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多知原历史中，马士英在《明史》里被钉在“奸臣”的标签上。

    可后世总有不同的评判角度：

    若论忠奸，不妨看敌人的态度——

    若敌人必欲除之而后快，此人多半绝非奸佞。

    马士英恰恰是清军最想除掉的南明朝廷重臣。

    他始终认为大明亡于“东林党”的空谈误国，因此在朝中极力排挤东林党人；

    后来那些投降清廷的东林党人更是直言：

    “欲破南明，必先除马士英！”

    多尔衮也看得明白，若让马士英主持南明军务，中兴未必无望。

    清军对他恩威并施，许以高官厚禄，可这个出身贵州军将世家的小老头，骨头却硬得像铁，宁死不肯做逆臣，最终在两年后随弘光政权一同殉国。

    只是后来东林党人主修《明史》，将弘光朝廷的覆灭归咎于他“贪权误国，打压忠良”，这顶奸臣的帽子，便戴了数百年。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马士英在东林党眼中之所以是“奸臣”，或许与他的知己好友阮大铖脱不了干系。

    这位阮大人确实名声狼藉，早年投靠“阉党”，对东林党人百般构陷打压；

    魏忠贤倒台后，他在崇祯二年被革职罢官，彻底失势。

    直到后来，他与马士英一同拥戴朱由崧建立弘光政权，才算重掌权柄。

    二人将文武大权揽入怀中，对东林党中的忠臣良将展开疯狂报复，手段狠辣，阮大铖的“奸臣”之名，倒是名副其实。

    更令人不齿的是，据说他因孝庄太后喜爱其编撰的传奇故事，竟与马士英演了一出“假投降”的双簧，最终双双殒命于杭州府。

    消息传来，东林党与复社之人无不拍手称快，奔走相告。

    也正因如此，他们二人在东林党主导的史书中，被牢牢钉在了“大奸臣”的耻辱柱上。

    邢夫人看着仍在失神的马士英，心里不禁犯嘀咕：

    马大人莫不是失心疯了？

    大明明明好好的，皇帝也安稳在位——

    虽说皇帝具体怎么样她不清楚，但眼前的调令写得明明白白，年号是“乾德元年”。

    她总算反应过来关键所在：

    崇祯年号止于十七年，而大明皇帝的年号向来是终身制，无论在位多久都只用一个年号，年号更替的唯一原因，只能是先帝驾崩。

    马士英先前怕是把“乾德”当成了新朝年号，以为崇祯皇帝早已不在，大明早已覆灭。

    更让她琢磨出些门道的是文书细节：

    兵部调令一般不会加“大明”二字，只有圣旨才会写明“大明乾德元年”。

    这规矩的由来，还是当年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角力的后遗症——

    万历皇帝在文书中加“大明”二字，意在强调“朕即国家”；

    文官集团却坚持不加，暗指“天下非朱家一人之天下”。

    后来天启皇帝任用阉党，却没深究这层关节，便将这习惯延续了下来；

    到了崇祯时期，皇帝事必躬亲，连朝堂行文都亲自过问，反倒没人再留意这些细枝末节。

    偏偏马士英对这些旧例敏感，见调令上“大明乾德”四字，才惊觉自己先前的猜测全错，巨大的情绪落差让他瞬间崩溃。

    马士英是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出身武将世家却转做文职。

    当年万历皇帝心情正好，没让他等补缺，直接安排进南直隶户部做主事。

    天启年间他官运亨通，一路从知州升到知府，顺风顺水。

    只是在明亡前，他还没熬到尚书级别的高位，自然接触不到文官集团与皇帝那些深层的权力博弈细节。

    皇帝驾崩、年号更改本是常事，可这次年号更替竟没通传天下，在马士英看来只有一种可能：

    新皇帝与前朝皇帝并非一脉相承——

    这分明是改朝换代的迹象！

    他会认定朝廷已经投降，并非凭空臆想。

    崇祯末期的朝堂早已被东林党把持，陈演被戏称“不做事阁老”，魏德藻是“纸糊阁老”，个个尸位素餐。

    都察院为了排挤他，竟把堂堂兵部右侍郎、五镇总督调去徐州管旧城清淤！

    手下无可用之兵，职权被架空到这种地步，难道不是朝廷已被奸人掌控的明证？

    高杰在一旁听得心头发紧，暗自嘀咕：若是当年那个追得自己上天入地的仇人当了皇帝，自己哪还有活路？

    邢夫人白了他一眼，冷笑道：

    “真要是那人登基，你还能活到今天？

    咱们当年在山西做总兵，为何要逃到徐州？

    还不是被他追得无路可退？

    从去年三月到现在十月，十九个月过去了，以他的性子，能允许咱们移镇扬州？”

    高杰顿时恍然大悟——

    龙椅上坐着的绝不可能是那个睚眦必报的人。

    马士英也回过神来，可新的疑问又冒了出来：

    紫禁城里那位用“乾德”年号的皇帝，到底是谁？

    崇祯皇帝确实算不上明君，性格多疑又刚愎自用，尤其爱听东林党人的空谈，对监军太监的汇报更是深信不疑。

    他对地方官员、总兵的了解，大多来自监军的一面之词。

    就像晋商多年走私资助后金，监军明明参与其中，却从未有人向崇祯揭发；

    可对那些不肯行贿的官员，监军们有的是手段罗织罪名、打击报复。

    这般朝政乱象，也难怪马士英会误以为大明早已覆灭。

    马士英的遭遇便是这朝政乱象的鲜活例子。

    崇祯五年，他刚被任命为佥都御史巡按山西，上任未满一月，就被指控冒领公款数千两贿赂朝中重臣，事发后直接被流放南京。

    这事细究起来颇为蹊跷：

    巡按并非布政使，压根没有直接经手公款的权力，公款流转也从不经过巡按之手。

    偏偏是监军站出来告发，不仅数额说得凿凿，连“贿赂重臣”的细节都言之凿凿。

    更耐人寻味的是，同一年宣府巡抚沈棨因查获晋商走私案，反被罗织贪腐罪革职，还牵扯出包括内阁大学士周延儒在内的十七名官员——

    而马士英被控行贿的“重臣”，正是周延儒。

    沈棨案爆发后，周延儒遭温体仁等人弹劾，次年便“以病乞归”，崇祯毫不犹豫地免了他的首辅之职。

    这背后的政治倾轧与利益纠葛，早已写满了朝堂的每一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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