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夫妇在中国的旅行，因此彻底停止。他没了兴致去那些山山水水，这里的一切都让他感到憎恨，因此他火速乘飞机回到大本营芝加哥，试图处理那些肮脏的“假消息”。“《时代》周刊上的消息是假的...科尔坐在总理府那间被称作“橡木厅”的办公室里，窗外是初春的柏林，灰白的天光漫过勃兰登堡门残存的铜绿檐角，斜切进室内，在胡桃木长桌边缘凝成一道冷硬的光带。他没开灯，也没拉窗帘，就那样坐着，左手搁在膝头，右手无意识地捻着袖口一枚早已磨得发亮的银质袖扣——那是他父亲留下的唯一遗物，1932年在莱茵河畔小镇税务所领工资时发的纪念品，上面刻着模糊的鹰徽与“忠诚勤勉”四字德文。桌上摊着三份文件：一份是联邦宪法法院刚送来的紧急备询函，关于“东部大开发”计划是否违宪的初步质询；一份是经济部连夜草拟的《资本利得税修订草案》初稿，第十七条用红笔圈出：“对境外控股超过65%、境内营收占比低于15%之企业，适用惩罚性税率”；第三份最薄，只一页，是日本《朝日新闻》驻德记者发来的传真，标题赫然印着：“余切拒领皇室银瓶，八重野康密会东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议题：《计划体制》第三章‘异化资本’之实践路径”。科尔忽然笑了一声，短促、干涩，像一块砂纸擦过生锈的铁皮。他想起昨天凌晨三点，自己独自站在总理府地下室档案室，翻出1951年西德第一部《反垄断法》原始手稿影印本。泛黄纸页上，施密特·豪森法官用蓝墨水批注：“资本之权力，不在其账目之巨，而在其可令法律静默。”那行字旁，还有一枚褪色的咖啡渍，形如泪滴。而此刻，他的咖啡杯就放在桌角，杯底一圈深褐色的印痕，正巧叠在那枚袖扣投下的阴影里。门被轻轻叩响三次。“进来。”科尔没抬头。朔凌芳勇推门而入，手里没拿公文包，只夹着一本硬壳精装书——深蓝色布面，烫金标题《计划体制》，右下角有余切亲笔签名的钢笔字，墨迹沉稳，力透纸背。他把书轻轻放在科尔面前，翻开至第三章第三节，那一页边缘已被反复摩挲得毛糙起卷。“您昨晚没睡。”朔凌芳勇声音很低，却异常清晰，“但您翻了七遍这一节。”科尔终于抬眼。他看见朔凌芳勇左耳后有一道新愈的浅疤，是去年东德边境巡逻队误射流弹所留。当时朔凌芳勇正陪同他视察新成立的“统一协调办公室”，子弹擦过耳际，他连眉头都没皱，只弯腰捡起半片碎玻璃，对着阳光照了照，说：“这厚度，够做一扇东柏林小学教室的窗。”“不是这里。”科尔用食指点了点书页，“‘当国家机器成为资本的注册代理人，所有改革便只是资产负债表的修辞游戏。’”朔凌芳勇颔首：“所以您删掉了原草案里‘渐进式调整’‘审慎平衡’所有措辞，把‘惩罚性税率’直接写进第一条。”“不是删掉。”科尔忽然伸手，将整本《计划体制》翻到末页空白处。那里原先空无一字，如今却密密麻麻写满小字——全是德语，但字迹并非他惯用的斜体，而是近乎印刷体的工整楷书，仿佛另一个人伏案疾书：> “真正的刀刃向内，不在于砍断几根手指，而在于砸碎那面镜子——那面让每个德国人只看见自己衣领是否端正、领带是否系紧、银行账户余额是否体面的镜子。我们不是要告诉人民‘你们穷’，而是要逼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接受自己被如此定义？’>> 余切没一句没说错：懦夫不是不敢开枪的人，而是端着枪，却坚持瞄准自己的脚背的人。>> 所以我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征税，不是立法，不是演讲——>> 是拆掉勃兰登堡门西侧那堵玻璃幕墙。”朔凌芳勇盯着那行字，喉结滚动了一下。科尔却已站起身，绕过长桌，走到窗边。他拉开抽屉，取出一把黄铜钥匙，钥匙柄上刻着微缩的勃兰登堡门浮雕。他把钥匙放进朔凌芳勇掌心，五指合拢，力道沉实。“今天下午三点，你带工程局的人去现场。玻璃幕墙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清空。所有支撑钢架保留，但玻璃全换——换成铸铁栅栏，间距十五厘米，刚好卡住成年人的拳头，但足够让一个孩子把面包递进去。”科尔顿了顿，“栅栏上不刻标语，不镶国徽，只焊三行凸起的德文字母，字体用1948年东德工人合作社的铅字模：>> **‘这里曾禁止通行’**> **‘这里曾需要证件’**> **‘这里现在属于你’**>> 字母背面，全部凿穿小孔，孔径三毫米——风穿过时，会发出哨音。东德老人说，那种声音，像极了1953年六月十七日清晨，柏林地铁通风口吹出的第一缕自由空气。”朔凌芳勇握紧钥匙，金属棱角硌进掌心。他忽然问：“余切先生……知道这个决定吗？”科尔转过身，目光如淬火的钢：“他不需要知道。因为他早就算准了我会这么做——就像他算准科尔奈会在日本学士院奖颁奖礼上，故意把两枚银瓶并排摆在讲台中央，让菊花徽章的阴影，恰好覆盖住其中一枚瓶底刻着的‘昭和六十四年’字样。”话音未落，门外传来一阵急促脚步声，接着是情报部长压低嗓音的通报：“总理先生，东京刚刚传来加密电报——八重野康今晨在央行地下室召开闭门会议，参会者二十七人，全部为三十五岁以下青年职员。会议持续四小时十七分钟，结束时所有记录仪被物理损毁。但监控显示，他们最后集体走向金库B区，打开第七号保险柜，取出一件用黑绒布包裹的物件……”科尔没让他说完：“是《计划体制》日文初版手稿，扉页有余切给八重野康的题词：‘致平成之鬼：请替我烧掉这面镜子的第一块玻璃。’”情报部长僵在门口。朔凌芳勇却笑了，他低头看着手中钥匙，忽然想起什么：“昨天东柏林老鞋匠汉斯来找过我。他说他修了一辈子皮鞋，从纳粹军靴到红军棉鞋，从西德公务员牛津到东德教师布鞋。上周他接了个活儿——给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修鞋。那人右脚鞋跟磨得只剩三分之一，左脚却崭新。汉斯问他是不是跛脚，年轻人摇头，只说：‘我在等一只脚先踩碎地板。’汉斯修好鞋，多收了十马克，因为那年轻人付钱时，钱包里露出一张照片——勃兰登堡门玻璃幕墙施工图，背面写着：‘，余切签字。’”科尔走到墙边，掀开一幅风景油画。后面不是砖墙，而是一块巨大的黑板，上面用粉笔写满公式、箭头、交叉线，中心位置，一个巨大的德文字母“w”被重重圈出——德语“wende”，意为“转折点”，亦是柏林墙倒塌前地下刊物常用暗号。他拿起板擦，用力抹去“w”字外围所有线条，只留下那个字母本身。粉笔灰簌簌落下，像一场微型雪崩。“通知媒体，明天上午九点，我在勃兰登堡门举行新闻发布会。不设讲台，不备稿纸，不安排翻译。”科尔的声音平静得可怕，“我要亲自演示一件事：当一个政府决定不再扮演‘仲裁者’，而甘愿成为‘垫脚石’时，它该如何站立。”朔凌芳勇点头欲走，却被叫住。“等等。”科尔从抽屉底层取出一个旧铁盒，打开，里面静静躺着一枚生锈的螺丝钉，钉帽上 stamped 着模糊的“VEB”字样——东德国营工厂标志。“这是1961年筑墙时，东德工程师偷偷藏进混凝土的。去年清理墙体残骸时，工人们在一段钢筋夹缝里找到它。”他把螺丝钉放进朔凌芳勇手中，“把它熔进新铸铁栅栏的第一根立柱里。不用标记，不用说明。只要它在那里。”午后，柏林突然起风。朔凌芳勇走出总理府时，看见一群东柏林中学生正围着一辆抛锚的西德大众甲壳虫，七手八脚用扳手撬开引擎盖。车主人是个戴金丝眼镜的银行家，双手插在羊绒大衣口袋里，脸上写满困惑与不安。一个扎羊角辫的姑娘踮脚指着化油器说：“叔叔，您这车的油路设计，还按着1958年西德标准，可现在加油站的乙醇配比是东德新标——您得改喷油嘴，不然永远启动不了。”银行家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默默接过姑娘递来的扳手。朔凌芳勇驻足良久，直到风把姑娘鬓角一缕碎发吹起，像一面小小的、正在飘扬的旗帜。同一时刻，东京。八重野康站在央行金库B区第七号保险柜前，黑绒布已揭开。里面没有手稿，没有文件，只有一只陶土烧制的小鸟——造型粗朴，双翼微张，喙部衔着一截断裂的铁丝。他伸手轻触鸟腹，指尖传来细微震动，仿佛里面封存着尚未冷却的心跳。保险柜内壁，一行炭笔小字悄然浮现，字迹与柏林总理府黑板上的“w”如出一辙：**“镜子碎了，碎片会割伤人——但只有割伤，才能让血重新变热。”**他合上柜门，转身时，走廊尽头传来整齐的脚步声。二十七个青年职员列队而立，每人胸前都别着一枚崭新的徽章：铸铁材质，镂空设计，形状正是勃兰登堡门栅栏上那三行德文字母的微缩版。风从高窗灌入，徽章边缘的铸铁薄片微微震颤，发出细若游丝的哨音。八重野康摘下眼镜，用衬衫下摆擦了擦镜片。再抬眼时，他望向窗外——东京湾上空，一朵云正缓缓变形，轮廓渐渐清晰，竟如一面破碎的镜子，裂痕纵横，却折射出整个太平洋的粼粼波光。而在柏林，余切正坐在一家不起眼的土耳其烤肉店二楼。窗外是尚未拆除的玻璃幕墙残影，玻璃映出他身后墙上一幅褪色壁画：马克思坐在打字机前，打字机滚筒上吐出的不是纸带，而是一条缠绕柏林墙的绿色藤蔓。藤蔓顶端，一朵白花正悄然绽放。他面前放着一杯加了薄荷叶的冰啤酒，杯壁凝结的水珠缓缓滑落，像一道无声的泪痕。手机震动起来。是科尔奈从东京发来的短信，只有两个词：**“垫脚石。已熔。”**余切端起酒杯，轻轻碰了碰窗玻璃上自己的倒影。玻璃另一侧，暮色渐浓的柏林街头，第一个行人停步，仰起脸，长久凝望那面即将被铸铁取代的透明屏障。他举起相机，镜头对准玻璃——取景框里，玻璃映出他身后无数张仰起的脸，层层叠叠，如潮水般涌来。快门声响起。那一瞬，所有倒影中的眼睛，都映出了同一种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