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和元年，辛卯，五月丁卯。

    降劄子：“累据臣僚上言钱法之币”。

    自此北宋历史上最大宗的货币改革正式拉开帷幕。

    北宋出现的“交子”可以毫不谦虚的说是“世界历史上的一次货币革命”。

    也是我国乃至世界史上官办发行的第一个纸币。

    天圣元年成立的“交子务”，也成为世界史第一个带有国家属性的银行。

    自，哲宗绍圣年间“界率增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为始的增发和滥发乃至私法，直接导致了朝廷对经济的管控能力丧失。

    “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而成都之用，又请印造，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增发，使得一场席卷全国的经济危机初现端倪。

    然，“大观中，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的情况，已经到了不得不进行货币改革的地步了。

    也就是说，当时的“钱引”这玩意儿是没有什么准备金的。增发只能加大经济危机的危害。

    遂于政和元年停止收易旧引，恢复“天圣界额”并置本钱。

    这场迫于无奈的货币改革，却基本上全盘否定了，因哲、徽两朝，交子恶性膨胀，于崇宁间，蔡京对“交子”改“钱引”的货币改革成果。

    然此事，不仅仅全盘否定了蔡京的改革结果，也是元佑党对元丰党的一场政治上的清算。于是乎，一场自崇宁就已经偃旗息鼓的党争，再次剑拔弩张。

    在我们漫长的文明史当中，存在长达三百一十五年的宋，无疑是一朵奇葩。

    宋，保持着很多古代社会的特点，但也发展出一些现代社会的雏形。

    而且宋朝的商业信贷、期货贸易、冶金煤矿、制造工业、第三产业以及对外贸易均相当发达，商业化和城市化达到较高水平，拥有财产权的中产阶级和市民阶层渐成气候。

    这些特点表明，北宋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近代社会特点。

    宋朝，之所以被称为中国历史经济、文化、商业的“巅峰”，恰恰不是其古代性。而是因为其具有代表性的现代性。

    也就是这种古代性和现代性的相互撞击下，成就了宋代的辉煌。同时，也埋下了令其灭亡的根苗。

    然而，这种古代性和近代性共存、碰撞，对于当时的统治者而言，无疑是复杂的，不可预见的，同时也没有任何经验可循的。

    他们不仅要疲于应对对外的战争，和其内部，代表了传统的封建阶层和士绅阶层，以及新兴的资本阶层的党派斗争。

    还要对应各种私募资金对国家金融体系的冲击。以及复杂的金融体系恢复，应对货币超发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

    如何和平的化解金融危机，不要说是在一千年前的北宋，就连现在，也是个世界性的难题。

    更加要命的是，还要应对古代社会的惯性，和近代社会的萌生，在那时的物理性碰撞，和属性不同的交接融合而导致的化学性的伤害。

    更加让其疲敝的是，自熙宁年间开始的元丰、元佑两党的“共辅皇图”，逐步演变成崇宁、大观年间的新旧两党血腥的、近似于疯狂的厮杀。

    如果说无限制发行纸币，引发的通货膨胀，压垮了赵家王朝的话，倒是一个欠妥。

    这两者，只能说是最后的，或是其中的一根稻草。

    其中最大的诱因，则是这代表不同阶级的新、旧两党之间的斗争。亦是旧的文人、士族、封建阶层，和新兴社会阶层的一场你死我活的，不带任何私利的厮杀。

    这种厮杀是损人不利己的，也是没有任何对错可言的。

    只是两党都在扞卫自己的信仰，和自己所代表的这个社会阶层的存亡。

    所以，不可调和，亦不可理瑜。

    于是乎，政和元年的这场，旨在抑制国内通货膨胀的经济改革，又毫无悬念的演变成一个复杂的且又简单的两党之争。

    于这场不见血光，却如血磨罗刹场的争斗中。任何中庸之道，自然不会，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是月，再下通州取陈瓘《尊尧集》送编修政典局。

    原先这陈瓘《尊尧集》已经“初取《尊尧集》在正月壬辰”，如今再取，倒是一番波折在里面。

    其中所谓“波折”，盖因“崇宁既建辟雍，诏以荆公封舒王，配享宣圣庙，肇建坐像，了翁愤之”。

    荆公什么人？王安石便是。了翁为谁？陈瓘是也。

    然，这了翁究竟是如何愤怒？为什么愤怒？我等也不甚知晓。

    只知道你这糊涂的小官家，把那王安石的塑像弄到宣圣庙我就不乐意。

    你这样做就是对不住那“天地君亲师”！你就是不听圣人之言！你就是欺师灭祖！总而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违”！

    不过你也不能怪他。

    别说是一场牵扯国家，民资命运的改革。即便是任何一件新事物的出现，也是会有一帮人去毫无理由的去抵制。

    这种抵制不仅是北宋，现代社会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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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现代社会的这种抵制，被包装上了一些所谓“科学”的外衣。

    比如说，居民楼上的通讯信号发射基站。

    据说，这玩意儿能产生让人看不见摸不着的辐射。

    而且，这种辐射是对人体有害的，会破坏人体的微循环的，会导致各种各样不可名状的疾病的。更甚之，言其“乃杀人于无形之利器”也不为过。

    不过，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在国内。在国外烧毁基站的事也时有发生。

    比起我们来，这些个洋鬼子倒是更为激烈。只不过少了头上裹上红头巾，将手中能请下神仙的符咒变成了十字架。

    不过这外籍义和团员们已经进化到不烧电线杆了！改烧5G基站了！

    倒是个异曲同工，五十步笑百百步。却也不乏一个奇观，世界共赏之。

    咱们还是书归正传。

    说这了翁先生出这《尊尧集》影响却有如此的大麽？没事干谁去理他，不看他的书倒也省心。

    却也不能这样说，你当是现在呢？随便写点什么让机器人给审核一下就能在番茄发表？

    现在很多人都用AI写作了。

    倒不是我恶意的去抵制AI写作这个新兴事物。

    不过，写书这事吧，首先是作者和读者之间心灵上的交流。也就是说，我能在这本书里感受到作者的心态，观点。通过人物，场景的读取，而引起心理上的共鸣，和情绪上的共情。

    你这都用机器人了，我也就用机器人跟你聊呗。

    说来说去，最终也是两个机器人在交流。他们就是能聊到天荒地老，里面没作者和读者什么事。

    这样的交流很无聊，也很无趣。

    不可否认，随着AI技术的发展，也会让机器产生人类一样的思想和思考。

    假若真有那么一天来临，我估计，那会也就没我们人类什么事了。

    因为思想这玩意儿没人能控制的了，别说控制别人的思维想法。我都控制不了我自己的。

    书归正传吧。

    在AI没有出现之前。在历朝历代，“出书立说”都是件大事，各朝的朝廷或是政府也有“有所司”去审查。

    就北宋而言，每年“议礼局进礼书，已降指挥各转官内有见系责降人，依例更不推恩，所给告令吏部勾取毁抹”。

    也就是说，这书麽，也就是我让你出你才能出。

    而且，作为中间派的张商英，也有他负责的编书任务。

    于是乎，请上：“请编熙宁、元丰闲事，号为《皇宋政典》，就尚书省置局”

    帝曰：“从张商英建请也”。

    然，至于为什么非要拿了翁先生的《尊尧集》？

    这其中的波折，那就只能问那当时朝中的“二中”了。

    这“二中”且不是董仲舒笔下《春秋繁露·天道无二》的“二中”。乃尚书左丞何执中和知枢密院事的郑居中。

    不过这“持二中者，谓之患”的评价倒是说的贴切。

    然，《尊尧集》此时进京的奥义，恐怕只有这“二中”才能说的清楚。

    于是乎，正月壬辰，诏明州取陈瓘《尊尧集》送编修政典局。

    《尊尧集》小可倒是草草读过。

    其内容主要是针对王安石所撰《熙宁奏对日录》所写。

    谓：《熙宁奏对日录》中所记录的宋神宗的话，大多是王安石这货“假托编造”的，请大家不信谣也不传谣。

    在书中，他还以孔子的“正名”说教来抨击王安石“不明君臣之大分和祖宗不足法”。

    说王安石“不遵祖训示变乱是非”，其学术是出于“刑名度数，性命道德”之说。

    其他的我倒不敢说太多。

    只是这《熙宁奏对日录》，是不是后人代笔？或者是王安石自己没事干瞎编胡说写着玩的？倒是个不太可信。

    《皇宋长编纪事本末》有载：熙宁元年四月，王安石第二次奏对。

    神宗提出:“卿今所言已多，朕恐有遗忘，试录今日所对以进”。

    说白了这个《日录》是神宗皇帝自己要求王安石写的。

    而且皇帝自己也要了一份留档。原因是怕说的事多了，自己记不住。

    也就是说王安石写完了皇帝是要对照着看的。而且，看完之后是需要交由秘书监存档上封事。

    你在里面胡写乱改？估计是有点南极仙翁吃砒霜的意思。

    这样做，你们家的三族都会跟着一起骂你。

    那位说了，这事放在宋朝不是什么大事，因为有“不杀文官”的祖训。

    估计说了也没什么事，言论自由嘛，胡说也无妨。

    别介，你要是穿越到北宋可别这样干。

    我就听说过“不杀言官，以开言路”。至于文官能不能杀，我倒是没听说过什么“祖训”里有明确的说法。

    不过，在当时，你就是骂皇上也没人搭理你。

    但是，你要在“秘书监”存档“上封事”上胡写，或者篡改什么，那麻烦就不是一般的大了。

    而且，这种类似“写日记”的做法，当时朝廷大臣们也会经常这样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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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仅是王安石写这样的“日记”，司马光也有这样的“日记”。

    英宗朝的参执政事赵拚，也着有《日录》，而且，在编修《英宗实录》的时候被采用了的。

    《熙宁奏对日录》本就是“熙宁闲荆公奏对之辞，私所录记”，蔡卞又因其壻，方烜赫用事，于是乎“绍圣以后，稍尊其说，以窜定元佑史牒”书始益章。

    建中靖国初，曾布“主绍述，垂意实录，大以据依”。

    好吧，你说这玩意造假，是别人代写的也得有证据啊？

    还好，北宋没通讯基站，要不然“辐射”这一条肯定也得加上。

    不过也不好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没发现通讯线路，也会有人说那会他们已经开始使用无线电了，那玩意儿辐射更大！

    初读此书时年少，不解其中奥义

    饶是这了斋先生了得。

    《宋史》称其“谏疏似陆贽，刚方似狄仁杰，明道似韩愈”。后人更是称其精神“与岳飞、文天祥同辉”。且共祀于南通文庙等处。

    这妥妥的忠臣一个啊！怎的会撰有如此之言？

    于是问于父上。

    家父曰：硬币两面且都不一样，历史人物也有其复杂性。

    一个人，无论是眼光，还是思想境界，都不可能纵观全局。因为上帝视角也只有上帝才会有。

    况且一个事物的发展过程动辄上百年，人的那点寿命是远远不够的。而且，眼光也不够长远。

    人的寿命和眼光的局限性，只能让他们凭借了本能去坚持自己心中的“道”。

    而且，一个人的人品是不能等同于“道德”的。

    “道”是本性，天性使然，而“德”的存在，是人们克制和约束自身本性的能力。

    就事去评论人本身就是个错误。

    拿“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事来讲。

    好人成佛，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坏人成佛，却只需放下手中的屠刀而已。

    如果照这样说，也太便宜这坏人了吧？

    不能理解是正常的。

    因为你不知道坏人放下心中的屠刀之时，不仅仅是要放弃所有做坏事给自己带来的利益。同时，还要有莫大的勇气，去面对各种各样的极端的因果报应，闷头硬扛，只身向白刃。

    这其中的顿悟、勇气和控制力便是“德”。

    此间的珍贵和勇气及觉悟，要比那九九八十一难来的要难的多。

    一个是内心修境，一个是外境修身。也就是“心杀境”和“境杀心”的问题。

    小子无知，且是不敢去评价了翁的功过是非。

    倒是他的一阙“卜算子”小可甚是喜欢。且书之与诸君共赏。

    咄咄汝何人，眼在眉毛下。

    明月相随万里来，何处分真假。

    问着总无言，有口番成哑。

    荆棘林中自在身，即是知音者。

    然，时代需要变革的。

    而，任何一场变革，都是痛定思痛之后的无奈的洗心革面。

    不可否认王安石、司马光是睿智、博大的。

    他们之间尽管是一个相爱相杀，然却又是一个同心同德，协于克一。

    然后世，这原先“同心同德”、“协于克一”两党，却不可逆转的只剩下相杀。

    况且，宋，由封建专制的古代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为主自给自足的社会，向一个工业化、商业化、城市化的近代经济社会转变。

    这种变革是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参与其中，并成为改革的主导。

    比如说章惇，比如说蔡卞，比如说曾布，比如说蔡京。

    同样，一场变革，是需要一个从内到外的认识才能不至于那么痛苦。

    毕竟，别人用先进文明降维打击你，并且改造你的社会和思想时，是不会那么仁慈的。

    他们不会管你是什么“天人合一”的田园牧歌，也不会在乎你的柴米油盐诗酒花。

    他们采取的方式比较极端。

    比如殖民，比如商品倾销，比如鸦片战争，比如大东亚共荣圈。

    有史以来的文明降维打击，都没有任何仁慈可言。

    而且，实施方并没有任何的负罪感。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在拯救你。

    就好比将那猫猫狗狗阉割了去，只言赠其寿数。让他们不要为一些性欲的事分心，好好的成长一样。

    被人阉割，只不过你的文明维度不够，和你本身的思想的不够开化，不能理解他们的“善意”罢了。

    而一个民族的自我改造，更是需要莫大的勇气。

    敢于面对自己的薄弱，敢于舍弃安逸的诗酒田园，敢于放下自己的“天人合一”和眼前的苟且，敢于直面血淋淋的，勇于剖析自己的手术刀。

    北宋人做不到，是源于他们过于眷恋田园牧歌和他们心中的“道”。

    明朝人做不到，也是为了眼前的苟且不忍剖析自己和自我的割舍。

    于是，才有得八百余年之后，有那么一帮人。

    他们坚韧，他们博大，他们敢于舍弃，敢破敢立，敢于海纳百川。

    他们的牺牲和坚持，让我们这个文明再次像个人一样的站起来，不再担心，被人把我们从这个民族中“阉割”了去。并且，他们有能力拒绝其他文明所谓“善意”的改造。

    如有幸生于他们那个年代，小可不才，愿和自己的父辈一样，立于其麾下，唯其马首是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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