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的天气,它是翻云又覆.....
好吧,这句歌词放在1971年的年初格外的合适。
如果说华盛顿和纽约是漫天风雪,那么吉隆坡就是大雨倾盆。
一月的东北季候风像发了疯一样,把南中国海的水全部倒进了巴生河谷。
就在几天前,这座城市刚刚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水灾。
1970年圣诞节后的第二天,吉隆坡的许多居民都注意到了下雨的迹象。
原本湛蓝的天空渐渐变灰,乌云开始聚集。
转眼间,几滴雨水从天而降,接着越来越多。
街上的人们纷纷寻找避雨的地方。
许多人都盼望着雨能快点停。
很遗憾天气不会随人愿,整整一周雨势愈演愈烈。
到了1月4日的时候,吉隆坡四分之三的城区都被淹没。
洪水淹没了市中心,把那些英格兰老留下的殖民地建筑和马来人的高脚屋通通泡在了黄褐色的泥汤里。
约翰?亚当斯?摩根站在雪兰莪皇家俱乐部的台阶上。
这里的草坪,这曾经是英格兰殖民者打板球的圣地,现在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淤泥。
俱乐部的一楼还能看到水退去后留下的肮脏水印,一直淹到了窗台。
空气中弥漫着死鱼、腐烂的植被和湿热泥土混合在一起的腥臭味。
(1971年吉隆坡大洪水期间,成立于1884年的雪兰莪皇家俱乐部)
(大洪水期间位于鹅唛河畔的周吉街)
但这并没有影响摩根的心情。
他穿着一双并不适合这种场合的高筒橡胶猎靴,那是他在苏格兰打猎时穿的,现在踩在吉隆坡的烂泥里,格外傲慢但又恰合时宜。
“这场雨下得好,”摩根摘下那顶巴拿马草帽,扇了扇周围沉闷湿热的空气,“把旧东西都冲烂了,我们才好盖新的。”
对于此时的大马来说,摩根不是客人,是救世主。
国家刚从1969年的种族暴乱中喘过气,又遭遇这场没顶之灾,急需资金重建基础设施。
而摩根手里,恰好握着那是三天前,他在马尼拉通过金融政变抢来的支票本。
三天前,马尼拉,罗哈斯大道,亚洲开发银行总部。
马尼拉的天气和吉隆坡一样压抑。
会议室里的暖气开得太足了,但却无法让那些穿着黑色西装的霓虹董事们感到丝毫的暖意。
摩根把那份《特别信托协议》扔在桌上时,就像是扔下了判决书。
行长渡边武看着那份文件,那是东京大藏省直接下达的死命令。
霓虹作为最大出资国,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没有灵魂的钱包。
“签吧,渡边先生,”摩根语气轻松,丝毫不把眼前霓虹金融界的巨擘放在眼中,“教授在东京和佐藤首相谈得很愉快。
首相说,亚行的钱如果放在霓虹人手里,只会生锈。
不如交给我,去帮你们花掉。”
渡边感觉自己的生命就这样轻飘飘地被眼前白人给剥夺了。
渡边武是前大藏省官僚,过去曾担任霓虹驻美大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一手起草了亚洲开发银行筹建计划书。
对佐藤这样的政客而言,亚行是筹码,对渡边武而言,亚行是他一砖一瓦建立起来,证明霓虹战后尊严的丰碑。
摩根拿走亚行,等于是在精神上剥夺了这位金融教父的生命。
渡边武签了字。
霓虹苦心经营的亚洲雁阵模式还没来得及起飞就被折断了翅膀。
数百亿美元的信贷额度,加上未来的增资承诺,全部转移到了摩根控制的基金会名下。
在签字结束后,约翰?摩根将渡边武叫到了行长办公室。
这间办公室过去属于渡边武。
这位亚行之父并没有坐在属于他的行长皮椅上。
那张椅子上的主人是约翰?摩根。
椅子和办公室一样,都换了主人。
摩根翘着二郎腿,一只手随意地搭在扶手上,另一只手翻阅着亚行的核心资产负债表。
仿佛他不是在亚行的行长办公室,而是在摩根士丹利的自家客厅里。
渡边武站在窗前,背对着摩根。
“摩根先生,”渡边武终于开口了,英文字正腔圆,这是他在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磨练出来的口语:“你知道为了让亚行拿到华尔街和苏黎世的AAA评级,我花了多少心血吗?”
“整整五年。”
渡边武转过身,目光如炬,直视着那个坐在他位子上的男人。
“我拒绝了无数个政治挂帅的项目,我得罪了无数个想要把亚行当提款机的东南亚政客。
我坚持稳健银行原则,坚持每一分钱贷出去都要有经济回报。”
“因为我想让亚行做亚洲的家庭医生。”
渡边武走近了几步,双手撑在桌沿上,身体前倾。
“家庭医生不会给病人乱开猛药。我们会把脉,会了解病史,会用温和的手段去调理这些国家脆弱的经济体质。
这是霓虹对亚洲的赎罪,也是我们重返国际社会的信用基石。”
“但你,摩根先生。”
渡边武指了指摩根手里的那份《特别信托协议》。
“你正在把这位家庭医生杀死。
你把亚行变成了一个疯狂的风险投资机构。
这不符合经济规律。这是在赌博。
一旦失败,亚行的信用会瞬间崩塌,霓虹纳税人的钱会变成废纸。”
渡边武最著名的管理哲学就是家庭医生。
他认为世界银行高高在上,像是一个远在华盛顿的专科名医,只有大病才去找它,且开出的药方往往是标准化的、冷冰冰的。
渡边武提出亚行应该做亚洲国家的家庭医生。
家庭医生随叫随到,了解患者的家族病史和体质。
即使没有大病,也能提供日常的健康咨询。
他曾说过:“我们要去了解他们的脉搏,而不是仅仅坐在办公室里看X光片。”
这要求亚行职员必须深入东南亚各国,建立亲密的信任关系。
摩根听完了这番慷慨陈词。
他合上文件夹,发出一声轻响。
“霓虹纳税人和我有什么关系?”
他反问道。
渡边武看着眼前这双没有感情的灰蓝色眼睛,他想起了,你和摩根说霓虹纳税人?这不是在搞笑吗。
“一年。”摩根伸出一根手指竖在渡边武的眼前。
渡边武愣住了:“什么?”
“如果有摩根家族在背后,让亚行拿到AAA评级,不需要五年。”摩根的手指轻轻晃了晃,“只需要一年,甚至更短。”
“这不可能!评级机构有他们的模型,标普和穆迪……”
“标普和穆迪?”摩根咧嘴笑了笑,笑容写满了傲慢,这是真正的蓝血贵族对规则制定者的蔑视,“渡边先生,你似乎忘了一件事,在华尔街,我们不追逐评级,我们定义评级。”
摩根走到渡边武面前,那种压迫感不仅仅来自于身高,更来自于他姓氏背后沉甸甸的历史。
“你是个优秀的银行家,渡边。
但你是个打工的银行家。
你不知道真正的资本是什么样子的。”
摩根吸了一口雪茄,将烟雾吐到对方的脸上,眼神变得深邃而狂妄,开始历数家珍:
“1895年,联邦财政部的黄金储备枯竭,政府面临破产。
华盛顿束手无策。
是我的曾祖父,J.P.摩根,在书房里和克利夫兰总统达成协议,凭一己之力筹集了6500万美元的黄金,买下了整个美利坚合众国的信用。”
“1907年,华尔街爆发大恐慌,股市崩盘,银行挤兑。
当时还没有美联储。
又是我的曾祖父,他把纽约所有的银行家锁在他的图书馆里,把钥匙装进口袋,逼着他们拿出钱来救市。
那一刻,摩根就是美联储,而现在……”
约翰?摩根没有说完,但意思渡边武已经读懂了,美联储就是摩根。
摩根弹了弹烟灰,看着面色惨白的渡边武。
“你引以为傲的AAA评级,是你靠着小心翼翼地省钱,靠乞求投资人得来的。”
“而对我来说,只要摩根士丹利在债券承销书上盖个章,只要我在华尔街放出一句话说我看好东盟,哪怕亚行把钱贷给了一群猴子去修路,那债券在伦敦和苏黎世也会被抢购一空。”
“这就叫信用。”
“信用的本质不是财务报表,”摩根冷冷道,“信用的本质是:谁在为你担保。”
渡边武彻底沉默了。
他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在崩塌。
他用毕生精力维护的金融逻辑,在摩根家族面前,显得如此脆弱和幼稚,就像霓虹面对阿美莉卡一样。
在金融领域,霓虹和华尔街的差距实在过于巨大。
签广场协议的时候,双方都觉得自己赚了。
时间证明,在金融领域,霓虹还差太远太远。
“更何况,你不要忘了,为亚行担保的是白宫、教授和摩根。
总统来来去去,教授永远在NASA,摩根永远在美联储。”
这句话的潜台词再清楚不过,不要以为我们要走的仅仅只是亚行的控制权,我们要走的是东南亚的未来。
“至于你说的回报周期,”摩根走到办公室的亚洲地图前,手指划过东南亚的海岸线。
“我们的战略很清晰:阿美莉卡要要去征服星辰大海。
低端产业都会搬走。
搬到哪里?
就搬到你觉得是无底洞的东南亚。
我们会在这里铺路、架桥、通电。
把这里变成阿美莉卡新的低端车间。
“这不仅仅是经济账,渡边。”摩根转过身,“这是阿美莉卡面对外星文明的战略布局,过去充当这个角色的是霓虹,你难道不清楚吗?
过去旧冷战的时候,我们需要遏制和展示。
霓虹锁死苏俄的出海口,霓虹充当橱窗,向俄国人,向华国人,把东京建设得格外繁华,让他们看看这是capitalism的优越性,这是跟阿美莉卡的好处,哪怕只是给阿美莉卡当狗,也要比自己当自己的主人好得多!
为了橱窗效应,我们可以容忍你们的贸易保护,容忍你们偷窃技术,甚至主动给你们输血。’
摩根的话风一转:
“但现在,渡边,抬起头看看。
我们的竞争对手变成了月球上,火星上甚至是银河系边缘的外星文明时,你觉得,那些外星人会在乎东京的橱窗漂不漂亮吗?你觉得它们会被银座的霓虹灯感化吗?
不,它们不会。
现在是新冷战,同样的,我们需要一个新基地。
我们需要东盟。
看看这里,渡边。
这里有几百万平方公里的热带丛林,天然的防空掩体。
这里有大马的橡胶,印尼的石油,菲国的铜矿。
这里有无穷无尽的土地和年轻的人口。
更重要的是这里有战略纵深。”
我们不仅要在这里建立电子厂。
我们还要在这里建能抗住核打击的重工业堡垒。
我们要把阿美莉卡的中低端产业链全部转移过来,让这里变成地球的底舱。
当战争来临时,霓虹也许会沉没,但这个庞大的热带工业群落,可以源源不断地生产出飞船的零件和炮弹。”
摩根收起拆信刀,随手扔回桌上,发出当啷一声脆响。
“所以,别觉得委屈。
这不是什么阴谋,这是物理学的选择,是地理学的判决。
霓虹作为橱窗的历史使命结束了。
把钱交出来,让合适的地方去干合适的事。
这是我们给你们安排的最好归宿。
本来这个过程可能没有这么快,但谁让你们选错了呢。
所以,别再跟我提什么稳健原则了。”
摩根把雪茄按灭在水晶烟灰缸里。
“从今天起,亚行不再是那个谨小慎微的家庭医生。
它是推土机,它是混凝土搅拌机。
它和即将成立的亚洲投资银行一起,会是阿美莉卡建设东南亚无限透支的黑卡。”
说完,摩根整理了一下身上昂贵的定制西装,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办公室。
“我要去赶飞机了。
吉隆坡的雨季要来了,那是搞基建的好时候,毕竟,泥土软了,才好打桩。”
渡边武瘫坐在椅子上。
窗外的马尼拉湾已经完全黑了。
刚才摩根透露的话比单纯失去亚行的控制权要严重一万倍。
如果仅仅是失去一家银行,霓虹最多是丢了面子,少了在金融界的话语权。
但产业转移?那就是在挖霓虹的根。
渡边武的脑海中,那些引以为傲的霓虹图像开始崩塌。
1971年的霓虹,虽然经济在腾飞,但并没有强大到不可替代。
神户的钢铁、大阪的纺织、横滨的造船,这些依然是霓虹经济的支柱。
霓虹原本的算盘是,利用雁阵模式,自己慢慢爬向高端,然后把淘汰下来的低端产业,一点点,有偿地施舍给亚洲的邻居们,以此永远占据产业链的顶端。
这次教授和摩根直接掀翻了这张桌子。
他们要用霓虹的钱,在东南亚平地起高楼,建设一流的基础设施;然后用阿美莉卡的技术和市场,直接扶持东盟。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在这个新的东盟-阿美莉卡体系中,霓虹被踢出局了。
未来的大马和泰兰德,将不再是霓虹产品的倾销地,也不再是霓虹淘汰产能的接盘侠。
它们将成为阿美莉卡直接控制的世界工厂,生产着比霓虹更便宜的钢铁,更廉价的纺织品,甚至同样精密的电子元件。
而且,这一切的启动资金,还是霓虹出的。
他想到了台北。
台北是猝死,虽然痛苦,但至少痛快。
而霓虹呢?
在这个阴毒的计划里,霓虹不会马上死。
霓虹的工厂还在转,股票还在涨,东京的银座依然灯红酒绿。
但霓虹将面临一种更可怕的刑罚:慢性失血。
血管被插上了管子,血液被源源不断地抽走去滋养竞争对手;四肢被戴上了镣铐,技术封锁与产业绕道,只能在原地看着别人奔跑;而脖子上还拴着狗链,政治与安保的予取予求,连叫一声的权利都没有。
“这不是雁行,”渡边武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仿佛看到了无数只原本应该跟随霓虹飞行的大雁,此刻却纷纷掉转头,“这是凌迟。”
渡边武闭上了眼睛。
他闭上眼,回想起了二战结束的那天。
渡边武记得很清楚。
那天没有钟声,只有收音机里电流的杂音,那是著名的玉音放送。
在霓虹被视为神的人,用一种古奥、晦涩、凡人难以听懂的语调,承认了战败。
没有钟声,只有蝉鸣。
那一年夏天的蝉叫得撕心裂肺,似乎这样就听不到霓虹国民们的哭喊。
在这一刻,在1971年马尼拉死寂的办公室里,在这间只剩下他一个人,无比熟悉的办公室,他确实听到了钟声。
那是幻觉,却比现实更清晰。
那是来自两千公里外,东京芝公园,增上寺的大梵钟发出的轰鸣。
“定位。”
渡边武在黑暗中咀嚼着这个词。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定位就是呼吸,就是存在的理由。
失去定位,比战败更致命。
战败只是肉体的被俘,而失去定位是灵魂的流放。
1945年,霓虹失去了帝国的定位,但阿美莉卡人给了它一个新的定位:防波堤。
1950年,高丽半岛的战争爆发,霓虹获得了新的定位:兵工厂。
1960年,池田勇人提出收入倍增计划,霓虹确立了最新的定位:经济橱窗,向全亚洲展示capitalism的繁荣。
正是这个橱窗的定位,让霓虹得以在战后的废墟上,建起了那座红白相间的钢铁巨塔,东京塔。
它高耸入云,象征着霓虹经济的再次腾飞,象征着这只头雁已经准备好带领亚洲冲向云霄。
可现在,教授走过来,冷冷地把这扇橱窗砸碎了。
“橱窗不需要了,”摩根站在他的身后,就像是走狗,宣告着这位年轻华人给白宫重新制定的战略,他说,“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兵营的地基。”
渡边武感到彻骨的寒意。
如果霓虹不再是橱窗,不再是头雁,那霓虹是什么?
在这个新的,为了对抗星际文明而重组的地球秩序里,霓虹既没有像阿美莉卡那样拥有作为引擎的技术和武力,也没有像东盟那样拥有作为底舱的纵深和资源。
他们卡在中间,不上不下。
资源匮乏,人口短缺,土地狭窄。
“油箱?”渡边武恍惚间想起了一个比喻,“仅仅是一个负责买单的油箱。”
当油烧干的那一天呢?
当亚行的资金被抽干,当霓虹的储蓄被耗尽,当东盟的工厂全面取代了霓虹的产业...
那座东京塔,还会是繁荣的象征吗?
不。
渡边武仿佛看到了未来的景象。
在幻象中,东京塔依然矗立,但它不再发光。
它像是生锈的墓碑,插在东京的心脏上。
而在塔的脚下,增上寺的钟声响了。
咚?
不是新年的钟声,更不是祈福的钟声。
那是暮鼓晨钟里的无常。
回到现在。
摩根心情很好,心情好到甚至愿意和渡边武解释那么多。
这一趟的亚洲行,兵不血刃地就拿下了亚行,让他充分见识到了权力的魔力,以及原来华盛顿可以做的事情还有这么多,我们过去实在对我们的盟友太好了,现在他们已经茁壮成长了,轮到我们收割了。
摩根在马尼拉到吉隆坡的飞机上,正在思考着欧洲有哪个国家可以收割,手段已经成熟。
英格兰?摩根摇了摇头,英格兰通货膨胀严重,罢工不断,希思首相正为了加入欧共体而焦头烂额,现在的伦敦是个烂摊子,榨不出几两油水。
法兰西?摩根皱了皱眉。
法兰西人手里确实有大量的黄金,甚至在过去几年里带头用美元兑换黄金,以此攻击美元。
但蓬皮杜总统继承了戴高乐的傲骨,爱丽舍宫很难缠。
如果要动法国,需要更复杂的手段,现在还不是时候。
意大利?政治混乱,政府像走马灯一样换,经济更是充满了黑手党的味道,实在是不值得。
摩根的目光最终锁定在了欧洲大陆的中心,那个被铁幕切成两半的国家:西德。
摩根的眼睛亮了。
“就是你了,波恩。”
西德是完美的猎物。
它足够肥,战后二十多年的经济奇迹,让西德成为了欧洲的工业心脏。西门子、大众、巴斯夫....
这些工业巨头正在全球攻城略地。
西德马克的坚挺程度甚至超过了美元,德意志联邦银行的金库里堆满了外汇储备。
又足够软,和霓虹一样,西德是二战战败国。
它没有核武器,在政治上是个侏儒。
更重要的是,它比霓虹更恐惧。
霓虹好歹还隔着大海呢,而西德就顶在冷战的最前线。
毛子的坦克集群就在富尔达缺口对面轰鸣,只要莫斯科愿意,一周内就能推平西德。
现在的西德总理是勃兰特。
此时勃兰特正在搞让华盛顿非常不爽的新东方政策。
他在华沙下跪,他在试图和苏俄缓和关系。
在白宫看来,这是一种危险的中立化倾向。
摩根内心想到:“也许收割西德唯一的难题就是说服教授了,让教授愿意对他的母国动手,教授不爱钱,女人,好像也不太感兴趣,名声?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教授名声更高的人吗?实在难办。”
摩根感觉想要收割西德还是太伤脑筋,摆在面前的难题居然是自己的挚友,好在还有时间慢慢谋划。
吉隆坡,巴生河畔,从马尼拉带来的巨款,现在都有了用武之地。
大马的财政部官员,还有刚刚上任不久的敦?阿都?LS首相的特使,正站在摩根身后的泥地里。
他们的皮鞋上全是泥巴,表情谦卑而急切。
“摩根先生,”特使指着远处那片还在滴水的橡胶林,以及更远处被洪水冲垮的堤坝,“只要资金到位,我们会立刻批准八打灵再也二期工业园的土地,还有槟城的自由贸易区。”
“不仅是批准,”摩根用雪茄指了指那片狼藉的土地,“我要你们把这些橡胶树全砍了,把地基垫高三米,我不希望我们的半导体工厂明年这个时候也被水淹。”
“当然,当然,”特使连连点头,“我们会动用军队来平整土地,只要RCA和通用仪器的设备能运进来……”
“它们已经在路上了,”摩根淡淡道,“那些原本要运去高雄的船,现在已经改道向南,大约一周后,就会停靠在巴生港。”
此时,天空又阴沉了下来。
厚重的积雨云再次笼罩了吉隆坡,雷声在远处滚动。
这确实是翻云覆雨。
在自然界,季候风带来了灾难般的洪水。
而在政治界,教授的手腕,把原本流向台北和支撑霓虹野心的资金,硬生生地截断,引流到了这片泥泞的热带丛林。
“看啊,”摩根戴上帽子,看着那一滴滴落下的雨水,每一滴砸在泥坑里都溅起浑浊的水花,“这就是东盟的洗礼。”
“等雨停的时候,这里长出来的就不再是橡胶和锡矿了。”
“这里会长出电子业,长出工业,长出阿美莉卡在亚洲的新锚点。”
摩根转过身,对那些依然在等待他点头的官员们露出了一个标准的华尔街式微笑。
“这笔钱,亚行批了,明天动工。”
雷声炸响。
在吉隆坡的洪灾废墟之上,东盟的工业化引擎,被这个阿美莉卡人按下了启动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