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乙巳年）
春天正月，韦挺因为没有提前去查看漕渠情况，结果六百多艘运米的船到了卢思台旁边，因为河道浅被堵住，没办法前进。他被戴上枷锁押送到洛阳。丁酉日，他被开除官籍，皇上让将作少监李道裕接替他的工作。崔仁师也因此事被免官。
沧州刺史席辩因为贪污，二月庚子日，皇上下诏让各地来京朝集的官员都去围观，然后把席辩杀了。
庚戌日，皇上亲自率领各路大军从洛阳出发，任命特进萧瑀为洛阳宫留守。乙卯日，皇上下诏：“我从定州出发后，就让皇太子监国。”已经退休的开府仪同三司尉迟敬德上书说：“陛下您亲自去征讨辽东，太子在定州，长安和洛阳这两个重要地方就空虚了，我担心会发生像杨玄感那样的叛乱。再说了，辽东那小地方的蛮夷，不值得您御驾亲征，希望您派一支偏师去征讨，很快就能把他们消灭。”皇上没听他的，任命尉迟敬德为左一马军总管，让他跟着一起出征。
丁巳日，皇上下诏追谥商朝太师比干为忠列，让相关部门把他的墓修缮好，每年春秋两季用羊、猪祭祀，还安排附近五户人家负责打扫。
皇上从京城出发的时候，授权房玄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处理事情，不用再上奏请示。有人到房玄龄留守的衙门，说有秘密要汇报。房玄龄问是什么秘密，那人回答：“说的就是你。”房玄龄就派人把这人送到皇上那里。皇上听说留守衙门送来了告密的人，很生气，让人拿着长刀站在前面，然后才召见告密者，问他告谁，告密者说：“告房玄龄。”皇上说：“果然不出所料。”下令把告密者腰斩了。然后写诏书责备房玄龄对自己没信心，还说：“再有这种事儿，你可以自己直接处理。”
癸亥日，皇上到了邺城，亲自写文章祭祀魏太祖曹操，说：“曹操面临危机能随机应变，预测敌情会使用奇招，作为一个将领，他智谋绰绰有余，但作为帝王，他的才能就不够了。”
这个月，李世积的军队到了幽州。
三月丁丑日，皇上的车驾到达定州。丁亥日，皇上对身边大臣说：“辽东本来就是咱们中原的地盘，隋朝四次出兵都没能收复。我现在东征，一是为中原人报当年子弟战死的仇，二是帮高丽人洗刷他们君主被杀的耻辱。而且天下四方基本都平定了，就剩下辽东这块还没搞定，所以趁着我还没老，凭借士大夫们多余的力量把它拿下来。我从洛阳出发后，只吃肉和饭，春天的蔬菜都没吃，就是怕给大家添麻烦，让大家操心。”皇上看到生病的士兵，就把他们召到御榻前慰问，然后交给当地州县好好治疗，士兵们没有不感动高兴的。还有些没被征调入伍的人，自愿自己准备装备参军，这样的人有成千上万个，他们都说：“我们不图朝廷的功勋赏赐，就想为了辽东的事儿拼死一战！”皇上没答应。
皇上要出发了，太子连着哭了好几天。皇上说：“现在留你在这里镇守，还安排了很多贤能的人辅佐你，就是想让天下人见识你的风采。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任用贤能，赶走不贤的人，奖赏好人，惩罚坏人，做到公正无私。你应该努力做好这些，哭哭啼啼的干啥！”皇上任命开府仪同三司高士廉代理太子太傅，让他和刘洎、马周、少詹事张行成、右庶子高季辅一起处理机要事务，辅佐太子。长孙无忌、岑文本和吏部尚书杨师道跟着皇上一起出征。壬辰日，皇上的车驾从定州出发，皇上亲自佩戴弓箭，还在马鞍后面绑上雨衣。任命长孙无忌代理侍中，杨师道代理中书令。
李世积的军队从柳城出发，故意大张旗鼓，做出要从怀远镇出兵的样子，却偷偷派军队向北直奔甬道，出乎高丽人的意料。夏天四月戊戌初一，李世积从通定渡过辽水，到了玄菟。高丽人吓坏了，各个城邑都紧闭城门，加强防守。壬寅日，辽东道副大总管江夏王李道宗带着几千士兵到了新城，折冲都尉曹三良带着十几名骑兵直接冲到城门下，城里的人都惊慌失措，没人敢出来。营州都督张俭带着胡人的军队作为前锋，前进渡过辽水，向建安城进军，打败了高丽的军队，斩杀了几千人。太子拉着高士廉和自己坐在同一张榻上处理事务，又让人给高士廉另外设了个桌子，高士廉坚决推辞。
丁未日，皇上的车驾从幽州出发。皇上把军中的物资粮草、器械装备、文书簿册等事务都交给岑文本处理。岑文本日夜操劳，亲自调配物资，手里一直拿着算筹和毛笔，累得精神都快耗尽了，说话做事都和平常很不一样。皇上看到后很担心，对身边的人说：“岑文本和我一起出来，恐怕没法和我一起回去了。”就在这一天，岑文本突然得了重病去世。当天晚上，皇上听到军中传来严鼓的声音，说：“岑文本去世了，这鼓声我不忍心听，下令撤掉。”当时右庶子许敬宗在定州，和高士廉等人一起掌管机要事务，岑文本去世后，皇上把许敬宗召来，让他以原来的官职检校中书侍郎。
壬子日，李世积和江夏王李道宗攻打高丽的盖牟城。丁巳日，皇上的车驾到达北平。癸亥日，李世积等人攻下盖牟城，俘获两万多人，缴获粮食十多万石。
张亮率领水军从东莱渡海，去袭击卑沙城。卑沙城四面地势险要，只有西门可以上去。程名振带兵在夜里赶到，副总管王大度率先登上城墙。五月己巳日，攻下卑沙城，俘获男女八千人。又分别派总管丘孝忠等人到鸭绿江边炫耀武力。
李世积进军到辽东城下。庚午日，皇上的车驾到达辽泽，这里有二百多里的泥沼地，人和马都过不去。将作大匠阎立德让人铺上土修了座桥，军队才顺利通过。壬申日，渡过辽泽向东进发。乙亥日，高丽派四万步兵和骑兵来救援辽东，江夏王李道宗带着四千骑兵迎头阻击。军中很多人都觉得双方兵力悬殊太大，不如挖深沟、筑高垒，等皇上的大军到来。李道宗说：“敌人仗着人多，小看咱们，他们远道而来，疲惫不堪，咱们出击一定能打败他们。况且咱们作为先头部队，就该扫清道路，迎接皇上，难道还要把敌人留给皇上吗！”李世积也觉得他说得对。果毅都尉马文举说：“不遇上强劲的敌人，怎么能显出咱们壮士的本事！”说完就策马冲向敌人，所到之处敌人纷纷败退，大家心里才稍微安稳了些。双方交战之后，行军总管张君乂却往后退，唐军形势不利。李道宗收拢零散的士兵，登上高处观察，看到高丽军队阵脚大乱，就带着几十名勇猛的骑兵冲了进去，在敌阵中左冲右突。李世积也带兵来帮忙，高丽军队大败，被斩首一千多级。
丁丑日，皇上的车驾渡过辽水，然后拆掉桥，以此坚定士兵们战斗的决心。大军在马首山扎营，皇上犒劳赏赐江夏王李道宗，破格提拔马文举为中郎将，还把张君乂斩首。皇上亲自带着几百名骑兵到辽东城下，看到士兵们背着土去填护城河，皇上就挑出最重的土块，在马上拿着，随行的官员们也争着背土到城下。李世积攻打辽东城，日夜不停，打了十二天。皇上带着精锐部队赶来会合，把城围了几百层，击鼓呐喊声震天动地。甲申日，南风刮得很急，皇上派精锐士兵爬上冲竿的顶端，点燃城西南的城楼，大火蔓延到城中，皇上趁机指挥将士们登城。高丽人奋力抵抗，但还是敌不过，辽东城被攻克。这一战杀死一万多高丽人，俘获一万多士兵，还有男女共四万人。皇上把这座城改成辽州。
乙未日，唐军向白岩城进军。丙申日，右卫大将军李思摩中了弩箭，皇上亲自为他吸伤口的血。将士们听说后，没有不感动的。乌骨城派一万多士兵来为白岩城声援，将军契苾何力带着八百精锐骑兵迎击。契苾何力奋勇冲入敌阵，腰上被长矛刺中。尚辇奉御薛万备单人匹马冲过去救援，在万人之中把契苾何力救了回来。契苾何力更加愤怒，包扎好伤口继续战斗，他的骑兵们也奋勇出击，终于打败了高丽军队，追出去几十里，斩首一千多级，直到天黑才停战。薛万备是薛万彻的弟弟。
【内核解读】
贞观十九年唐征高丽：盛世君主的雄心与时代的双面镜
这段史料以唐太宗亲征高丽为主线，勾勒出贞观盛世下唐朝的政治纪律、军事能力与君主担当，同时也暗藏着封建战争的残酷代价与决策风险，可从四个维度解读其现代启示：
政治治理：严明纪律与“授权-制衡”的早期实践
贞观时期的法治严明在史料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韦挺因未提前勘察漕渠导致运粮受阻，直接被“除名”；沧州刺史席辩因贪赃，竟被诏命朝集使“临观而戮之”，这种“公开处刑”既是对贪腐的零容忍，也是对地方官员的震慑，契合贞观朝“吏治清明”的底色。
而房玄龄的“留守故事”更具深意：太宗赋予其“便宜从事”的权力，却因“告密事件”一度动怒，最终又下诏“更有如是者，可专决之”。这一转折既体现了君主对核心重臣的绝对信任，也暴露了封建集权下“授权”的脆弱性——信任的基础仍是君主的个人判断，而非制度性保障。
军事策略：巧劲与蛮力的交织，勇气与风险的博弈
唐军的初期胜利，离不开战术层面的“巧”：李世积“多张形势，若出怀远镇”却“潜师北趣甬道”，用声东击西打高丽一个措手不及；张亮攻卑沙城时，程名振夜袭、王大度先登，抓住“惟西门可上”的漏洞精准突破，展现了古代军事“料敌设奇”的智慧。
但战场上也不乏“险”与“刚”：江夏王道宗以四千骑迎击四万高丽军，顶住“众寡悬绝”的压力主动出击，马文举“策马趋敌，所向皆靡”的勇猛，最终扭转战局；反观张君乂的“退走”，则直接被太宗斩首——严明的军纪既是唐军战斗力的保障，也透着战争对人性的碾压。
不过，尉迟敬德的劝谏也点出了关键风险：“长安、洛阳心腹空虚，恐有玄感之变”。太宗执意亲征，虽有“为中国报子弟之仇”的大义，却也带着“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馀力以取之”的个人雄心，这种“万乘亲征”的决策，本质上是将国家安危系于君主个人判断，幸运的是贞观朝有高士廉、刘洎等贤臣辅太子监国，才未重演隋末杨玄感之乱的悲剧。
君主领导力：“共情式治理”的典范与局限
唐太宗的个人表现，是这段史料中最具感染力的部分，也塑造了“明君”的经典形象：见病卒“召至御榻前存慰，付州县疗之”，让士卒“莫不感悦”；亲征时“唯啖肉饭，虽春蔬亦不之进”，自称“惧其烦忧故也”；甚至在辽东城下“上分其尤重者，于马上持之”，与士兵同负土填堑；李思摩中弩矢，他“亲为之吮血”——这些细节并非单纯的“作秀”，而是通过“共情”凝聚军心的治理智慧，也是贞观朝“君民同心”的根源之一。
但这种领导力也有局限：他为岑文本的去世“命撤严鼓”，惋惜其“精神耗竭”，却无法改变“军中资粮、器械、簿书委一人”的制度性缺陷——岑文本的“暴疾而薨”，本质是战争后勤压力集中于少数人身上的必然结果，君主的个人惋惜，弥补不了制度层面的资源分配问题。
战争代价：盛世光环下的隐性消耗
这段史料多记唐军胜利（拔盖牟城、辽东城，获人口、粮草无数），却也藏着不易察觉的代价：岑文本因后勤操劳而死，是行政系统的损耗；“所杀万馀人”“斩首千馀级”的战绩背后，是双方士兵的生命；太宗“撤桥，以坚士卒之心”，看似坚定军心，实则也断绝了士兵的退路，透着战争的残酷本质。
更值得深思的是，太宗称“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将亲征定义为“雪耻”，但这场战争并未彻底平定高丽，反而为高宗朝持续征辽埋下伏笔。贞观盛世的国力支撑了此次亲征，却也让君主低估了边疆战争的长期消耗——这也印证了“一将之智有馀，万乘之才不足”的评价，或许也适用于太宗自身：他是优秀的军事家、政治家，却仍难逃封建君主“建功立业”的执念，而这种执念，往往是盛世隐忧的起点。
综上，这段史料既是贞观之治“武功”的缩影，也暴露了封建时代的制度性困境：严明的纪律、智慧的战术、共情的君主，能缔造一时的胜利，但集权下的决策风险、战争的隐性消耗，终究是盛世难以逾越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