稳，才能因此而长保福禄。

    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5]，

    [5]七人之下：晋四军的次序是中、上、下、新，每军有将、佐。郤至是新军佐，位居最末，所以说他“在七人之下”。

    如今郤至位在七人之下却想超越他们，

    是求盖七人也，其亦有七怨。

    这是要凌驾于七人之上啊，因此就会引起那七人的怨恨。

    怨在小丑，犹不可堪，而况在侈卿乎？

    被小人物所怨恨，尚且还很难以忍受呢，更何况那七人都是有地位的大臣呢？

    其何以待之？”

    郤至将凭什么来应付他们？”

    “晋之克也，天有恶于楚也，

    “晋国的这次胜利，是上天憎恶楚国，

    故儆之以晋[6]。

    因此让晋国来警诫他们。

    [6]儆（jing）：告诫、警告。

    而郤至佻天之功以为己力，不亦难乎？

    然而郤至却轻薄上天之功而据为己有，这不也是太危险了吗？

    佻天不祥[7]，

    [7]佻（tiāo）：轻薄，不庄重，轻佻。

    轻薄上天之功不祥，

    乘人不义，不祥则天弃之，不义则民叛之。

    凌驾他人之上不义，不祥将被上天遗弃，不义就会遭到百姓叛离。

    且郤至何三伐之有？

    况且郤至哪里有三件功劳可炫耀的呢？

    夫仁、礼、勇，皆民之为也。

    他所说的仁、礼、勇，都是百姓所为。

    以义死用谓之勇，奉义顺则谓之礼，畜义丰功谓之仁。

    为正义而舍身的行为才可以称为勇，遵奉道义而守法的行为称为礼，积累义举而建立功勋才能称为仁。

    奸仁为佻，奸礼为羞，奸勇为贼。

    玷污了仁是佻，玷污了礼是羞，玷污了勇便是贼。

    夫战，尽敌为上，守和同顺义为上。

    作战是以消灭敌人为准则，以不开战就能使敌人顺从正义为上策。

    故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

    所以要用刚毅勇敢来治军，要用爵位尊卑来治理朝政。

    叛战而擅舍郑君，贼也；

    违背作战的准则而擅自释放郑君，这是贼；

    弃毅行容，羞也；

    放弃奋勇的机会而下车去向敌国楚君行礼，这是羞；

    叛国即仇，佻也。

    背叛了国家的利益而去亲近仇敌，这是佻。

    有三奸以求替其上，远于得政矣。

    郤至有这三种耻辱的行为却想替代在他之上的大臣，这恐怕距离掌权还远着呢。

    以吾观之，兵在其颈，不可久也，虽吾王叔未能违难。

    依我看来，刀已经架在他的脖子之上，他不会长久了，恐怕我们的王叔简公也难以避免灾难。

    在《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泰誓》上说：‘百姓所希求的，上天必定依从。’

    王叔欲郤至，能勿从乎？”

    王叔简公想要举荐郤至，怎能不跟着一起遭难呢？”

    郤至归，明年死难。

    果然，郤至回国后，第二年就被晋厉公杀掉了。

    及伯舆之狱[8]，

    [8]伯舆之狱：周灵王九年，王叔陈生与周大夫伯舆争政，灵王偏向伯舆，王叔陈生因而逃奔晋国。死难：指郤至被晋厉公所杀。

    王叔陈生奔晋。

    后来王叔简公与伯舆争权夺利，终因失败而逃奔到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