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电视美食
一九八五年,入冬第一场雪那天,沈家菜馆来了个陌生人。
那人推门进来时,门帘上挂的雪花扑簌簌落了一地。他站在门口,跺了跺脚上的泥,四下打量了一圈。
三十平米,八张桌,墙上挂着手写菜单。灶台边热气腾腾,一个中年男人正在颠勺,锅里的菜翻了个身,稳稳落回锅中。柜台后坐着个老太太,腰板挺直,手边搁着一把铜勺。
那人走到柜台前,从怀里掏出个工作证,递过去。
“您好,我是北京电视台的,姓周。”
建国接过工作证,翻来覆去看了两遍。上头有照片,有公章,写着“北京电视台文艺部”。
他把工作证还回去。
“有什么事?”
周记者往灶边看了一眼。
“我们台在拍一个系列节目,叫《京城老字号》。想采访您这家店。”
建国愣住了。
他做了三十年粮站会计,这辈子最大的场面就是年终总结会上念报表。采访?电视台?那是什么东西?
他扭头冲着灶边喊:“老二!老二你来一下!”
嘉禾把锅里的菜盛出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走过去。
周记者又把来意说了一遍。
嘉禾听完,没吭声。
他看了看那个工作证,又看了看周记者那张年轻的脸——二十七八岁,戴副眼镜,说话时总是笑着,笑得挺和气。
“您这节目,”嘉禾问,“都拍什么?”
“拍老字号的故事。”周记者说,“全聚德拍了,东来顺拍了,月盛斋也拍了。您这沈家菜馆,我们听好些人提起过,说是一绝。”
他从包里掏出一份文件,递给嘉禾。
“这是拍摄方案。您看看。”
嘉禾接过,低头看。
文件上印着几行字:“沈家菜馆,前门东街二巷。创始于民国年间,公私合营后关闭,一九七九年重新开业。以樱桃肉、烩三鲜、炸酱面闻名。现任主厨沈嘉禾,为第二代传人。”
他看了很久。
“这上头写的,”他说,“你们从哪知道的?”
周记者笑了笑:“我们做过调研。您这店虽然不大,名气不小。前门这一片,提起沈家菜馆,没有不知道的。”
嘉禾把文件还给他。
“我考虑考虑。”
周记者愣了一下。他拍了十几家老字号,头一回遇到要考虑的。全聚德那会儿,人家恨不得当天就拍;东来顺更热情,还主动提出要安排一场涮羊肉表演。
这位倒好,要“考虑考虑”。
“行。”他说,“您考虑。我三天后来听信儿。”
他推门走了。
门帘上的雪又落了一地。
那天晚上,嘉禾在灶间坐到很晚。
春梅收拾完碗筷,进去看他。他还是那个姿势,坐在灶前的小板凳上,盯着灶膛里将熄的炭火。
“想什么呢?”
嘉禾没答。
春梅在他身边坐下。
“不想拍就不拍。”她说,“咱不图那个。”
嘉禾摇摇头。
“不是不想拍。”他说,“是……”
他顿住了,半天没下文。
春梅等着。
“我怕给爹丢人。”他终于说出来,“全聚德、东来顺,那都是多大的字号。咱这三十平米的小店,往那儿一站,算怎么回事?”
春梅没接话。
灶膛里的炭火暗下去,只剩几点红光。
“你爹,”她忽然开口,“要是活着,会怎么说?”
嘉禾愣了一下。
他不知道。
他爹走时他才十三,很多事都没来得及问。比如怎么做樱桃肉才不腻,比如怎么吊汤才清,比如——比如有一天电视台来了,是去还是不去。
他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春梅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
“你慢慢想。”她说,“我去睡了。”
她走到门口,又停下来。
“嘉禾。”
“嗯。”
“你爹这辈子,”她说,“就一个心愿。”
她没说是什么。
门帘掀开,又落下。
嘉禾一个人坐在灶前。
他看着那几点炭火,慢慢想起一件事。
他爹活着的时候,有一回带他去前门大街看灯。那年他八九岁,骑在爹肩膀上,看得满眼都是花花绿绿。路过全聚德门口,他爹停下来,指着那块金字招牌说:
“儿啊,咱沈家不图这个。”
他问:“图什么?”
他爹说:“图人记得。”
那天晚上的灯很亮,他爹的声音很轻。
他趴在爹肩膀上,睡着了。
三天后,周记者准时来了。
嘉禾在灶边炒菜,头也没回。
“周记者,您坐。等我炒完这盘。”
周记者在靠窗那张桌坐下。春梅端了碗茶上来,他接过,道了谢,也不急,就那么坐着看。
嘉禾在炒的是樱桃肉。肉块下锅,颠勺,挂汁,出锅。动作一气呵成,像做了几千遍。
他把菜盛进青花碗,搁在托盘上。春梅端起来,送到另一桌客人面前。
嘉禾这才走过来。
“周记者,”他说,“我拍了。”
周记者笑了:“好嘞。那咱们定个时间?”
嘉禾在他对面坐下。
“我有个条件。”
“您说。”
嘉禾看着窗外。
窗外正下着雪,细细的,密密的,落在青砖地上,积了薄薄一层。有个小孩跑过去,留下一串脚印。
“您那节目,”他说,“能不能多拍拍我爹?”
周记者没明白。
嘉禾从怀里掏出一张照片,放在桌上。
照片发黄了,边角卷起来,有一道深深的折痕。照片上是个中年男人,穿着白围裙,站在灶台边,手里拿着一把铜勺。他对着镜头笑,笑得有点憨。
“这是我爹。”嘉禾说,“沈德昌。”
周记者拿起照片,仔细看着。
“他……”
“走了三十二年了。”嘉禾说,“沈家菜馆是他开的。这些菜,是他传下来的。”
他顿了顿。
“您要是拍,多拍拍他。他这辈子,就做了这一件事。”
周记者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他把照片小心地放回桌上。
“沈师傅,”他说,“我明白了。”
拍摄定在腊月初八。
那天是周六,店里本来该休息。嘉禾一早起来,把灶台擦了又擦,案板刷了三遍,地上扫得一根葱叶都不剩。
春梅说:“你收拾这么干净干什么?人家拍的是你做菜,又不是拍地。”
嘉禾说:“那也得收拾。”
他把那口用了六年的铁锅从钩上取下来,拿猪油里里外外擦了一遍。擦完对着光照了照,锅底亮得能照见人影。
春梅看着他折腾,没再说话。
她知道他紧张。
八点,周记者带着摄制组来了。四个人,扛着摄像机,提着灯光,还有个人拿着个毛茸茸的话筒,像根大擀面杖。
三十平米的店一下子塞得满满当当。
周记者四下打量了一圈,把机位定了。
“沈师傅,您就在灶边做菜,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别管我们。”
嘉禾系紧围裙,站到灶前。
摄像机对着他,红灯亮了。
他忽然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他在灶前站了三十年,闭着眼也能炒菜。可这会儿对着那个黑洞洞的镜头,手不知道怎么放,脚不知道怎么站,脑子里一片空白。
周记者看出来了。
“沈师傅,您别紧张。就当它不存在。”
嘉禾点点头。
他深吸一口气,伸手去拿刀。
手有点抖。
他把刀放下,又深吸一口气。
再伸手。
还是抖。
周记者示意摄像先停一下。
他走过去,站在嘉禾身边。
“沈师傅,”他说,“您平时做菜,想的是什么?”
嘉禾愣了愣。
“想什么?”
“对。您心里想的是什么?”
嘉禾想了想。
“想我爹。”
周记者点点头。
“那您现在就想他。”
他退后几步,冲摄像打了个手势。
摄像机红灯又亮了。
嘉禾站在灶前,看着那块五花肉。
他想起他爹第一次教他切肉。
那年他九岁,刚比案板高一点。他爹把他抱起来,让他站在小板凳上,手把手教他握刀。
“刀要稳,手要准。切肉不是切菜,肉有纹路,顺着纹切,不碎。”
他爹的手很大,包着他的小手,一起落下。
一刀。两刀。三刀。
他爹说:“记住了?”
他说:“记住了。”
如今他四十九了。
他拿起刀。
刀起刀落,肉块切成骰子大小,一般齐整。他把切好的肉拨进盆里,搁上姜片、葱段、料酒,拌匀,腌制。
然后他起锅。
锅烧热,下油。油温六成,下冰糖。小火熬,不停搅。糖色从白变黄,从黄变棕,最后变成琥珀色。
他想起他爹说:糖色是樱桃肉的魂。熬浅了,色不够;熬深了,味发苦。要熬到刚好透亮,像琥珀,像蜂蜜,像秋天的阳光。
他把肉块下锅。
肉块在糖色里翻滚,滋滋响着,裹上一层红亮的酱汁。他颠勺,肉块在空中翻了个身,又稳稳落回锅中。
他想起他爹颠勺的样子。
那年他十一,第一次自己颠勺。力气不够,肉块甩出去三块,掉在地上。他爹捡起来,洗了洗,又放回锅里。
“没事。”他爹说,“多练。”
他练了三十八年。
出锅。装盘。青花碗托着红亮的肉块,颤巍巍端到案板上。
他抬起头。
摄像机对着他,红灯亮着。
他忽然不紧张了。
那天上午,嘉禾做了四道菜。
樱桃肉、烩三鲜、炸酱面,还有一道他平时很少做的——开水白菜。
周记者看到那道菜时,眼睛都直了。
“沈师傅,这菜名……”
嘉禾正在吊汤。锅里的汤清得像白开水,几片白菜心浮在汤面上,看着寡淡得很。
“开水白菜。”他说,“名儿听着简单,做起来费事。”
周记者凑过去看那锅汤。
汤确实清,清得能看见锅底。可闻着香,一股清鲜的香气直往鼻子里钻,钻得人馋虫都勾出来了。
“这汤……”
“吊了四个钟头。”嘉禾说,“鸡、鸭、排骨、火腿,熬出味来,再用鸡肉茸扫清。扫三遍,汤就清了。”
他从锅里舀起一勺汤,倒进碗里,递给周记者。
“您尝尝。”
周记者接过,吹了吹,抿一口。
他愣住了。
那汤入口清得很,清得跟白水似的。可那股鲜味,慢慢从舌根漫上来,漫得满口生香。香得他半天说不出话。
“这……”他词穷了。
嘉禾笑了笑。
“这叫至简至鲜。”他说,“看着简单,其实不简单。”
他把那几片白菜心放进汤里。
“这菜是我爹传下来的。他说,做菜的最高境界,不是多复杂,是把简单的东西做到极致。”
他看着那锅汤。
“我做了三十年,才做明白。”
节目播出的那天晚上,沈家老老少少都守在电视机前。
电视机是建国借来的,十二寸黑白,搁在柜台上,雪花点哗哗响。建国趴在那儿调了半天天线,总算调出个人影来。
八点整,节目开始了。
片头过去,第一个镜头就是前门大街。冬天的前门,雪后初晴,青砖灰瓦上覆着一层白。镜头慢慢推近,最后停在一家小店门口。
“沈家菜馆”。
黑底金字,匾额上的雪还没化。
嘉禾坐在小板凳上,盯着电视机。
他看见自己出现在屏幕上,穿着那件白围裙,站在灶台前。镜头推近,他的脸占满了整个屏幕,皱纹一道一道的,鬓角的白发清清楚楚。
他有些不自在。
春梅坐在他旁边,看着屏幕上的他,笑了。
“还怪好看的。”
嘉禾没理她。
屏幕上,他开始做樱桃肉。切肉,熬糖色,下锅,颠勺。每个动作都拍得很清楚,连他颠勺时手腕用力的角度都能看见。
静婉坐在最前头,离电视机不到两尺。她眯着眼睛,看得认真。
当屏幕上出现那把铜勺时,她的手动了动。
那是她搁在手边四十年的那把勺。勺柄上那道凹痕,被镜头拍得清清楚楚。
“那是你爹的勺。”她说。
嘉禾点头。
屏幕上,他开始做开水白菜。
他一边做一边解说,声音有点紧,但说得清楚。
“这菜叫开水白菜。名儿听着简单,其实不简单。汤要吊四个钟头,鸡鸭排骨火腿,熬出味来,再用鸡肉茸扫清。扫三遍,汤就清了。”
镜头对着那锅汤。清得能看见锅底。
“这菜的道理,叫至简至鲜。”他说,“做菜的最高境界,不是多复杂,是把简单的东西做到极致。”
他说完这句话,抬起头,对着镜头笑了一下。
那个笑容有点憨,有点羞,像第一次站在人前的小孩。
春梅看着那个笑容,眼眶忽然热了。
她认识他二十六年了。这个男人从没在人前笑过,从没说过这么多话。他一直低着头,守着那口锅,守着那个灶,守着沈家传下来的那些菜。
可这会儿他站在电视上,对着全北京的人,说做菜的道理。
她忽然觉得,他变了一个人。
又觉得,他还是那个人。
节目播了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后,片尾字幕出来,电视里开始放广告。
建国把电视关了。
屋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静婉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
嘉禾看着她。
“娘?”
静婉没应。
她低着头,看着自己那双手。手背上满是老年斑,关节突出,皮肤皱得像老树皮。
“娘?”嘉禾又叫了一声。
静婉抬起头。
她看着嘉禾,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
“你爹,”她说,“看见了。”
嘉禾愣住了。
静婉站起来,拄着拐杖,慢慢走回里屋。
走到门口,她停下来。
“他那个人,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她说,“你替他做成了。”
门帘落下。
嘉禾站在那儿,很久没动。
春梅走过去,轻轻挽住他的胳膊。
他没说话。
窗外的枣树在夜风里响着。枝头的雪簌簌落下来,砸在地上,细碎的声音。
节目播出后的第三天,沈家菜馆门口排起了队。
嘉禾早上五点起来备料,六点开门,门口已经站了七八个人。他以为是路过等车的,没在意。
七点,人多了。十几个,排成一列,从门口一直排到巷口那棵老槐树下。
七点半,人更多了。二十几个,队伍拐了个弯,沿着胡同往东延伸。
春梅出去看了一眼,回来时脸色都变了。
“嘉禾,外头……外头排了好多人。”
嘉禾正在切菜,刀停了。
“多少人?”
“三十多个。还在来。”
嘉禾把刀放下,走到门口。
他掀开门帘,往外一看,愣住了。
胡同里黑压压站了一片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有的拎着菜篮子,有的推着自行车,有的干脆蹲在路边抽烟。见他出来,齐刷刷抬起头。
“沈师傅!”有人喊了一声,“还有座吗?”
嘉禾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他做了六年生意,从没见过这阵仗。
那天中午,沈家菜馆破了纪录。
八张桌子,翻台翻了六遍。樱桃肉卖出二十三份,烩三鲜卖出十九份,炸酱面卖出五十七碗。嘉禾站在灶边,从十一点炒到下午三点,锅就没离过手。春梅端着盘子跑进跑出,脚不沾地,头发被热气蒸得湿漉漉的,贴在脸上。
建国拨算盘拨得手指发酸,最后干脆不拨了,把钱一摞一摞码在柜台上,码了三排。
静婉还是坐在柜台后,腰板笔直。她看着满屋子的客人,看着那些埋头吃面的人,看着那些举着相机拍照的人,一句话也没说。
只是那把铜勺,她一直握在手里。
下午四点,最后一桌客人走了。
春梅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累得话都说不出来。
嘉禾把锅刷干净,挂回钩上。他站在灶边,看着满桌狼藉的碗筷,忽然笑了一下。
“明儿,”他说,“得多备十斤肉。”
那之后的几个月,沈家菜馆的队就没断过。
远的从天津来,近的从西城来,还有从河北坐火车来的。有人拎着保温桶,说要打包带回老家给爹妈尝尝;有人拿着节目录像带,说要让嘉禾签个名;还有人带着纸笔,说要记下菜谱,回去学着做。
嘉禾一律不签、不教、不给菜谱。
有人不高兴,说你这人怎么这样,上个电视就摆架子?
嘉禾也不恼。
他把那人领到灶边,指着那锅吊了四个钟头的汤。
“您把这汤学会了,”他说,“我给您签。”
那人看了看那锅汤,又看了看嘉禾,不说话了。
那年春节前,有个天津来的客人,点名要吃开水白菜。
嘉禾那天已经做了六十多道菜,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但他还是做了。
他把汤吊好,把白菜心烫熟,装在青花碗里,端上去。
那客人是个老头,七十多岁,头发全白了。他看着那碗汤,看了很久。
“沈师傅,”他说,“我年轻时在北平待过,吃过一回开水白菜。那是民国三十七年,在丰泽园。”
他用勺子舀起一勺汤,送进嘴里。
嚼了嚼。
他放下勺子,眼睛红了。
“就是这个味儿。”他说,“四十年了。”
嘉禾站在他身边,没说话。
老头把那碗汤喝得一滴不剩。临走时,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红包,塞给嘉禾。
“这是给孩子的压岁钱。”他说,“您替我收着。”
嘉禾不要。老头硬塞,塞完就走。
嘉禾打开红包一看,里头是一百块钱。
他把钱交给春梅,让她收进抽屉。
“这人,”他说,“是来还愿的。”
春梅没问还什么愿。
她看着那个老头的背影消失在巷口,忽然想起静婉说过的话:沈家不图人多,图人记得。
窗外,雪又下起来了。
那年冬天,嘉禾收到一封信。
信是从天津寄来的,寄信人写着“李德明”。
他把信拆开,里头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是那个老头,站在自家门口,身后挂着一块匾。
“德明菜馆”。
匾下头还有一行小字:“师承沈家菜馆。”
嘉禾愣住了。
他把照片翻过来,背面写着一行字:
“沈师傅,我回去开了个店,用您教的法子。生意还行。有空来天津,我请您吃。”
嘉禾看了很久。
他把照片递给春梅。
春梅看了,也愣住了。
“你什么时候教的?”
嘉禾想了想。
“没教。”他说,“他就吃过一顿。”
春梅不懂。
嘉禾把照片收起来,放进那个紫檀木盒子里。
“有些人,”他说,“吃一顿就够了。”
那年除夕,沈家菜馆第一次在大年三十营业。
不是嘉禾想开,是客人太多,年前排的队排到了除夕。
春梅说:“要不就歇一天?”
嘉禾说:“歇不了。”
他早上四点起来备料,做到晚上八点,送走最后一桌客人。春梅把门板上了,回头一看,他靠在灶台边,睡着了。
她走过去,轻轻推他。
“嘉禾,回屋睡。”
他睁开眼,迷迷糊糊看着她。
“还有客人吗?”
“没了。都走了。”
他点点头,站起来,往外走。
走到门口,他忽然停下来。
“春梅。”
“嗯。”
“今儿卖了多少份?”
春梅想了想:“樱桃肉三十二,烩三鲜二十八,炸酱面……我没数。”
嘉禾笑了笑。
“我爹那会儿,一天能卖二十份,就高兴得不行。”
他推开门,走进夜色里。
除夕的胡同很静,家家户户都关着门,窗里透出暖黄的灯光。远处有鞭炮声,噼里啪啦的,一阵一阵。
他站在门口,看着那些灯光。
“爹,”他轻轻说,“今儿卖了八十多份。”
没人应他。
只有风,吹着枣树的枝丫,沙沙响。
他站了一会儿,转身进屋。
灶间的灯还亮着。那口锅挂在钩上,锅底还留着一整天的余温。他把手贴在锅底,暖了一会儿。
然后他熄了灯,进了里屋。
春梅已经睡下了,给他留着半边床。他躺下去,闭上眼睛。
窗外,鞭炮声越来越密。
一九八五年的最后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年初五,周记者又来了。
这回不是一个人,带着一个年轻姑娘,扛着摄像机。
嘉禾正在切菜,抬头看见他们,刀停了。
“周记者?”
周记者笑着走过来。
“沈师傅,给您拜个晚年。”他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这是节目的重播带,给您留个纪念。”
嘉禾接过,掂了掂。
“谢谢。”
周记者往店里看了一眼。八张桌子都坐满了,门口还排着七八个人。
“生意好啊。”
嘉禾点点头。
周记者沉默了一会儿。
“沈师傅,”他说,“我想跟您说件事。”
嘉禾等着。
“我那节目,”周记者说,“播了之后,收到好多观众来信。都是夸您的。说您那菜好吃,说您那道理讲得好,说……”
他顿了一下。
“说您是真正的老师傅。”
嘉禾没接话。
周记者从包里又掏出一个东西,递给他。
那是一封信,手写的,厚厚一沓。
“这是其中一封。写信的是个年轻人,二十岁,在河北农村。他说看了节目,想学厨。问我能不能帮忙联系您。”
嘉禾接过信,没拆。
他看了看信封上的字。字迹很稚嫩,一笔一划,像小学生写的。
“他想学什么?”
“做菜。”周记者说,“他想做您那样的菜。”
嘉禾把信收起来。
“我看看。”他说。
周记者走了。
嘉禾回到灶边,继续切菜。
晚上收工后,他坐在灯下,把那封信拆开。
信写得很长,三页纸。写信的年轻人叫赵根生,河北保定人,家里种地为生。他说他从小爱做饭,可村里没人教,只能自己瞎琢磨。看了电视上的开水白菜,他哭了。
“沈师傅,我不知道什么是至简至鲜。可您做那菜的样子,我看一遍就记住了。我想学。我不怕苦,不怕累,您让我干啥都行。”
嘉禾把信看完,折好。
他坐了很久。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那个紫檀木盒子前,把信放进去。
和房契、美金、婉君的信、李栓柱的信,放在一起。
盒子快满了。
那年春天,赵根生来了。
十九岁,瘦瘦小小,背着一个化肥袋子改的行李包。他站在店门口,不敢进来,就那么站着,从下午两点站到五点。
春梅出去倒水,看见他。
“你找谁?”
赵根生脸红了。
“我……我找沈师傅。”
春梅把他领进去。
嘉禾正在切菜,头也没抬。
“来了?”
赵根生愣住了。
“您……您知道我?”
嘉禾把刀放下,转过身。
他看着这个年轻人。瘦,黑,手上有茧,是干过农活的。眼睛亮亮的,里头有光。
“信我看了。”他说,“想学?”
赵根生使劲点头。
嘉禾指了指墙角那摞碗。
“先把那摞碗洗了。”
赵根生二话不说,走过去,挽起袖子,开始洗碗。
他洗了一下午。洗完碗,又扫地。扫完地,又擦桌子。天黑透了,他才停下来。
嘉禾端了一碗面给他。
“吃了。吃完回去睡觉。明天早上四点来。”
赵根生接过碗,低头吃面。
吃着吃着,眼泪掉进碗里。
他没出声,就那么掉着,一颗一颗,把面汤都搅咸了。
嘉禾装作没看见。
他转过身,继续备料。
窗外,枣树发了新芽。嫩绿嫩绿的,在夜风里轻轻摇晃。
一九八六年的春天,就这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