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沉沉，西安火车站的灯光在春寒料峭中显得格外刺眼。王延光裹紧了身上的军大衣，站在站台边缘来回踱步，眼睛死死盯着远处缓缓驶来的绿皮火车。车轮与铁轨摩擦发出的轰隆声由远及近，像是一头疲惫却依旧倔强前行的野兽。他抬手看了看表??凌晨一点十七分，比预计晚了四十分钟。

    “这趟车又晚点了。”方明才从包里掏出半包皱巴巴的香烟，递了一根给王延光，“你说咱们这一趟去上海，真能跑出三趟来？”

    王延光没接烟，只用打火机点着了自己的那支，深深吸了一口，烟雾在冷空气中迅速散开。“不止三趟。只要票能拿到，十天两趟没问题。现在上海每百块卖108元，重庆才96，差价12块，咱们带十万块本金过去，一趟就净赚一万二。来回倒腾，一个月翻个两三番不是梦。”

    周卫东蹲在一旁整理背包，闻言抬头一笑：“我昨天晚上算过账，要是咱们能把武汉也加进来，虽然那边价格高些，但车程短，一天半就能打个来回。哪怕单次只赚八块，跑得勤快点，总收益反而比去重庆还多。”

    “关键是信息要灵通。”王延光吐出一口烟圈，目光落在站台上几个穿着铁路制服的人身上，“建武已经联系好了上海站的调度科副科长，是他爸战友的儿子，答应帮我们预留硬卧车厢。忠田也在重庆打通了关系，袁兆龙那边武汉车站也有熟人。我们现在拼的不是胆子，是速度和节奏。”

    火车终于停稳，车门打开，人群涌动。他们三人背着鼓鼓囊囊的帆布包，快步登上第七节车厢。卧铺车厢里弥漫着泡面和汗味混合的气息，上中下铺挤满了人。好在杨建武提前打了招呼，列车员领着他们进了乘务员休息室旁边的一个小隔间??原本是用来放清洁工具的地方，如今被临时改成临时包厢。

    “先睡会儿吧，明天还得办事。”方明才靠着墙角坐下，把包垫在脑袋底下当枕头。

    王延光却没有躺下。他坐在折叠凳上，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全国铁路运行图摊开在腿上，又拿出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各地国库券交易点的位置、营业时间、负责人姓名以及联系电话。他一边看一边低声念叨：“上海申银证券营业部，每天九点开门，下午四点关门；重庆建设银行南岸支行，中午有两个小时午休……”

    他知道，这场战役的胜负不在本金多少，而在效率。每一分钟延误，都是利润的流失。他们这次干的，表面看是倒卖国库券，实则是利用政策开放初期的信息不对称和区域价差，在制度缝隙中抢时间、抢资源。这种机会不会长久，一旦市场全面放开，价格趋于统一，套利空间就会迅速消失。所以必须争分夺秒，趁着试点阶段疯狂收割。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火车抵达郑州。他们在站台短暂下车活动筋骨，顺便买了几瓶热水和干粮。王延光趁机拨通了杨建武的电话。

    “建武，我是延光。我们刚到郑州，预计明早七点抵沪。你那边安排得怎么样了？”

    听筒里传来杨建武急促的声音：“都搞定了！我已经在上海站附近的锦江之星订了三间长租房，步行五分钟就到申银证券。今天下午我就去营业部摸情况，听说最近有不少外地人带着国库券来卖，队伍排到门口去了。价格可能还要涨！”

    “好！那你盯紧点，一有风吹草动马上通知我。另外，让忠田准备第二批货，等我们把这批出手后立刻回电，让他组织人在重庆收，越多越好。”

    挂掉电话，王延光转身对方明才说：“加快节奏，这一波行情比预想的还要猛。上海这边需求旺盛，说明资金流动性已经开始松动，国家对资本市场的试探性放开才刚开始，后面还有更大动作。”

    周卫东插话：“那咱们是不是该考虑扩大规模？现在总共才凑了六十多万，要是能拉更多人进来……”

    “不行。”王延光果断摇头，“人越多越乱。我们现在这套体系就像一台精密机器，每个人都有固定职责：你在前方收，我在中间运，建武在上海销，忠田、兆龙、应春负责情报传递和后勤支援。再多加一个人，协调成本就会上升，反应速度下降。我们现在靠的就是快、准、狠，不能拖泥带水。”

    他说完，又补充一句：“而且这事本来就有风险。虽然是国家允许的试点，可毕竟还在摸索期，谁也不知道哪天风向变了。万一查起来，参与的人越多，牵连越大。”

    众人默然。他们都清楚，尽管政策文件写着“经政务院批准”，但实际操作中仍处于灰色地带。信托公司、信用社可以公开挂牌买卖，私人携带大量国库券跨省交易，则游走在合法与非法之间。公安、工商、税务任何一个部门都能找理由拦你查你扣你。

    傍晚时分，火车进入江苏境内。窗外田野开阔，油菜花开得正盛，金黄一片。车内气氛却愈发紧张。王延光反复检查背包里的国库券，厚厚一叠用牛皮纸层层包裹，外面再缠上胶带，藏在衣物夹层之中。他知道，这些东西看似轻薄，实则价值十几万??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不吃不喝三十年的工资。

    深夜两点，列车抵达上海站。站外早已等候多时的杨建武迎上来，手里拎着两个热腾腾的肉包子。“快吃点东西，一会儿直接去申银，他们早上八点半开门，现在排队的人都快上百了。”

    四人匆匆赶到位于黄浦区九江路的申银证券营业部门口。果然，一条长长的队伍蜿蜒而出，多数是中年男女，怀里抱着布包、纸箱，神情焦虑又期待。门口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当日收购价：**85年国库券，面值100元，收购价107.5元**。

    “涨了！”杨建武激动地拍大腿，“昨天还是106，今天直接跳到107.5！照这个势头，下周破110都有可能！”

    王延光冷静分析：“别高兴太早。价格上涨，说明市场热度高，但也意味着监管可能会介入。我们要做的不是赌它还能涨多少，而是尽快变现，回笼资金，投入下一趟循环。”

    他们排了两个小时队，终于轮到办理业务。柜台内的工作人员戴着老花镜，一张张仔细查验国库券真伪，盖章登记。王延光带来的十一万面额国库券，最终以107.3元均价成交，总收入118,030元，扣除路上花销，净赚约4.8万元。

    “成了！”走出营业厅那一刻，周卫东几乎跳了起来，“这才几天？我们六折收来的，现在一转手就是四万多进账！”

    “这只是开始。”王延光望着街对面工商银行的大楼，“你现在立刻去买票，明天一早就出发去重庆。我和方明才留在上海处理后续事宜，顺便打听有没有其他渠道能继续进货。”

    当天下午，王延光约见了申银证券的一位业务主管。此人姓陈，五十岁上下，曾在财政部工作多年，言语间透着体制内老人特有的谨慎与精明。

    “王同志啊，你们这些年轻人脑子活络，敢闯敢试，我很欣赏。”陈主管端起茶杯吹了口气，“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这种跨地区倒卖的行为，虽然目前没人管，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上面已经在研究全国联网交易系统，估计明年就会推开。到时候，地域差价自然归零。”

    “所以我们才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王延光笑着回应，“陈主任，我想请教一下，像我们这种情况，能不能通过贵公司代理交易？或者合作成立一个短期理财项目，集中采购再统一出售？”

    陈主管眯起眼睛：“你想走正规化路线？”

    “正是。”王延光点头，“我可以拉一笔资金进来，委托你们操作，利润分成。这样既规避个人风险，又能提高效率。您也知道，现在很多老百姓还不懂这些，宁愿低价卖给私人也不愿排队等银行收。如果我们能建立一个可信渠道，完全可以吃下更大市场份额。”

    陈主管沉吟片刻：“想法不错……但我不能做主。这样吧，我帮你引荐我们经理，你自己谈。不过事先说好，这种事情必须低调，不能张扬。”

    三天后，王延光成功与申银证券达成初步合作协议：由他组织货源，申银提供交易平台和资金结算支持，双方按比例分成。虽然分成比例不高，仅有15%，但胜在安全稳定，且可通过正规账户流转资金，极大降低被查处的风险。

    与此同时，李忠田在重庆发动亲朋好友，以“帮忙兑换到期债券”为名，悄悄收购国库券。他特意找了几个偏远县城的亲戚出面交易，避免引起注意。短短五天，便筹集了二十万面额。

    接到消息后，周卫东立即启程赴渝。他乘坐的是慢车，全程耗时近三十小时，途中还需换乘两次。但他毫不在意，反而利用这段时间熟记各地交易规则和应急方案。他知道，自己已是这支“特种部队”中最关键的运输骨干。

    第四趟往返顺利完成。截至四月底，团队累计完成六次跨省交易，总营业额突破百万，净利润达二十八万元。按照约定，每人分红四万左右，剩余资金作为滚动资本继续投入。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发起第七次行动时，意外发生了。

    五月二日凌晨，王延光正在上海宾馆房间核对账目，突然接到梁应春从深圳打来的紧急电话。

    “延光，出事了！袁兆龙在武汉被工商堵了！他带着八万国库券去建行交易，刚进门就被控制住了，人被带走，钱和券全扣了！”

    王延光猛地站起身，心脏狂跳：“什么时候的事？什么原因？”

    “昨晚七点左右。据说是有举报，说他非法倒卖有价证券，涉嫌扰乱金融秩序。现在关在武昌区工商局，还没移交公安。”

    “妈的！”王延光一拳砸在桌上，“谁举报的？有没有律师介入？”

    “不清楚，应该是同行眼红。建武已经联系了武汉的朋友想办法疏通，但那边态度强硬，说是要立案调查。”

    王延光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知道，这是迟早会发生的事。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涌入这个领域，竞争加剧，矛盾激化，有人为了独占利益选择举报他人，几乎是必然结果。

    “通知所有人，暂停一切跨省行动。”他果断下令，“忠田不要再收新货，建武留在上海维持原有渠道，应春暂时不要来内地。等我把兆龙捞出来再说。”

    接下来三天，王延光动用了所有能调动的关系网。他先是托杨建武的父亲找到陕西省财政厅一位退休副厅长，请其写信给湖北同行施压；又让李忠田联系当地一位退伍老兵??现任县人大副主任，通过老乡会名义发函交涉；同时，他还亲自致电几位曾在军队服役、现任职于政法系统的熟人，请他们协助沟通。

    终于，在多方努力下，工商局同意调解处理：国库券予以返还，但要求袁兆龙写下保证书，承诺不再从事类似活动，并缴纳五千元“管理费”。

    “实际上是变相罚款。”袁兆龙拿着失而复得的国库券，苦笑不已，“但他们说了，要是不交这笔钱，就要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王延光拍拍他的肩：“人没事就好。这笔钱我来出，你不必自责。我们早就知道这条路不好走，踩雷只是早晚问题。”

    经历此事，团队内部气氛骤然紧张。有人提议就此收手，见好就收；也有人主张换个方式继续干，比如改用他人身份分散交易。

    王延光召集全员开会，郑重宣布：“第一，暂停大规模跨省运输，改为小批量、多批次、隐蔽化操作；第二，所有交易必须通过合作机构进行，杜绝私人现金交易；第三，建立应急联络机制，一旦有人出事，立即启动救援预案。”

    他还做出一项重大决定：将部分利润投入实业。他看中了西安郊区一家濒临倒闭的建材厂，计划注资控股，将其改造成集生产、仓储、物流于一体的综合企业。“将来金融市场规范化以后，我们就转型做正当生意。现在赚的钱，不能全拿去冒险，得留下根基。”

    五月下旬，西北大学经济学硕士函授班面试如期举行。王延光在忙碌之余抽出时间参加考试。笔试过后是面试环节，考官问他：“如果你有一笔资金，会选择投资哪个方向？”

    他坦然答道：“我会选择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创新结合的领域。比如说，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资本市场刚刚起步，城乡差距依然巨大。谁能把握住这两者的交汇点，谁就能在未来十年占据先机。”

    考官们相互对视一眼，微微点头。

    走出考场那天，阳光明媚。王延光站在校园梧桐树下，望着来往的学生，心中前所未有的踏实。他知道，自己正在走上一条不同于常人的路??既有刀尖舔血的搏杀，也有运筹帷幄的谋略；既抓住时代的缝隙，也在为未来铺路。

    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