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那些真正的寒门学子，兜里连买笔墨的铜钱都凑不齐。

    乾德皇帝一句“下乡去，到人民中间去”的号召，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

    这些年轻人背着行囊走进乡下，做起了“赤脚先生”：

    白天在田埂上给佃农解读邸报里的政策，哪个村子该修蓄水塘、哪种作物能在沙地里长，都讲得明明白白；

    晚上就在油灯下教大家认新粮种的特性，玉米要留多深的根、番薯要怎么翻藤，说得头头是道。

    皇帝早放了话：

    “把道理讲透，帮乡亲们多打粮食，以后各府的吏员都得有这份经验，你们的前程错不了！”

    对这些寒门学子来说，这实在是没办法的办法——

    不做这些，连饭都吃不饱，更别提成家立业、赡养父母了。

    他们心里门儿清，佃农的日子会跟着政策越来越好，田里的产出至少能留五成自家支配；

    帮着佃农提高收成，自己作为解读者也能跟着分些粮、得些钱，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双赢。

    读书人终归脑子活，很快就盯上了邸报的副版。

    那里印着农科知识，从选种、施肥到防治虫害，全是能提高产量的干货。

    佃农们看不懂“氮磷钾”这些新词，正好给了读书人机会——

    他们把“深耕松土”编成“给庄稼松筋骨”，把“轮作休耕”说成“让土地歇口气”，不知不觉就成了半个农业技术员。

    当他们发现这竟是条安稳出路时，那股发奋劲儿着实令人感动：

    白天在田里观察作物长势，晚上在油灯下啃邸报副版，有的还自己试种新作物，连皇帝都没料到会有这样的效果。

    后来朝廷号召农科人才下乡，派官下去一看才发现，乡下早已有了不少“土专家”。

    没办法，只好为这些农科技术员规划出进阶之路：

    定期考核，优异的能进农科院深造，毕业就能端上皇粮饭碗，成为正式的农科研究员；

    做得好还能登上农科名人录，名字印在邸报上供全国乡亲们念叨。

    世上很多事都是这样，推着推着就成了气候，并非一开始就规划得滴水不漏。

    乾德朝的许多新政都是如此，被时势推着往前走。

    好在这位皇帝有副“随波逐流”的本事，只定下“让百姓吃饱、让农技落地”的大方向；

    具体的细枝末节从不多管，真真正正走一步看一步。

    就像这农科推广的事，本是为了解决佃农看不懂政策的小问题，没成想竟催生出一批扎根乡下的技术人才；

    倒成了盘活北方农业的大助力，连施邦曜编邸报时都忍不住感慨：

    “这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

    乾德元年的端午节，顺天府各县的河道上鼓声震天，自发组织的龙舟赛热闹非凡。

    去年永定河安稳无患，各县收成翻了番，百姓的日子肉眼可见地宽裕起来——

    汉子们划龙舟时臂膀更有力，岸边围观的妇人孩子手里都攥着蜜饯果子，连空气里都飘着欢喜的味道。

    这份安稳早有铺垫。

    今年三月，皇家就给各县农民送来了稀罕种苗：

    玉米杆子能长到一人多高，土豆埋在土里不挑肥瘦，番薯藤蔓往滩涂上一铺就能疯长。

    这些作物对土地压根不挑剔，滩涂洼地、丘陵石缝、河洲浅滩都能扎根；

    农民们试着种下去，没过多久就见了喜人的长势，心里早把秋收的盼头揣得满满当当。

    朝堂上早有人按捺不住，提过北直隶农业税的事，可乾德皇帝始终没松口，这税赋便一直悬着。

    他私下里对王承恩感叹过：

    “大明帝都脚下，农民竟年年吃不饱饭，被逼得逃荒乞讨，这简直是天大的讽刺。”

    手指敲着案几，语气带着股执拗，

    “朕不差钱，也不差他们辛苦种出的那点粮食。”

    很快，大明轻工总局的告示贴满了各县：

    要在村镇设粮作物加工坊，玉米能磨粉、土豆能制淀粉、番薯能晒干货，经加工后作物能增值三成。

    “这样就没必要克扣农民了。”

    皇帝下了死令，所有粮食收购价都按市价来，绝不许压价坑人。

    等农民日子再稳些，他还打算让人教大家养猪、养鱼——

    北直隶水系密布，河网纵横，本就该是鱼米之乡的模样。

    他让人沿着各条河系修蓄水塘，

    “哪怕遇上旱年也不怕，这才叫旱涝保收。”

    在皇帝心里，北直隶、山东、南直隶、江西、浙江，或许还有福建，都该纳入京州直辖。

    这些地方的百姓过得好不好，是他最上心的事。

    至于朝堂上会不会有人非议？

    他只淡淡一笑——

    谁要是敢置喙，不妨聊聊正月里廷议的旧事；

    那之后，再没人敢轻易触碰他的底线。

    朝堂上渐渐有了默契：

    只要皇帝没表态，谁也不会硬提主张。

    乾德皇帝的行事风格实在特别：

    从不主动提议国策，对南方各省也不多加干涉，却把太仓银管得牢牢的，既不挪作他用，也从不拖欠京官俸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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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理说这样挺好，朝堂一团和气，皇帝不发脾气，不抓人入天牢，官员们不用担心被贬被罢，可文官武勋们心里总觉得不得劲，又说不出究竟哪里不对。

    就像此刻，龙舟赛的鼓声从城外传来，朝堂上安安静静，大家捧着新俸银，看着窗外飘进的粽叶香，却总觉得这太平日子里藏着点摸不透的力道——

    皇帝看似什么都不管，可运河上的粮船、田埂里的新苗、作坊里的机器，早被他不动声色地连成了线，牢牢攥在了手里。

    六月十八日的大朝会正到议事要紧处，殿外忽然传来驿卒急促的马蹄声，紧接着一名侍卫捧着捷报大步闯入，高声唱喏：

    “关外捷报——定辽大捷，盛京攻破！”

    满朝官员瞬间如遭雷击，乾极殿内鸦雀无声，连呼吸声都仿佛停滞了。

    阁老们捻着胡须的手僵在半空，尚书们刚要开口的建言卡在喉咙里，所有人脑子里都盘旋着一串问号：

    什么时候派军出关了？

    谁挂的总督印？

    带了多少兵马？

    从哪条路线进军？

    最终目标竟是攻破盛京？

    兵部尚书慌忙翻找案头文书，从头至尾没见一份出兵调令；

    户部尚书急得面红耳赤，粮草账册里压根没有关外军需的记录；

    五军都督府的勋贵们更是面面相觑，没有一位总兵接过硬令出征。

    刘良佐、黄得功部依旧在原处，这兵到底从哪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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