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中国财政资源调查委员会”第一次正式会议，在法国公使馆的宴会厅举行。

    长条桌铺着雪白亚麻桌布，银质咖啡壶冒着热气，但气氛冰冷如霜。

    英国公使萨道义主持会议。这位五十五岁的外交官以冷静着称，此刻却眉头紧锁：“诸位，我们必须在一个月内拿出报告。各国政府都在等消息，军队还驻扎在华北，每一天都在烧钱。”

    日本公使西德二郎第一个发言。他四十三岁，是四人中最年轻的，刻意挺直脊背以显示分量：“帝国政府认为，赔款应至少涵盖三大块：一、各国军费开支；二、侨民财产损失；三、精神损害赔偿。初步估算，总额不应低于六千万英镑。”

    “六千万？”法国公使毕盛差点跳起来，“那是四亿两白银！中国人拿得出来吗？”

    一直沉默的德国公使穆默开口了。这位普鲁士贵族留着威严的八字胡，说话像发布军令：“拿不出来，就分期。三十年，四十年，都可以。重要的是抵押——必须用海关和盐税作保，并且由德国银行统一经办支付业务。”

    这话一出，萨道义和毕盛对视一眼。

    他们知道德国在打什么算盘：控制赔款支付流程，就能收取手续费，还能掌握中国每月的财政流向。更重要的是，这会在金融上把中国绑在德国战车上。

    “统一经办可以，”萨道义慢条斯理地说，“但必须由四国共同监管。毕竟，赔款是大家的。”

    “还有，”毕盛补充，“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必须参与。我们在印度支那有经验，熟悉亚洲金融。”

    西德二郎赶紧跟上：“横滨正金银行也应加入。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最了解其国情。”

    穆默脸色沉了沉，但没反对——他知道吃独食会犯众怒。

    会议进入技术讨论。赫德被请来作证。

    老赫德抱着一摞账本进来，像个老账房先生。他先鞠了一躬，然后开始用平实的英语讲述：

    “根据海关档案，中国目前年进出口总额约三亿两，关税按值百抽五计，应收一千五百万两，但实际只收到九百万两——因为免税品太多，走私太盛。如果能将税率提高到值百抽七点五，并整顿走私，关税可达两千两百万两。”

    他翻到盐税页：“盐税目前是一千三百万两。如果每斤加征一文，可增二百万两；如果改革盐政，取消引岸制，实行就场征税，还可再增三百万两。”

    又翻到常关税：“各口岸常关税混乱，若统归海关管理，年可增三百万两。”

    一笔笔算下来，中国“潜力收入”似乎很可观。

    但赫德最后泼了冷水：“但这些改革，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推行。而现在的清廷……”他摇摇头，“恐怕没这个能力。”

    萨道义问：“那以现状论，中国最多能拿出多少？”

    赫德沉吟片刻：“每年两千万两，是极限。再多，要么加税激起民变，要么拖欠赔款。”

    “两千万两……”穆默心算着，“三十年，就是六亿两。按现在汇率，约合九千万英镑。”

    “太高了。”西德二郎摇头，“按这个数，中国前十年都得借钱付赔款。而能借给他们的，只有我们。”

    这正是列强想要的：逼中国借债，用税收抵押，从而控制中国经济。

    但毕盛提出另一个问题：“如果中国借了债，却还不起利息怎么办？难道我们派兵去收税？”

    赫德笑了，那笑容里有种看透世事的悲凉：“那就只能……换一个能还得起债的政府了。”

    这话说得轻，落在众人耳中却重如千钧。

    换政府？谁来换？怎么换？换了之后，新政府会承认这些债吗？

    这些问题，没人敢深想。

    同一时间，贤良寺西跨院。

    李鸿章躺在病榻上，身上盖着厚厚的锦被，但依然冷得发抖。七十八岁的他，自从去年在广东吐血后，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可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慈禧在西安催，光绪在行在问，各国公使在京城逼。

    “中堂，”幕僚于式枚捧着刚译好的电报进来，“刘岘帅（刘坤一）和张香帅（张之洞）联名来电，说已在上海与英、美领事接触，试探降低赔款的可能性。”

    李鸿章接过电报，手在抖。老花眼看了半天，才看清字迹：“……可争者三：一曰降低本金，二曰免现银赔付，三曰减年息。然各国态度强硬，尤以德、法为甚。”

    他放下电报，闭上眼睛。

    降低本金？难。列强摆明了要狠宰一刀。

    免现银？可能可以谈——中国确实没那么多现银，用关税抵押分期支付，列强反而更能控制。

    减年息？这是关键。按五厘算和按四厘算，三十年差出上亿两。

    “给香帅回电，”李鸿章睁开眼，声音嘶哑，“重点攻年息。可私下向英、美示好，言明若利息较低，将来商务、铁路等利权可优先考虑。另……可透露俄国在东北之贪欲，暗示若赔款过重，中国无力制俄，于各国均不利。”

    这是分化瓦解。英俄矛盾，美德竞争，中日宿怨——列强不是铁板一块，就有缝隙可钻。

    于式枚记下，又问：“那徐寿朋、那桐他们组成的调查组，该如何配合赫德的委员会？”

    李鸿章眼中闪过一丝冷光：“配合？要‘配合’着少报、漏报、瞒报。盐税实际收入比账面多两成？那就报持平。田赋能收三千万？就说两千万。总之，要让洋人觉得，中国就是个空架子，榨不出太多油水。”

    “可赫德那边……”

    “赫德是明白人。”李鸿章咳嗽起来，于式枚赶紧递上痰盂。吐出一口带血的痰后，他继续说，“他在中国四十多年，知道分寸。把中国逼死了，他的海关总税务司也当到头了。他会……帮着我们说话的，在不过分的前提下。”

    这就是李鸿章的政治智慧：利用对手内部的矛盾，利用个人关系的羁绊，在绝境中找生路。

    可他知道，这生路也很窄。

    “还有，”他忽然想起什么，“香港那份杂志……《远东商业评论》，是谁办的？”

    于式枚一愣：“听说是南洋华侨的资本，主笔是个化名。文章写得犀利，直指要害。中堂觉得……”

    “有用。”李鸿章缓缓道，“洋人怕中国乱，乱了他们的生意就完了。这篇文章，正好说中他们的心病。让下面的人，私下把文章内容散出去，尤其要让上海、汉口的外国商会看到。”

    他顿了顿，补充一句：“但别说是我让散的。”

    “明白。”

    于式枚退下后，李鸿章独自躺在榻上，望着顶棚的彩绘。那是西狩前新绘的“八仙过海”，色彩鲜艳，仙人们神态逍遥。可他现在只觉得讽刺——八仙能过海，大清却要溺死在赔款的汪洋里。

    窗外传来乌鸦的叫声，凄厉如哭。

    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三（1901年3月24日），北京法国公使馆。

    壁炉里的炭火烧得正旺，毕盛公使却依然觉得冷。这种冷不是来自北京初春的寒意，而是来自他手中那份迟迟未能兑现的战报——欧贝上尉第三次进攻东天门失败，法军又丢下二十七具尸体，伤员挤满了保定府的临时医院。

    “废物。”毕盛用母语低声咒骂，将战报扔进壁炉。羊皮纸在火焰中卷曲、发黑，最后化作几片飘飞的灰烬，像战场上烧焦的旗帜。

    窗外，东交民巷的法国兵营正在换岗。士兵们皮靴踏地的声音整齐划一，刺刀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冷光。这些士兵足够征服北京的城门，却拿不下太行山深处那道险隘。

    秘书敲门进来：“公使阁下，庆亲王和李中堂已经到会客室了。”

    毕盛整理了一下领结，对着壁炉上方的镜子照了照。镜中的法国贵族面容瘦削，鹰钩鼻，薄嘴唇，眼神像淬过火的钢——这是他在中国待了八年练就的眼神。八年，足够让一个外交官学会如何在文明与野蛮之间游走，如何用条约和子弹达成目的。

    会客室里，庆亲王奕匡正不安地搓着手。这位皇室贵胄穿着杏黄色亲王袍，但袍子有些皱，袖口沾着墨迹——那是昨夜抄写给西安行在的奏折时不小心沾上的。李鸿章坐在他旁边，闭目养神，手杖靠在椅边，仿佛随时准备起身离开。

    “亲王殿下，李中堂。”毕盛走进来，没有寒暄，直接递上一份照会，“这是法兰西共和国的正式要求：驻守直隶、尤其是晋冀边境的所有清军，必须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入山西境内。”

    奕匡接过照会的手在抖。纸是上好的荷兰棉纸，法文、中文并列，每一个汉字都工整如印刷，但内容却像刀子：

    “……为确保和谈顺利进行，避免军事冲突再起，请清廷即令驻防井陉、东天门、固关等处之清军悉数退入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