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八点，李春梅来了。

    没敲门，推门就递来一只粗布包。

    打开是五副算盘，大小不一，木色深浅不同，横梁上各刻着一个井号：东1、东2、中3、西4、北5。

    她一句话没说，放下就走，只在门口顿了顿：“珠子数，是你爹当年记的。”

    周科长摸着东1号算盘梁上那道刻痕，指尖停在“17”上——1953年东井片区应急响应17人次。

    再看东2号，“23”。

    中3号，“31”。

    数字不是随机排布，是累加序列，差值恰好等于各井间管网震波传导耗时。

    他突然明白了：这不是计数工具。是调度图谱。

    凌晨一点，王建国敲门。

    没带饭盒，只递来一张皱巴巴的素描纸——小磊画的。

    纸上是锅炉房废墟剖面图，几条虚线从井口出发，绕过断墙、穿入地砖缝隙，最终汇聚于五处圆点。

    每个圆点旁标注着震动反馈节点，其中第七个，被红圈重重套住，旁边一行稚拙小字：“聋哑班王老师说，这里要用手掌贴地，听不到，但能‘感’到。”

    周科长怔住。

    他打开手机，翻出三天前那段井口倒影视频——慢放至第七帧，水面涟漪的扩散中心，正对准图纸上那个红圈。

    他关掉Excel，新建文档，标题改作《第七式校准协议（手震-声纹-水纹三重锁定）》。

    同一时刻，白烨家书房灯还亮着。

    桌上摊着卢中强寄来的牛皮纸信封，里面是两张cd、一份声纹比对报告，还有一张泛黄老照片：1953年纺织厂交接班合影，后排最右，一个穿工装的年轻人正拨动算盘，手指姿势，与小磊第七拍落掌时的腕角，完全一致。

    他拿起红蓝铅笔，在报告末页空白处写：“或可视为分布式人机协同雏形。”

    蓝笔写完，又用红笔在“雏形”二字下，划了三道横线。

    笔尖停住。

    窗外，整条东三井巷子的水管，极轻地嗡了一声——不是震，是应。

    周科长没睡。

    他把那张茶渍工作证从公文包里取出，轻轻放在桌面中央。

    证件背面，“哆”音符号已干透，边缘微翘，像一枚等待叩响的引信。

    而徐新发来的数据中心能耗对比表，正静静躺在他邮箱草稿箱里，标题未改，发送键未按。

    窗外，天光将明未明。

    槐叶落尽的枝杈，在渐亮的天色里，显出一种近乎锋利的轮廓。

    天光刺破云层时，西直门街道办旧礼堂的木地板开始微微返潮。

    双轨议事会准时开场。

    左排是体制席：周科长坐正中，袖口扣至最上一颗；王建国斜坐半寸，膝盖上摊着一页手写纪要；两位区里来的科员笔记本封皮朝外，印着“网格化治理能力提升培训班”烫金字。

    右排是群众席：李春梅抱着搪瓷缸子，小磊蹲在最后一排台阶上，脚边搁着半块粉笔；于乾没来，但桌上放着他那本翻毛边的《快板节奏与市政管网共振关系初探》；秦峰坐在后排靠窗处，手机屏幕亮着共养链App实时数据流——井口声纹采集率87.3%，第七节点延迟下降至0.4秒。

    周科长没开口。

    他只把那张茶渍工作证推到长桌中央。

    证件背面，“哆”音符号翘起一角，在晨光里像一道未愈合的切口。

    徐新没碰笔记本。

    他从公文包取出打印好的数据中心能耗对比表，纸张雪白，折痕锐利，轻轻压在证件右侧。

    两样东西并排躺着，像一份未签字的契约。

    奶奶拄着竹杖进来时，没人起身。

    她径直走到桌前，布包解开，五副算盘依次摆开——东1至北5，木色由深转浅，梁上刻痕如年轮。

    她没看任何人，只用指腹摩挲东1号横梁上那道“17”，声音不高：“谁能让对应井口倒影显字，谁就占这席。”

    没人应声。

    小磊第一个试。

    他冲到东1井口，敲三下快板，水面晃动，只浮出几道乱纹。

    李春梅接上，用快板边沿刮井沿，涟漪扩散，字形仍散。

    秦峰调出App声波叠加功能，输入第七式校准频率，水面泛起细密圆圈，却无字迹。

    白烨一直没动。

    直到奶奶把东2号算盘推到他面前——紫檀色最深，梁上刻着“23”，背面隐约可见一道浅浅墨线，是当年用蓝黑墨水写的“白工”二字。

    他伸手。指尖发颤。

    拨珠顺序不是从左到右，也不是按传统九归法。

    他记得父亲教过：震波先达东2，再传中3，所以第二颗珠该拨下，而非第一。

    他屏住呼吸，左手压住算盘底框，右手拇指抵住第三档下珠，食指轻挑——“嗒”。

    水面一条。

    再拨中3号，指法微偏，腕角压低七度——“嗒”。

    水面涟漪收束成环。

    第五次落指，他闭眼，照着记忆里交接班广播前那段前奏的顿挫节奏，左手无名指同步叩击井沿内壁。

    水面静了半秒。

    然后，倒影里缓缓浮出八个字，墨色沉实，边缘微漾：文艺为生产服务。

    全场无声。连窗外麻雀扑棱翅膀的声音都停了。

    白烨没抬头。

    他慢慢松开手指，算盘珠悬在半空，迟迟不落。

    喉结上下滑动一次，像吞下了一整段被删改三十年的稿纸。

    他忽然说：“我申请……旁听席转正式席。”

    话音落下，窗外风过檐角。

    五副算盘珠子齐齐轻震，嗡鸣叠成一声余响。

    几乎同时，所有人手机震动。

    共养链App弹出系统通知，字体简洁，无图标，无跳动动画：

    席位随声定，不随印封。

    周科长低头，看见自己袖口沾了点粉笔灰。

    徐新合上电脑，屏幕暗下去前，最后一行数据是：声控启闭阀响应误差≤0.08秒。

    奶奶转身出门，竹杖点地声笃、笃、笃，稳得像敲在节拍器上。

    而白烨仍坐着，手指悬在东2号算盘上方，离那颗悬而未落的珠子，仅差半毫米。

    他没碰它。

    可指腹已沁出汗意，在晨光里泛出一点微光。

    双轨议事会散场后，白烨没回家。

    他坐在书房旧藤椅里，膝上横着一副紫檀算盘——木色深得发乌，梁上刻痕被摩挲得泛出油光，右下角一道墨线，是“白工”二字，三十年前用蓝黑墨水写的，如今只剩淡影。

    他左手按住底框，右手拇指悬在第三档下珠上方，迟迟不落。

    不是不会拨。是不敢拨错。

    昨夜那八个字浮出水面时，他指腹沁汗，喉头发紧，像吞下整页被退稿的稿纸——不是写得不好，是时代说它不合时宜。

    可倒影里的“文艺为生产服务”，偏偏是他父亲在交接班广播里念过的第一句台词，也是他少年时抄在笔记本扉页、又被红笔划掉的唯一一句。

    他起身，拉开书柜最底层抽屉。

    铁皮锈了，拉出半截便卡住。

    他用力一拽，抽屉滑出，震得桌上茶杯轻跳。

    里面压着一本硬壳册子，封皮褪成灰黄，烫金早已磨净，只余凹痕：“1953年北京市西城区文艺工作手册（内部试用）”。

    他翻到第47页，“快板传令”四字印在铅字标题栏下，正文三行，讲的是节奏编码与片区响应对应关系。

    页脚一行手写批注，墨色比正文深，笔锋却更滞涩，像是写完就后悔了：

    “非录音可存，唯人能续。”

    他盯着这七个字看了很久。

    手指无意识叩击桌面，一下，两下，第三下停住——正是昨夜第七式校准频率的起拍点。

    窗外天光微青，槐枝影子斜扫进来，在书页上缓缓爬行。

    他忽然起身，从床底拖出一只铁皮箱，掀开盖子，取出一台老式磁带录音机。

    胶带早干裂了，他拆开外壳，用镊子夹出半截残带，凑近耳畔——嘶嘶的底噪里，隐约有段快板过门，短、长、短、顿……第七下之后，是一声极轻的铜铃响。

    不是录音。是记忆在复刻。

    他放下录音机，重新坐回藤椅，闭眼，默数心跳。

    数到第七下，右手落下，拇指推珠。

    珠子撞梁，声音清而沉，震得桌角一杯凉茶微微晃。

    他睁开眼，盯住水面倒影——没有字，只有涟漪。

    可就在涟漪将散未散的刹那，他听见楼下水管传来一声极轻的嗡鸣，与昨夜东三井巷子应和的频率，分毫不差。

    他没再拨第二下。

    只是把算盘轻轻放回膝头，用指腹一遍遍摩挲那道“白工”墨线，直到指尖发烫。

    次日清晨六点四十分，王建国拎着五副新擦过的算盘进了街道办旧礼堂。

    他本打算按井号贴名牌：东1、东2、中3、西4、北5，排成弧形，留出主位。

    刚撕开胶带，奶奶拄着竹杖来了。

    她没说话，径直走到长桌中央，接过王建国手里的算盘，一一摆开——东1至北5，木色由深转浅，横梁朝外，刻痕朝上。

    王建国刚要递胶水，她抬手止住：“席位不是分的，是认的。”

    话音落，竹杖点地。

    青砖地面微震，幅度小得几乎不可察。

    可就在那一瞬，中3号算盘——紫檀色最浅、梁上刻着“31”的那一副——五颗算珠齐齐向右滑动半寸，停在第七档正下方，恰好对准昨夜白烨坐过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