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日后，经由司礼监拟定、天启皇帝朱笔批红的数道旨意，

    便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发往北方。

    第一道旨意，关乎宣大地区的军政人事布局。

    原宣大总督冯嘉善因“驭下无方、守土失责”之罪，

    被革职锁拿进京问罪，其职由张朴接任。

    大同巡抚一职则由张晓补缺。

    同时，张鸿功被任命为大同总兵，郭尚友出任大同兵备道。

    这几人皆是阉党核心或与崔呈秀关系密切之辈，

    他们的上任，标志着魏忠贤的势力彻底渗透并掌控了这道京师的北部屏障。

    原大同镇守太监则因“监军不力”被调离，其职由魏忠贤的另一名心腹太监葛九思接任。

    这一系列任命，在朝堂上并未引起太大波澜，

    冯嘉善已成弃子，无人愿为其发声，阉党顺势安插亲信，已是题中应有之义。

    第二道旨意，则是针对边防方略的调整。

    皇帝采纳了魏忠贤的方略，责令新任宣大总督张朴，

    大同巡抚张晓等人“严饬边备，慎守疆圉，无得轻启边衅”。

    这意味着朝廷的战略已从可能的主出击转向了彻底的防御固守。

    同时，旨意中也明确要求“相机与虏酋林丹汗开复市赏，以示羁縻，共御外侮”。

    朝廷将在宣府、大同等地择机重开马市，

    向林丹汗提供有限的粮食、布匹、铁器等物资，换取其“西御魔寇，东遏建奴”的承诺。

    旨意抵达大同后，新上任的督抚大员们立刻开始行动。

    张朴坐镇阳和城总督行辕，总体协调；

    张晓、张鸿功、郭尚友以及镇守太监葛九思则齐聚大同镇城。

    摆在面前的第一要务是“安抚”代藩。

    在葛九思的亲自监督下，张晓带人找到了被郭忠安置在一处大宅院内的代王遗孀、遗孤以及其他宗室成员。

    郭忠确实没有过于为难他们，不仅留下了足够的粮食和银两，也未加以虐待。

    张晓代表朝廷宣布了皇帝的抚恤旨意，拨发内帑银两用于暂时供养这些宗室，

    并承诺将择日奏请朝廷遴选贤良宗室继承代王爵位，并勘址重建王府。

    整个过程小心翼翼，唯恐再刺激到这些惊弓之鸟，或落下什么口实。

    紧接着便是城防的重建与整顿。

    张鸿功在郭尚友的“协助”下，开始清点残存的军户、兵员，修缮被乱兵破坏的城墙和营房。

    然而，他们的首要目的并非增强战力，而是“稳定”。

    粮饷被优先用于收买和蓄养一批忠于新总兵的家丁，

    而对普通军士则依旧克扣，只是手段比朱万良时期更为“温和”与隐蔽，以免再次激成兵变。

    更关键的是，郭尚友严令各营，严禁官兵私下议论“魔寇”之事，违者以“摇惑军心”重处。

    所有来自北方的消息，都必须先经过镇守太监葛九思的过滤和“润色”，才能上报。

    与此同时，与林丹汗部重启互市的准备工作也在秘密进行。

    葛九思派遣心腹太监与张家口等地的官商联络，筹备茶叶、布帛、铁器等物资。

    张晓则负责协调地方，确保市赏能够顺利送出关隘，

    换取林丹汗的“忠诚”和边境的短暂安宁。

    整个宣大防线，在新任官员们的操持下，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平静”。

    对外严防死守，对内高压维稳，成为了新的基调。

    在这番布局大致落定后，最后一道关于人事的旨意也从北京发出：

    大同镇守太监刘文忠，因“身处危城，孤忠可勉，然亦有失察之咎”，

    着革去大同镇守太监之职，调任南京司礼监太监、兼掌南京守备太监事”。

    这道旨意，是魏忠贤与王体乾等人精心运作的结果。

    对刘文忠而言，这道旨意简直是绝处逢生！

    大同出了塌天大祸，代王被杀，镇城沦陷，

    他作为镇守太监，按律就是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的。

    如今不仅保住了性命，竟还能得任南京守备太监这等优渥的“养老”美差，

    这无疑是魏公公念在旧情，在皇爷面前极力保全，

    替他争来的一条生路，是天大的恩典！

    刘文忠接到旨意时，先是一愣，随即便是劫后余生的狂喜。

    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朝着北京方向连连叩首，

    额角沾了尘土也浑然不觉，这个老太监激动的语无伦次：

    “奴婢……奴婢谢主隆恩！皇爷万岁！万岁！万万岁！”

    紧接着，他又转向魏忠贤府邸的方向，重重磕头：

    “魏公公天恩！奴婢结草衔环，难报万一！奴婢……奴婢永世不忘公公保全之恩！”

    他几乎是浑身乱抖的接过了那道救命的旨意，

    心中充满了对皇帝“宽仁”和对魏忠贤“仗义”的无限感激。

    他立刻收拾行装，不敢有片刻耽搁，

    迫不及待地启程南下，奔赴那个能让他安度余生的“福地”去了。

    与此同时，对于大同事件中另外几名关键人物的最终处置，朝廷的定论也很快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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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王府长史周瑞、大同兵备道张宗衡，

    因“不能匡扶藩府，临危畏罪自戕”，

    朝廷下旨追夺一切官职恩荫，其家产抄没，子孙永不叙用。

    这道旨意看似严苛，实则是阉党乐于见到的结果。

    死人是最完美的替罪羊，将所有护卫藩王不力的罪责彻底钉死在他们身上，

    也免去了活着审讯可能带来的麻烦。

    而对于大同镇新平堡参将王国梁，其在兵变当晚即下落不明，

    朝廷的定性是“守备疏懈，驭下无方，激成大变，事后又弃军潜逃，罪无可逭”，

    着令锦衣卫北镇抚司行文天下，严旨海捕。

    尽管内部皆知，在乱军之中，王国梁生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畏罪潜逃”的定性，足以将新平堡失守乃至大同镇城被陷的部分责任推至其身上，

    从而为整个大同军政系统的溃败找到一个可供追惩的具体罪魁，也为朝廷的失察减轻了压力。

    这几项处置，与对宣大总督冯嘉善的明正典刑，

    对刘文忠的明升暗降一起，共同构成了一幅完整的政治清算图景。

    它清晰地表明，朝廷（或者说掌控朝廷的阉党）对此事的处理重点，

    并非深究真相、整饬边防，而是迅速地寻找替罪羊、平息物议、并趁机将边镇权力牢牢抓在自己手中。

    大同的惊天波澜，在紫禁城的权力运作下，表面上似乎就此尘埃落定。

    只是，那支被定义为“漠北魔寇”的神秘力量，以及它所带来的真正威胁，

    却在这番精密的官场算计中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如同一个巨大的阴影，悄然笼罩在北方的天际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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