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厅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省会宾馆三楼会议室。

    清晨七点四十五分，阳光斜切过厚重的窗帘缝隙，在深褐色地毯上划出一道锐利的光痕。

    苏霓推开会议室侧门时，脚步很轻，却像一把刀，无声地割开了原本沉闷的空气。

    她穿着一件藏青色收腰西装裙，发尾微卷，垂在肩头，没有过多修饰，但那种由内而外的气场，让本该不起眼的身影显得格外清晰。

    工作人员引她入座——最后一排，靠墙角落，连名牌都没贴。

    “特邀观察员”，四个字写得客气，位置却说明一切：你来听，别说话。

    前排陆续落座的是各厅局代表、法学院教授、技术专家。

    主持开场的是办公厅副主任，照本宣科念着《关于规范新型电子证据采集与使用的指导意见（草案）》的背景意义，全程避而不谈“公众自主举证权”五个字。

    接着几位地方代表轮流汇报。

    某市司法局长语气笃定：“我们已成功建立舆情预警机制，对群体性录证行为做到早发现、早干预。”他顿了顿，嘴角微扬，“上周就妥善处置了一起村民集体拍摄执法过程事件，未造成不良影响。”

    台下有人点头，有人记录，仿佛这是一份值得嘉奖的成绩单。

    苏霓一直低着头，笔尖在笔记本上快速滑动，字迹工整得近乎冷酷。

    她的脑海里正回放着陆承安那天在会上说的话：“法律的意义，是让每一个普通人，在孤立无援时仍有途径说出真相。”

    而现在，他们称之为“遏制”。

    她忽然抬起了头。

    目光如刃，扫过主席台。

    “请问。”她的声音不高，却清亮得像一记钟鸣，瞬间压下了所有杂音，“所谓‘遏制’，是指解决了问题，还是阻止了问题被看见？”

    全场骤然寂静。

    有人转头看她，眼神惊愕；有人低头翻文件，假装没听见；主持人连忙笑着打圆场：“这位同志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啊，咱们今天主要讨论技术标准……”

    话未说完，台下三位年轻成员却已悄悄翻开手中的资料——正是苏霓三天前提交的《公众证据赋权与制度衔接建议稿》复印件。

    纸张边缘还有折痕，显然已被反复阅读。

    没有人知道这份草案是怎么流出去的，只知道它像一颗种子，悄然落在了最该生根的地方。

    而苏霓，依旧端坐后排，神色平静，仿佛刚才那一问只是寻常探讨。

    可只有陆承安注意到，她右手无名指轻轻摩挲了一下钢笔帽——那是她准备出击前的习惯动作。

    会议继续推进，议题转向数据存证的技术门槛。

    一位技术官员强调：“必须由专业机构背书，否则真实性无法保障。”

    苏霓再次开口，这次语调更缓，却字字如钉：“那请问，当一个母亲用手机录下孩子被幼儿园体罚的画面时，您是要她先考取‘影像公证员资格证’，还是允许她先把视频交给警方？”

    这一次，没人敢轻易打断。

    角落里，许文澜坐在末位，指尖在平板上轻轻一点，一条加密信息悄然发出。

    同一时间，千里之外的小城南梧。

    夜已深，暴雨倾盆。

    许文澜接到紧急警报：强拆冲突爆发，多名居民通过“蜂巢节点”直播现场，画面中执法人员砸毁录像设备、推搡老人孩童。

    然而不到半小时，当地全面断网，政府通报称“秩序平稳，未发生极端行为”。

    她站在窗前，雨水拍打着玻璃，眼神却冷静得可怕。

    手指轻敲桌面三下——暗流协议，启动。

    数百个本地固话语音信箱被悄然注入加密视频片段。

    每通电话结束后，自动播放15秒真实画面：破碎的窗户、哭泣的孩子、一只沾满泥泞的手紧握着半截断裂的手机。

    第二天清晨，无数家庭在接完亲人问候后，耳边突然响起这段陌生又真实的录音。

    疑惑、震惊、愤怒开始在邻里间蔓延。

    舆情，如野火燎原。

    与此同时，赵小芸带着团队抵达南梧外围，却被层层交通管制拦住去路。

    她没有硬闯，而是拨通了一个许久未联系的中学教师电话。

    两小时后，一份名为《暑期社会实践通知》的信息出现在多个班级家长群：“鼓励学生记录‘我家附近的公共设施变化’，优秀作品将推荐至市教育局参评。”

    半天之内，上百段视频涌入后台：某个巷口昨夜突然出现的大坑、某户人家墙上醒目的“拆”字、一段模糊却完整记录强拆车驶入的行车记录仪画面……

    赵小芸将素材拼接成片，命名为《孩子们的眼睛》，仅向教育系统内部推送，附言简洁有力：

    “下一代记得什么，取决于我们现在教他们看什么。”

    当晚八点，老张独自坐在客厅的老式电视机前，新闻联播正播报：“各地社会秩序井然，群众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他盯着屏幕，良久未动。

    窗外雨声渐歇，屋里灯光昏黄。

    他缓缓站起身，走到书柜前，抽出一本泛黄的摄影年鉴，指尖抚过一张三十年前的合影。

    然后，他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个多年未曾联系的号码。

    听筒里传来忙音，他又等了几秒，终于接通。

    他轻声说：老张的手指在话筒上微微发颤，听筒那端沉默了几秒，才传来一声沙哑的“我在”。

    雨后的空气湿冷刺骨，他坐在昏黄的台灯下，像一尊被时间遗忘的雕像。

    电话那头是陈国明，他曾任省电视台技术主管，90年代初因坚持播出一段工人维权影像被调离一线，此后二人断了往来，只剩逢年过节一条群发短信。

    “你还记得93年纺织厂那盘带子吗？”老张声音低缓，却字字如钉入木，“现在有个新版本，我想让你听听。”

    电话那头呼吸一滞。

    那是他们这辈子最不敢忘的一夜——三百名女工围在厂门口举着横幅，镜头拍到保卫科打人，陈国明顶着压力把画面剪进晚间新闻。

    第二天，带子被收缴，栏目停播三个月，他也从此退出核心岗位。

    而今晚，历史重演。

    老张没有多言，只将手机贴近音响，按下播放键。

    15秒的加密音频流淌而出：玻璃碎裂声、孩子的哭喊、一个粗暴的声音吼着“录像的都给我删了！”背景里还有人在喊“蜂巢已上传”，紧接着是设备被砸的闷响。

    听筒那端久久无声。

    良久，陈国明才开口，嗓音干涩：“这东西……从哪儿来的？”

    “老百姓自己录的。”老张说，“不是记者，不是干部，就是一个菜贩子用老年机拍的。但他知道，只要传出去，就有人看得见。”

    那一夜，陈国明没睡。

    凌晨三点，他戴上老花镜，在一台老旧笔记本上反复核对音频波形与通讯频段特征。

    他曾是全省最懂影像溯源的技术专家，即便退了休，也从未放下这份执念。

    天未亮时，一份标注“内部通讯频段截取+时间戳验证”的压缩包，通过多重跳转服务器，匿名上传至中纪委实名举报平台，并附言一句：

    “三十年前我闭过一次嘴，这一次，我不想再等组织找我谈话才发声。”

    消息石沉大海不到六小时。

    上午十点，中央纪委监委官网弹出提示：收到重要线索，已启动初步研判程序。

    与此同时，国务院督查室连夜下令，由政法委牵头成立联合调查组，直插南梧。

    风暴骤起。

    当天下午三点，专项工作组紧急会议在司法厅地下室召开。

    烟雾缭绕的会议室里，各路官员推诿扯皮，有人说“基层执法难”，有人辩称“网络信息真伪难辨”，更有人暗示“某些人借题发挥，破坏稳定”。

    就在此时，陆承安站起身。

    他没有提高音量，只是平静地打开平板，接上投影仪。

    屏幕一分为二。

    左侧，是当地政府发布的通报原文：“事件全程依法依规处置，无冲突发生，群众情绪稳定。”

    右侧，则是一条由“蜂巢节点”自动生成的时间轴证据链——

    18:47 居民开始直播

    18:52 执法车辆闯入巷口

    18:56 老人被推倒，手机遭踩踏

    19:03 现场断网指令自指挥车发出

    19:10 官方通报稿完成编辑并预发

    每一条数据均附带卫星定位、基站跳转记录和哈希值校验码，无法篡改。

    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

    陆承安合上平板，声音依旧平稳：“我们可以继续争论谁该负责，也可以现在就开始讨论——怎么让下一次，不再需要‘蜂巢’来纠正官方说法。”

    话落，无人回应。

    散会后，秘书长单独留下他。

    窗外夜色如墨，远处一栋办公楼还亮着一扇窗，窗帘半掩，隐约可见一道纤细身影伏案疾书。

    “明天中央调研组要来听汇报，”秘书长斟酌着词句，“我们需要一个……既能镇得住场面，又不会太扎眼的人来讲这个事。”他顿了顿，“你觉得，有没有合适人选？”

    陆承安望着那扇灯下的窗，片刻后低声答：

    “有，她一直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