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3月21日上午八点多，天津市塘沽区老弯道一带还弥漫着晨雾和咸湿的空气。

    住在这一片的张海华刚出门，就看见邻居周娘正颤巍巍地提着水桶朝水井走。

    “周娘，我帮您打吧！”张海华快步上前，伸手要接过水桶。

    “不用，我自己行。”周娘声音不大，但很坚决。她常年独自生活，早已习惯了自己的事自己扛。

    两人推让间，铁桶叮当作响。最终张海华拗不过，只好目送她佝偻着身子，一步一步挪回家。那时他绝不会想到，这竟是周娘最后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

    一整天，邻居们都没再见到周娘忙碌的身影。她家的木门虚掩着，几次推看，屋里都静得可怕。直到深夜，热心的街坊终于慌了神，连忙报告了派出所。

    来的是一老一少两名警察。推开那扇未锁的屋门，一股陈旧气息扑面而来。正对门是一张三屉桌，左边叠着两只木箱，旁边是一张旧床。

    右手墙角立着一个单门衣柜——几乎就在同时，两名警察的目光都钉在了那柜门上。

    柜门框上赫然有几处砸痕，一颗颗钉子深陷木中。年轻警察小心捏住拉手试了试，门纹丝不动。他们找来钳子起出钉子，缓缓拉开柜门——

    周娘蜷缩在柜中，又矮又瘦的身体缩成一团，头部、脸颊、颈部浸满暗红血迹。

    她死了。

    周娘本名周顺安，56岁的人看上去却像65岁。生活把她磨砺得干瘦而苍老。她有个不太灵光的儿子，常年在外地工作。

    年轻民警飞奔回所报告，分局刑警队长伍志远立刻掐灭手中半截香烟，带队冲入夜色，疾赴现场。

    技术员季良和法医孙世文是两位经验丰富的老公安。他们外貌相似、衣着随意，工作风格却极其沉稳。勘查灯亮起，孙世文以冷峻的目光检视伤口，季良则专注查看带血的搓衣板和斧头。

    “钝器击打致昏，后利器割颈，失血而亡。”孙世文言简意赅。

    “凶器都是现场的。钉子、榔头也是就地取材。墙上有刮擦痕迹……”季良低声补充。

    勘查持续到天亮。一大早，分局张副局长赶到——一位红脸膛、中等身材、脾气急躁的中年人。这是他主管刑侦后遇到的第一起命案。

    “老太太有存款？首饰？存折？”他连声发问。

    “不可能，”邻居摇头，“她穷得叮当响，有虱子也都是瘪的。”

    “要说她有仇人，那这世上就没好人了。她心善得像菩萨，孩子们饿了渴了都来找她。”

    可菩萨终究是被杀了。还被塞进柜子，钉了起来。

    “是流窜犯干的！”张副局长挥着手断言，“只有流窜犯才不管贫富，见人就下手！”

    “可她家啥也没少啊？”伍志远疑惑。

    “等杀完了才发现没钱，可不就跑了么！”

    老弯道这地方，名副其实。弯弯曲的小路通向白茫茫的盐田，四排简易平房窝在水洼之中。周娘就住在其中一间。

    这里的水又咸又涩，唯一能饮用的只有百米外的一口深井。周娘正是在那里打水时被邻居最后看见的。

    “我瞧见她进屋的，绝对没人跟着。”一位宽下巴、头发凌乱的老太太笃定地说。

    “说不定那混蛋早就猫在屋里了！”伍志远骂了一句。

    张副局长本想速战速决，可望着四通八达的盐田，他也不禁皱眉——若是流窜作案，线索就难找了。

    他上报市局。九点半，市局治二处贾处长带人赶到。

    “勘查完了？”贾处长问。

    “嗯。”张副局长头也不抬。

    “有线索？”

    “没。”

    “动机是什么？”

    “抓了人才知道！”张副局长语带不耐。

    贾处长却突然问：“搓板是案犯自带的吗？”

    “不是，是周娘家的。”

    “斧子？钉子？榔头？”

    “也都是。”

    “那就对了，”贾处长斩钉截铁，“流窜犯会特意带钉子和榔头就为了钉柜子？这明显是熟人作案，临时起意、掩盖痕迹！”

    张副局长一时语塞。

    贾处长进一步分析：“只有熟人才会藏尸刮墙，拖延时间好处理证据。你看这现场——血都没处理干净，脚印模糊，手法幼稚。这不是流窜犯，是身边人干的！”

    “重新调查！”张副局长终于信服，振作起来。

    新一轮走访中，一位宽下巴大娘坦言：“要说谁跟周娘最好……那得是我。要说还有谁常去……就是对门郎士林那孩子。”

    “郎士林？”

    “十五六岁，半大不小，有点虎了吧唧的，常帮周娘跑腿，周娘也常给他吃的。”

    另一邻居也印证：“小林子上午是去过周娘家……具体几点说不清。他老去，没人当回事。”

    刑警立刻转向郎士林家——与周娘家背靠背，门朝另一边开。

    在郎士林家中，贾处长一眼瞥见窗外小厨房顶上的木盆。盆中还湿着，像是刚用过。

    技术员上前撒下药粉——盆底迅速呈暗绿色。是血迹。

    “洗洗涮涮有血迹也正常。”张副局长仍持谨慎。

    但贾处长又从窗台上拎起一双刚刷过的松紧口布鞋。同样检出血迹。

    郎士林的母亲被叫来问话，神情逐渐慌乱。

    “鞋是谁的？”

    “我儿子小林的。”

    “谁刷的？”

    “他自己。”

    “你儿子人呢？”

    “上学去了……”

    可学校说他根本没来。有同学说，他看电影去了。

    终于在电影院找到郎士林时，警方注意到他穿的旧衬衫胸口有一道道不自然的白痕。

    张副局长拉起他衣服细看：“这是什么？”

    郎士林低头不答。

    伍志远用冰棍棒轻轻一刮——白痕之下，是尚未洗净的血迹。

    化验结果很快出来：木盆、鞋、衬衫上的血，均与周顺安血型相同。

    审讯室里，十六岁的郎士林身体发育得像成年人，脸却仍是个孩子。他黑黑的长圆脸低垂着，面无表情。

    “郎士林。”

    “嗯。”

    伍志托起他的脸：“说说吧，怎么回事？”

    “是我杀了周奶奶……”

    他哽咽起来：“会枪毙我吗？”

    “你还是个孩子，好好交代，好好改造，不会的。”

    郎士林用袖子抹了把眼泪，断断续续地道出经过：

    “昨天上午……我看周奶奶出去打水，就进了屋。总是看见她箱子上放着一块表……上海牌的，旧的。

    我拿起来听，咔咔响……我揣进口袋，又放回去，又拿回来……后来周奶奶回来了。

    她看看我，又看看箱子……她叫住我，我把表还她。她转身放表的时候……我拿起搓衣板，从后面打她……”

    “她倒了……我又用斧子砸，用小刀割她脖子……我怕人发现，把她抱进立柜，钉了起来。”

    “表呢？”

    “扔进水坑了……”

    伍志远停下笔，久久注视着这个半大孩子。一块旧表，一时贪念，竟让一个善良的老人丧命。

    如果在那样的岁月，这样一个孩子也能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哪怕只是最便宜的那种——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

    可惜，人生没有如果。

    郎士林最终受到法律的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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