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写后的句子:
七七想弟弟,想到他家里那两个正在上高二、高三的孩子,心里就像压了块石头。弟弟家在农村,地不多,收入全靠他一个人在镇上打零工,早出晚归,风里雨里。高二、高三正是花钱的时候,学费、资料费、生活费,一笔接一笔,像流水一样。大丫头懂事,知道家里难,总说“爸,我不念了,出去打工吧”,弟弟一听就发火,骂她没出息,骂完自己又躲到屋后的菜地里抹眼泪。小儿子成绩好,是弟弟全部的希望,可越是这样,弟弟越怕,怕孩子考出去,自己却供不起。七七每次回娘家,看见弟弟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指甲缝里洗不净的黑泥,就忍不住想哭。她想把弟弟接来城里住几天,可弟弟总说:“姐,我走了,地里草就疯了,孩子下周还得交资料费。”农村的夜晚黑得早,弟弟家的灯总是亮到后半夜,那是他在给两个孩子缝补校服、改旧书包。七七想,要是自己能多帮一点,弟弟是不是就能少弯一点腰?可她也只是个普通女人,家里有两张嘴等着吃饭,丈夫在工地摔了腰,日子一样紧巴巴。她只能每次回娘家时,偷偷在弟弟炕席底下塞几百块钱,再对孩子说:“好好念,你爸这辈子就指望你们了。”风从田野吹过来,带着土腥味,七七站在弟弟家的土墙外,听见屋里传来小儿子背书的声音,一声比一声高,像是要把黑夜撕开一道口子。
四姐说:“都帮帮他吧,他小时候可是咱家的宝贝蛋子。”
那年月屋里穷得叮当响,母亲却偏把他揣在心窝口。春天省下的最后一口白面,母亲烙成铜钱大的小饼,只给他一个人吃;夏天夜里蚊子多,母亲坐在床边,整宿摇着蒲扇,只为他睡一个囫囵觉。冬天冷,母亲把自家唯一的棉袄拆了,将最软和的棉絮缝进他的小棉袄,自己只剩两层夹衣,冻得牙关打颤。
后来娶媳妇了,他成了家,可母亲还是把他当“小老爷”供着。新割的韭菜,第一刀一定留给他;母鸡下的头窝蛋,母亲攒满一篮子,拄着拐棍儿送到他院里,说“俺小儿身子弱,得补”。过年杀唯一一头猪,母亲把最好的里脊切成骰子块,用盐、花椒、八角腌了,吊在房梁上,谁都舍不得动,只等他正月里回来包饺子。
如今母亲老了,眼花了,可提起他,灰白的眼珠里还能点起两盏灯。她坐在门槛上晒太阳,嘴里念叨:“俺小儿小时候算术比赛得第一,老师都夸他龙命。”说这话时,她枯瘦的手背绷起青筋,像是要把当年的奖状重新举给全村人看。
四姐说:“咱妈把一辈子的骄傲都押在他身上了。她不说,可我知道——她梦里都在给小儿攒学费,攒盖房钱,攒娶媳妇剩下的债。现在孩子们要考大学,他愁得夜里咬被角,咱妈在炕上听见他咳嗽,心就一抽一抽地疼。她救不了,只能把希望再往下一辈传,说:‘让俩孩子飞出去,俺小儿的腰就能直了。’”
所以四姐撸起袖子,把刚领的工钱数了两遍,抽出最平整的几张:“走,咱去给他送过去。别说是接济,就说是母亲给的‘奖学金’。让他记住——只要母亲在,他就永远不是一个人扛;只要母亲在,他就还是当年那个让全村羡慕的‘宝贝蛋子’。”
可弟妹不管这些。
她眼里只有自家灶膛里那点子灰,哪还看得见婆婆半辈子的指望。弟弟一回家,她就把锅碗摔得叮当响,说他“挣不来钱还充孝子”,说他“把家里的面袋子都往娘家搬”。弟弟低着头不吭声,她越骂越上头,伸手去揪他耳朵,指甲掐进肉里,掐出四个月牙形的紫疙瘩。
有天傍晚,四姐拎着一塑料袋冻排骨进门,想给俩侄子补补。弟妹堵在门槛,叉着腰,声音尖得能划破玻璃:“哟,又来送‘嗟来之食’?你弟弟有手有脚,用得着你们轮番施舍?”四姐还没开口,她“咣当”把门一摔,排骨袋子被门夹住,啪嗒掉在地上,碎冰碴子溅了一地。
夜里弟弟蹲在院子里磨镰刀,想趁月光明早多割二亩麦子。弟妹窗里一声吼:“磨!磨!磨!能磨出金子来?人家男人都买车了,你连闺女二百块的资料费都掏不出!”弟弟手一抖,镰刀口咬到拇指,血珠滚在磨石上,像一粒粒发黑的麦粒。他撕块破布缠上,继续磨,石片“嚓——嚓——”,把蛙鸣都压下去。
母亲听见动静,拄棍摸到院里,颤颤巍巍去拉儿子。弟妹“哗啦”推窗,一盆洗脚水泼出来,把老人裤脚浇得透湿。“老东西,天天来唱苦情戏!你宝贝儿子没本事,别拉上我陪绑!”母亲站在水里,嘴唇抖得像风里的枯叶,半晌憋出一句:“他是我儿啊……”弟妹冷笑:“你儿?你儿咋不跟你过去!”
第二天清早,村里人看见弟弟背着喷雾器下地,两眼红得吓人。有人远远问:“又吵了?”他咧嘴笑笑,笑比哭难看:“习惯了,吵完还得过日子。”可那笑里带着刀——他转身时,后脖颈上三道新鲜的血檩子,从领口一直爬到耳后,像有人拿火钩给他上了残酷又醒目的刑具。弟妹把话挑明了,是在堂屋当着全家人的面说的。她一只手叉着腰,一只手“啪”地拍在掉漆的茶几上,声音脆得像折断的干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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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七岁就进他老王家的门,不是来享清福的!当年公公在镇口开油坊,是谁凌晨三点起来给他生炉子?是谁一筐一筐往作坊里背棉籽,肩膀上磨得血肉黏在褂子上?是我!这会儿倒好,老人一走,遗产没我份儿,债务倒好像留给我了?俩孩子长这么大,吃穿用度全是我一针一线、一毛一块省出来的。如今老大要考省城实验高中,老二读小学也得占学位,买房首付六十万,外加课外班、午托、晚自习接送,你们算盘珠子扒拉扒拉,全往我一个人头上砸?门儿都没有!”
她越说越气,把一叠缴费通知单甩得满天飞,纸张像白蝴蝶扑棱着落在母亲脚背。弟弟蹲在门口,两只手夹在膝盖缝里,指节因攥得太狠变成青白。四姐弯腰捡起一张“校服代购收据”,上面印着“自愿购买,全套980元”,红章刺目。她刚想开口,弟妹调转枪口:
“四姐,你心疼你兄弟,我知道。可心疼不能光用嘴!你城里两套房,随便匀个小套给我们过渡,也算对得起妈当年给你陪嫁的那对樟木箱!还有大哥,你在淄博包工程,手底下百十号人,随便从指缝漏个零头,都够我娃三年学费。别忘了,当初公公供你读中专,可是拿油坊的第一台榨油机抵押的贷款!”
母亲颤颤巍巍端起搪瓷缸,想喝口水压惊,缸沿磕在牙床上,发出“咯噔”一声。她眼泪扑簌簌掉进水里,荡起一圈圈茶锈色的涟漪。老人哽咽着说:“他嫂子,都是娘身上的肉,谁有就多帮点……”
话没说完,弟妹“嗤”地冷笑,声音像玻璃碴子刮铁锅:“‘谁有就多帮点’?当年分家,可是按老规矩‘哥东弟西’,大哥要了临街四间铺面,我们只得后院两间偏房。如今铺面拆迁,赔了三百万,我们连块砖渣都没见。怎么?到出钱的时候倒想起‘一家人’了?”
她一步逼近母亲,手指几乎戳到老人鼻尖:“我话摞这儿:要么把老宅地基重新分,要么你们各家按人头凑钱,三十万一份,少一分都不行!别拿‘读书改变命运’压我——改变命运的是钱,不是口号!我十七岁到你们家,今年三十七,整整二十年,油坊的烟熏火燎把我嗓子呛成慢性支气管炎,谁给我报过一块医药费?现在孩子要飞,翅膀是金子打的,你们想让我一个人拔羽毛?没那道理!”
屋里静得可怕,只听见隔壁屋侄子背书的声音一声高过一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童声清脆,像钝刀子,一刀一刀拉在每个人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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