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雷初响，炸开南坊上空的浓云。

    我蹲在井学堂低矮的土墙外，袖口沾着晨露和草灰。

    昨夜那张写着“井底也能看见星星吗？”的灰笺，此刻就藏在我贴身的衣袋里，像一颗不肯落地的心。

    学堂内传来整齐稚嫩的诵读声，一字一句砸进泥土，也砸进我耳中。

    “一不跪天，二不拜官；三验病症，四问根源；五救同难，六传实话；七拒虚名，八破旧规；九立共约，十守此心。”

    《井约十条》——三年前我在疫区教给第一批学徒的自救章程，如今竟成了孩子们开口第一课。

    声音清亮如泉涌石隙，穿透薄雾，直灌入我胸腔。

    我靠着墙根慢慢滑坐到地上，指尖掐进掌心，怕自己哭出来。

    渠童站在讲台前，十二岁的少年已有几分执师之姿。

    他举着一块木板，上面画着药渣、脉象图与疫区地图拼合的“三验法”模型。

    “病从哪里来？验水源！人为什么会死？验药方！谁该负责？验账册！”他嗓音不大，却字字钉地。

    我望着他眉宇间的倔强，忽然笑了。

    这孩子当初饿得啃树皮时，是我用半碗米汤换他一句“我不想死”。

    现在他站在光里，教别人如何活得有骨。

    风卷起窗纸，小满轻手轻脚绕到墙后，塞给我一本粗线装订的册子。

    “你看。”她眼睛发亮，“他们编的。”

    《共活纪事》四个墨迹未干的大字压在封皮上。

    翻开首页，一句话赫然撞进眼里：“一切始于一位不愿留名的疯医娘。”

    我的心猛地一缩。

    疯医娘？他们竟这样叫我？

    手指微颤，我撕下那页纸，动作却极快，仿佛怕迟一秒就会心软。

    转身几步蹭到灶膛边，将纸揉成团扔进去。

    火舌舔上来，黑边卷曲，字迹熔化，像一场无声的葬礼。

    “名字是枷锁。”我低声说，像是对自己，又像是对那些已逝的影子，“故事才是种子。”

    身后传来脚步声，渠童捧着一只陶盒走来，泥胎未上釉，粗糙朴素。

    他仰头看我，眼神清澈坚定：“大家想给您立个‘无名像’——不刻脸，不题字，就放个空陶匣，说是‘装得下所有问题的地方’。”

    我怔住。

    打开盖子的瞬间，呼吸几乎停滞。

    里面静静卧着一枚铜印，崭新泛青，正面光滑无字，背面阴刻一行小篆：“某年某月某日，火说了话。”

    我没有说话。

    良久，轻轻合上盒盖，交还给他：“比雕像更好的纪念，是让更多人敢拿起火钳。”

    当夜，我在灯下收拾行囊。

    包袱里只剩几味随身药粉、一把银针、一本残破医典。

    墙上挂着的旧斗篷褪了色，像一团熄灭的余烬。

    小满坐在门槛上，一声不吭，眼眶红得厉害。

    “娘娘……”她终于开口，声音哽咽，“北疆又有疫病蔓延了。百姓还在喊，请疯医娘救我们……”

    烛火跳了一下。

    我停下手中的动作，缓缓系紧最后一道绳结：“那就让他们自己烧出解药。”

    她抬头，泪光闪动。

    “记住，”我看着她，一字一句，“我不是救星，只是第一个不怕烧伤的人。”

    她突然跪下，额头触地，重重磕了一个头：“那让我替您走下去。”

    我弯腰扶起她，从怀中取出最后一只细长玉管——共感针。

    它曾连通过生死，也曾刺穿过谎言。

    如今针尖依旧寒光凛冽，但我已不再需要它。

    “现在你是引火人，”我把针放进她颤抖的手心，“不是追光者。”

    窗外，春雷再起。

    次日清晨，巷口锣鼓喧天。

    送亲队伍刚出坊门，我就混进了抬轿的行列。

    粗布短打，低头缩肩，没人认出这个背着药箱的老嬷嬷，曾是搅动宫闱风云的“疯医娘”。

    轿帘半掀，新娘侧脸一瞥——竟是当年在我身边抄方子的小丫头，如今眉目清亮，鬓插野花。

    新郎则是渠童的师兄，那个曾为争一口药汤挥刀砍人的莽汉，如今腰间别着记账本和试毒银牌。

    迎亲路上，人群忽然停下脚步。

    有人低声提议，众人应和。

    可我还不能现身。也不能阻止。

    因为这一刻，不属于我了。次日清晨，我混入送亲队伍。

    粗布裹身，斗篷压眉，药箱沉在背上，像一块不肯离身的旧骨。

    锣鼓喧天中，我低着头，脚步踩在青石板与泥路交界处——那是南坊最熟悉的裂缝，三年前疫病初起时，我曾用银针蘸药，在这道缝里画下第一道“隔离线”。

    如今，它已被野草温柔覆盖。

    抬轿的汉子们哼着不知名的调子，节奏却暗合《井约》十句，一句一拍，稳如脉搏。

    我听着，嘴角微扬。

    他们不知道这调子从何而来，只觉顺耳、踏实，像是生来就刻在骨头里的节律。

    轿帘半掀，春风拂面。

    那一眼，我险些松了手里的杠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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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娘侧脸映入眼帘——柳芽般清亮的眉眼，鬓边簪一朵山桃，是阿芜。

    那个当年跪在尸堆旁哭着问我“人死了还能不能醒”的小丫头。

    她曾笨拙地抄错百草名，把“半夏”写成“半夜”，被我罚抄三遍，结果第二天竟背得滚瓜烂熟。

    如今她站在红绸之中，目光坚定，唇角含笑，再不是任人摆布的孤女。

    新郎是渠童的师兄，陈莽。

    曾经为争一口退烧汤，持刀砍伤同袍的男人。

    我亲手缝过他胳膊上的伤口，也见过他深夜抱着病孩低声呜咽。

    此刻他穿着洗旧的青衫，腰间别着两样东西：一本记账册，一枚试毒银牌。

    没有骑马，不坐轿，步行随行，一步一叩首——不过不是向天地高堂，而是向着沿途每一家曾收留过流民的屋檐。

    而我也知道，这一幕，不该有我。

    迎亲队伍行至村口老槐树下，骤然停下。

    人群自动分开，中央腾出一片空地，燃起一坛火。

    火中架着铁盆，盆底铺满黄纸，上面写着婚书——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只有两人亲手按下的血指印，和一句并排刻下的誓言：“愿共查病因，同守良方，生死不负。”

    有人低声喊：“依《井约》第七条——婚嫁自主，礼从心声！”

    众人齐应：“礼从心声！”

    刹那间，婚书投入火坛。

    火焰猛地窜高，卷起一道金红旋风。

    灰烬升腾如蝶，乘风而上，洒向四方村落。

    所有人仰头望着那片飞舞的黑雪，齐声高呼：

    “从此二人共担风雨，自主自择！”

    声音撞破晨雾，震落枝头露水。

    我躲在人群后方，掌心拍得发烫。

    帷帽下的嘴角抑制不住地上扬，眼底却泛起酸涩。

    这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可正是这份寻常中的决绝，让我几乎站不稳脚跟。

    他们不再跪拜虚无的天命，也不再祈求某个“神医”降临。

    他们自己点火，自己立誓，自己成为光。

    这才是真正的痊愈。

    宴席设在井学堂外的空坪上，十张粗木桌拼成长龙。

    菜无珍馐，酒非佳酿，但人人端坐如仪，孩童分食有序，老人优先取汤。

    渠童端着陶碗走来，站在高处，环视四周。

    “今日不止是婚礼。”他声音不大，却穿透全场，“也是我们第一次，不用请‘疯医娘’来断是非的日子。”

    众人轻笑，眼中却有敬意。

    他举杯向虚空致意：“敬那位不知去向的先生——若您还在看，请喝一杯凡人的喜酒。”

    所有陶碗举起，酒液映着焰火跳动，像千万颗不肯熄灭的心。

    我悄然起身，未惊一人。

    转身时，袖角扫过篝火余温。

    我没回头，只将随身携带的最后一包驱寒药放在村医门口——药包上没留名，只画了一朵简笔桃花。

    那是我留给南坊的最后一味“药”：不是治病的方子，而是相信自己能治的念头。

    然后，我步入桃林深处。

    风吹衣袂，落英纷飞。

    脚下的泥土松软湿润，仿佛仍记得三年前无数双赤脚踩过的痕迹。

    我走得极慢，像是要把这片土地的气息，一寸寸刻进肺腑。

    身后忽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娘娘！等等！”

    小满追了出来，发带散了半边，手里挥舞着一封密讯——火漆已裂，边角焦黑，是西北快驿的特级加封。

    她喘得几乎说不出话：“突厥使臣携奇毒入境……军营三十将士昏迷不醒……御医院束手无策……唯有‘共感针法’可解……”

    她死死盯着我，眼里燃着最后一线希望：“娘娘，这次……真的没人会了。”

    风静了一瞬。

    桃花悬在半空。

    我停下脚步，没有回头。

    衣袖被吹得猎猎作响，像一面不肯降下的旗。

    肩头掠过一只蝶影，翩然远去，仿佛带走了一声叹息。

    许久，我才缓缓从怀中取出一本薄册。

    封面无字，内页墨迹淡雅，正是我三年前所着——《共感针诀·启蒙篇》。

    全书不过三十二页，却凝练了共感针法的核心要义：以己身为桥，通他人之痛；以针为引，借气血传识。

    我轻轻放入她颤抖的手心。

    “三年前我就写了十本。”声音很轻，却一字如钉，“藏在十个不同的井底。用药油浸过，防水防火，只等有缘人低头看见。”

    我看向她，目光温和却坚定：“你说，它们会不会已经被人捡到了？”

    她怔住，嘴唇微动，终未出声。

    我没有等回答。

    迈步前行，身影渐融于漫天纷飞的桃花之中。

    身后，是燃烧的婚礼火坛，是孩子们清亮的童谣，是小满握紧医书的手。

    而前方——

    桃花落尽，山道蜿蜒。

    我背着药篓穿行于野岭之间，袖中藏着一张撕碎又拼起的地图——那是三年前我亲手绘制的“百井藏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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