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宁十五年，夏初。

    晨光破云，洒在泉州港外的海面上，波光粼粼如碎金铺道。轻轨铁路已向北延伸至惠安境内，轨道旁竖立的监督木牌上，工时、用料、薪资明细一清二楚，每日由监工与工人代表共同核对签字。百姓渐渐习惯驻足细看，有人指着“水泥采购价”喃喃：“这价钱，比我家盖房还便宜？”也有人数着进度条，盘算着何时能通到福州，“以后去省城卖菜，不用走三天了。”

    阿福如今已是小组长，带着十二名少年负责一段路基夯实。他不再推独轮车，而是学会了使用水准仪??那是从爪哇运来的旧货，说明书译成中文后厚厚一本，他夜里就着煤油灯一页页啃。前日他还因读错刻度导致一段路基倾斜，被当众训斥。他没辩解，只默默加班三晚，重新测量打夯，直到监工点头。事后，他在工友面前说了一句：“我以前觉得当官的才识字，现在才知道，字是给咱们自己用的。”

    这日午歇，众人围坐树荫下吃饭。忽见远处扬起尘土，一辆四轮马车疾驰而来，车头插着红底黄星的小旗??这是“民声通讯社”的采访车。车上跳下两名青年记者，背着照相机与速记本，直奔工地。他们此行专为撰写《铁轨上的共和国》系列报道，已走访七处工地，今日特来拍摄“启明号”首次载人试运行。

    “听说这车能坐五十人？”一个工人问。

    “不止！”记者笑道，“设计载客八十，最高时速三十里！等全线贯通，泉州到福州只要四个时辰！”

    “那岂不是比八百里加急还快？”

    “快多了。”记者翻开本子，“而且不靠马，不烧钱养驿卒，票价只要五文铜元。”

    人群哗然。阿福听得入神，忽然问：“那……它归谁管？”

    记者一愣，随即答：“归交通部下属的‘公共轨道公司’，董事会由议会任命，但每年要向公众公布账目，接受质询。”

    “要是他们乱收费呢？”

    “那就换人。”记者指了指胸前的记者证，“你可以写信给《民声报》，可以联名请愿，可以让监察院调查。要是还不行，下次选举把他们投下去。”

    阿福沉默良久，终于咧嘴笑了：“有意思。比我村长家的狗还讲理。”

    消息传至制宪筹备办公室，蓝玉正在主持《司法独立条例》修订会议。他听完汇报，只说一句：“让记者多去工地走走。人民不关心条文，但他们关心火车几点到站。”散会后，他独自步行至海边，在一块礁石上坐下，望着潮水起落。副官欲言又止，终是递上一份密报：李可抵达镇江后，已正式签署《停战宣言》，并将私藏的兵符交予雷猛，请其转交泉州。随信附诗一首，仅四句：

    **“铁马冰河梦已休，孤身渡江为谁留？

    若得苍生免涂炭，何妨万世骂名收。”**

    蓝玉读罢，久久未语。他将诗纸折好，放入怀中，轻声道：“他不是输给我，是输给这个时势了。”

    姚广孝不知何时来到身后，手中仍握佛珠：“你不怕他反悔？不怕这是诈降？”

    “怕。”蓝玉望着远方，“但我更怕我们赢了之后，变成另一个他。”

    “所以你要自缚手脚？”

    “对。”蓝玉点头，“权力必须有笼子。哪怕关的是我自己。”

    当晚，蓝玉召集核心幕僚于灯塔下议事。风大，烛火摇曳，众人围坐一圈。他开门见山：“从明日开始，推行‘三公开’：政务公开、财政公开、人事公开。所有部长级以上官员，财产必须申报并公示；每项工程招标，全程录像存档；任何政策出台前，须经至少三场地方听证会。”

    有人皱眉：“如此繁琐，效率必降。”

    “效率重要，”蓝玉缓缓道，“但公信更重要。我们不是在建一个强国，是在建一个值得信任的国。”

    姚广孝补充：“百姓不怕慢，怕骗。只要让他们看见你在做事，哪怕走得慢，他们也会跟着走。”

    次日清晨，第一份《政府透明公报》张贴于泉州各大街口。市民蜂拥围观，有人指着“总统府本月开支”一栏惊呼：“连买两支铅笔都记上了？”更有细心老者对照市价，发现采购的茶叶每斤便宜三文，当场拍掌：“这回是真的！”

    与此同时，南方各省陆续响应改革。广州商会宣布成立“市民评议会”，由商户推选代表监督税收使用；广西桂林府废除衙役私刑，设立公开审案日，允许百姓旁听；就连远在贵州的苗寨也传来消息：当地长老集会决议，今后寨中大事须经“议话坪”全民讨论，不得由头人独断。

    然而，并非处处春风。长江以北，仍有十余州县拒绝承认新政，称“共和乃蛮夷之术，悖逆纲常”。山西大同守将甚至斩杀宣传员三人，悬首城门，榜文曰：“凡传妖书者，皆以此例。”

    蓝玉得知，未怒，只命人将三人遗体收敛，追授“公民烈士”称号，并在泉州烈士陵园设碑纪念。碑文极简：

    **“他们死于无知的时代，却照亮了未来的路。”**

    他又亲笔致信北方诸将：“我不强你们信我，只求你们容百姓自己选择。若你治下之人愿留，我不拦；若他们想走，你也别拦。人心如水，堵则溃，疏则安。”

    这一招，比十万大军更有效。不出半月，大同已有上千户百姓携资南迁，沿途高举“投共和”白旗。守将闭城不敢阻，唯恐激起民变。而那些曾追随李可的将领，见民心如此，纷纷遣使暗通款曲，探问投诚条件。

    此时，全国制宪会议筹备进入关键阶段。南北各方代表陆续抵泉，下榻于“共和客栈”??原是明代藩王别院，现改为公共接待所，不分贵贱，统一分配房间。客栈门前立碑，刻蓝玉手书：

    **“此处无上下，唯有同路人。”**

    代表之中，有昔日誓死效忠皇权的老儒，有曾率军屠城的武将，有南洋归侨巨贾，也有乡间女塾校长。首日报到，便起风波。一名前礼部侍郎拒住二楼，声称“士庶有别”，非要单院独居。工作人员平静回应：“总统本人住三楼集体宿舍，您若不愿，可自行租房，费用自理。”老儒愤然离去，次日却又悄然返回，默默领了钥匙。后来有人见他深夜伏案，抄写《公民权利宣言》，笔迹工整如童生备考。

    会议正式开幕前七日，发生刺杀未遂案。一名化装成清洁工的刺客潜入筹备办，欲在蓝玉办公室引爆炸药，幸被新设的“民众安全哨”及时发现??这是由退休士兵与妇女组成的志愿巡逻队，每日轮值巡查，已成泉州特色。刺客被捕后供出幕后主使为“复明会”，一个由前朝遗臣、江湖术士与失意武夫组成的秘密组织，宗旨是“诛蓝扶正，重立朱氏”。

    蓝玉闻讯，下令严查，却特别批示：“审讯过程全程公开，允许记者旁听；若此人确系受蒙骗，可酌情减刑。”

    姚广孝问：“你不恨他？”

    “恨。”蓝玉摇头，“但我不能让仇恨成为治国的理由。我们推翻专制，不是为了建立另一种专制。”

    三日后，庭审在临时法庭公开举行。刺客跪地痛哭，自称父亲被征粮官逼死，妹妹卖入娼家，以为蓝玉是“西夷妖首”，故铤而走险。法官当庭宣判：死刑缓期两年，改判劳役十年，送往海南垦荒队修筑海堤。判决书末尾写道：“你之痛属实，但手段违法。共和国不许私刑，哪怕是为复仇。”

    判决公布，民间反应复杂。有人赞其宽仁，也有人骂“纵容逆贼”。蓝玉未作解释，只在《民声报》发表短文：

    **“一个健康的国家，不该靠恐惧维持秩序，而应靠正义赢得信任。我们可以惩罚错误，但不能消灭悔改的机会。”**

    文章刊出次日，林氏遗孀送来一篮鸡蛋，放在报社门口，附字条：“我恨过你，现在信你。请继续说话。”

    夏至前夕，制宪会议终于召开。地点设在泉州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实为一座改造的旧仓库，内部宽敞，无雕梁画栋，只有三百张木桌环形排列，中央设发言台，无帷幕，无宝座。蓝玉作为召集人登台，未穿礼服，仍是一身旧长衫，胸前别着一枚普通工票徽章。

    “各位，”他开口，“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不是因为谁赐予我们权力，而是因为千千万万普通人选择了改变。他们不要饿死，不要冤死，不要一辈子跪着活。他们想要一条能走直的路，一间能说真话的屋子，一个不必看人脸色的世界。”

    台下寂静。

    “我不主持会议，只提供平台。接下来的一个月，你们可以争吵，可以拍桌子，可以退场抗议。但请记住：你们争的不是个人荣辱，而是一个民族能否真正站起来。”

    他退至后排坐下，如同普通代表。

    争论果然激烈。首日议题即陷入僵局：国体形式。

    主张“联邦共和”者认为，中国幅员辽阔，民族多元，应赋予地方高度自治权；

    主张“单一制民主”者则担心分权过度会导致分裂，重演军阀割据。

    辩论持续三日，几近决裂。关键时刻，云南代表沐承志起身，用彝汉双语陈述：“我们少数民族不怕民主，怕假民主。我们要的不是名义上的平等，而是实实在在的权利保障。如果中央只给命令，不给尊重，那和从前有什么区别？”

    此言一出，全场肃然。

    最终，会议决定设立“国体研究委员会”，由法学专家、社会学家与民意代表组成，三个月内提交报告，供全民公投决定。此举虽拖延决策，却避免了强行统一带来的撕裂。

    与此同时，经济重建稳步推进。爪哇援助的蒸汽水泵已在太湖流域全面启用，万亩涝田恢复耕种；泉州造船厂开始仿制铁甲舰，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另设夜校学习机械原理；广州纺织厂引进新式织机，女工月薪可达银元三枚，且享有产假与医疗保障。报纸称：“昔日机器吃人，今朝机器养人。”

    最令人瞩目的，是教育变革。全国首批五十所“公民实验学校”同时开学，课程剔除“忠君”内容，代之以科学思维、法律常识与公共参与训练。教材中甚至设有模拟议会环节，让学生扮演不同立场辩论“是否应提高糖税”“如何分配救灾粮”。有家长担忧：“孩子这么小，懂什么政治？”教师答：“他们不懂政治，才会被政治吃掉。”

    某日，蓝玉微服私访一所郊区小学。教室中，十岁孩童正进行“市长选举”游戏。两名候选人轮流演讲，一个承诺“每天多放半小时假”，另一个主张“建操场让大家踢球”。投票时，一名小女孩举手：“我能提名第三个人吗？我想选一只狗，因为它不会贪污。”全班哄笑，老师却认真记录：“提名有效。动物保护也是公共事务。”

    蓝玉站在窗外，笑中带泪。回程路上，他对随行人员说：“看到没有？真正的民主，是从允许孩子说荒唐话开始的。”

    七月流火，暑气渐盛。制宪会议进入后期，各项草案陆续成型。《人权保障法》明确禁止任意逮捕、酷刑与思想定罪；《新闻自由法》规定政府不得审查报刊，记者有权质疑官员；《选举法》确立普选原则，年满十八之男女公民皆有投票权，且秘密投票，违者重罚。

    唯一悬而未决的，是总统职权范围。有人主张虚位元首，实权归议会；有人坚持强总统制，以应对危机。争议最大者，莫过于“紧急状态权”??战争或灾变时，总统能否暂时中止部分权利？

    蓝玉在此问题上异常谨慎。他提出修正案：“紧急权力必须经议会三分之二多数授权，期限不得超过九十日，且每日向公众发布情况通报。到期自动失效，违者以叛国罪论处。”

    他解释：“我可以今天为救万人而关一千人，但明天就不能再用这个理由关另一千人。权力不能有例外，否则例外就会变成常态。”

    议案表决当日，暴雨倾盆。会场灯火通明，代表们彻夜辩论。最终，修正案以微弱优势通过。当计票结果宣布时，有人欢呼，有人落泪，更多人默默起立，向彼此伸出手。那一刻，敌我界限模糊了，只剩下一群疲惫却坚定的人，共同完成了一件前人从未做过的事。

    散会后，蓝玉独自登上灯塔。海风猛烈，吹得衣袍猎猎作响。副官送来一封电报：爪哇议会正式批准对华援助升级计划，未来三年将派遣两千名技术人员，投资铁路、电力与公共卫生系统，并开放巴达维亚大学招收五百名中国留学生。

    他看完，未言，只仰望星空。银河横贯天际，如一条流动的光河。

    “你说，”他忽然开口，“我们真的能守住这一切吗？”

    副官沉默片刻：“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如果不试，就永远不可能。”

    蓝玉点头：“那就试下去。一代不行，就两代；两代不行，就三代。总有一天，人们会习惯站着说话，而不是跪着求生。”

    次日清晨，第一列正式客运列车“曙光号”从泉州站发车。站台上挤满百姓，孩童骑在父亲肩头，老人拄拐张望。蓝玉未出席仪式，只托人送来一块铜匾，挂在车厢入口：

    **“此车不属于任何人，属于每一个买票上车的人。”**

    汽笛长鸣，车轮转动，钢铁巨兽缓缓驶出站台，沿着闪亮的铁轨，奔向北方的原野。阳光洒在轨道上，反射出耀眼光芒，仿佛一条通往未来的路，刚刚开始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