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残卷展持续半月，观者日逾千人。

    那日清晨，天刚蒙蒙亮，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农牵着小孙子站在展馆外头。

    守门的侍卫认得他——这几日几乎天天来，从不说话，只盯着某一页泛黄的账册看很久，然后默默离开。

    今日不同。

    老人颤巍巍地抬手指向纸上一行朱批：“贞元十三年，赈米三百石拨往清河县下塘村。”声音沙哑如枯枝刮过石板，“这村是我舅家……那年米没到，人吃土。”

    孩子仰头望着他，眼睛清澈：“爷爷，坏人抓到了吗？”

    老人没回答。

    嘴唇动了动，像被什么堵住了喉咙。

    他弯腰把孙子抱起来，让他看得更清楚些：“你瞧，纸上写着呢，米是发了的。可我们没见着一粒。”

    孩子不懂，只是轻轻摸了摸陶片边缘刻着的一个名字：“那这个字，是他写的吗？”

    旁边一位穿着粗布裙的妇人忽然红了眼眶：“我娘就是那年饿死的，临走前攥着一把观音土，说‘别告诉孩子’。”

    消息传开不过三日，十七处拾遗亭自发增设“祖辈问答角”。

    没有官令，没有章程，只是一张矮桌、两把旧椅、一壶粗茶。

    长者坐着，孩童围着。

    有人问战乱，有人问饥荒，有人问谁家祖上曾被冤斩于市口。

    起初沉默居多，后来哭声渐起，再后来，竟有了笑声——原来记得，也是一种团圆。

    苏锦黎是在王府书房得知此事的。

    她正翻阅各地快报，柳知秋进来，手里捧着厚厚一叠手抄稿。

    “都是民间自发记录的口述，有的字不成形，有的语无伦次，但……句句有根。”

    苏锦黎接过一页，指尖停在一行歪斜的小字上：“爹被抓那天，我在井边洗菜，听见他说‘我对得起良心’。”

    她怔了片刻。

    许久才道：“整理出来，取个名字。”

    柳知秋低头：“叫《民忆启蒙录》如何？分送各州县蒙学，不强读，只放在案头。”

    “好。”苏锦黎合上稿纸，“我要他们先听懂眼泪的重量，再学写字。”

    这事本该悄然而行，却还是惹了朝中风波。

    赵砚之联合礼部尚书上奏，称“拾遗泛滥，童稚妄议国政”，言辞激烈，直指苏锦黎“以私情乱纲常，借哀怨惑民心”。

    奏折末尾请求禁绝“非正统口述进学堂”，并彻查拾遗亭背后是否有“别有用心之人煽动”。

    圣旨未下，七王府却已收到风声。

    萧澈正在院中练字，听见通报后只淡淡一笑：“他们怕的不是孩子说话，是怕大人也开始回想。”

    他提笔蘸墨，在宣纸上写下四个字：记事明心。

    次日早朝，他反请皇帝恩准，在国子监开设“民间记事课”。

    “史官修史，记的是功过；百姓讲史，记的是生死。”他在殿前躬身，“若连痛都忘了，何谈慎政？”

    皇帝沉吟良久，准了。

    首日授课，请的是位白发苍苍的老守城卒，名叫崔砚铭。

    题目只有十个字：《贞元灯变那夜我在城门值哨》。

    台下坐满太学生，还有几位宗室子弟。

    老人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那一夜，火光照天，宫里下令闭门。可城外逃难的人越来越多……有个女人抱着孩子跪在门前，求放一条生路。我说不行，她就磕头，一下，又一下……后来她不动了，孩子还在哭。”

    他顿了顿：“第二天我才听说，她是御史中丞的妹妹。”

    课毕，全场寂静。

    忽有一名青年太学生伏案痛哭，肩膀剧烈颤抖。

    旁人劝他，他摇头，哽咽道：“我祖父……就是当夜的守将副尉……可家族谱牒里，只写他‘因病致仕’，从没人说过那一晚的事……”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

    原本讥讽“拾遗矫情”的士林清流，也开始私下打听课程安排。

    甚至有几位老臣主动联系拾遗院，愿为孙儿报名听讲。

    而最意想不到的变化，发生在地方。

    裴文昭察觉，尽管中央推行“赦免制”——允许官员主动备案过往错案可减罪——但许多地方官仍心存畏惧，担心揭旧账引火烧身，于是拖延不理，压件成堆。

    他没有上书抗争，也没公开指责。

    而是发起“百地共读行动”。

    选定一百个曾发生重大冤案的村镇，在同一天午后，当众朗读已公开的忏悔书与受害者陈述。

    地点不在衙门，而在祠堂、集市、村塾；听众不限身份，男女老少皆可参与。

    西北某镇，读到一句：“我下令烧粮时，听见娃在哭……可上司说，宁可饿死三千，不能乱军心。”

    台下跪倒一片。

    一位老汉抱着孙子嚎啕大哭：“那是我儿子！他活活饿死在田埂上，手里还攥着半截野草！”

    人群之中，当地县令脸色惨白。

    散场后，他独自走入拾遗亭，写下姓名职务，自陈曾隐瞒上司贪腐之事，愿赴京备案。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刑部压件再不敢拖。

    三日内，全国上报备案案件激增六倍。

    风，已经吹进了骨头缝里。

    李承武奉命巡查边镇义塾进展，归来说起一幕：孩子们用陶片刻字习文，老师教他们“把疼记住，但别让它发烂”。

    苏锦黎听后沉吟。

    盛夏的夜风穿过宫墙缝隙，带着燥热与蝉鸣，吹不散七王府书房里的凝重。

    苏锦黎坐在灯下，指尖轻轻摩挲着李承武带回的一片陶片——边缘粗糙，上面刻着一个歪歪扭扭的“娘”字，笔画深得几乎要裂开。

    “把疼记住，但别让它发烂。”她低声重复这句话，目光渐渐沉静。

    她忽然想起那个老农抱着孙子站在残卷前的模样，想起妇人说起观音土时颤抖的声音，也想起国子监里那名痛哭的太学生。

    记忆不是刀，可它割得最深。

    而如今，百姓已不再只是被动承受，他们开始说话，开始刻字，开始用最原始的方式，将被掩埋的真相一寸寸挖出来。

    可这还不够。

    口述会遗忘，纸张会焚毁，唯有扎根于民间的传承，才能真正长出新的根系。

    次日清晨，苏锦黎召见沈砚舟。

    她在案上铺开一张舆图，指尖点向十个标记红圈的地方——皆是曾遭屠村、焚粮、冤斩之地。

    “设‘记忆耕读计划’。”她说，“王府出资，建十辆流动书车，每车载陶泥、刻刀、《拾遗简本》，巡乡授课。不强求读写，只教一件事：把自己的故事留下来。”

    沈砚舟皱眉：“朝廷未批，此举恐招非议。”

    “那就不是朝廷的名义。”她平静道，“是民间自发。我们只提供泥土和工具，让百姓自己去刻、去传、去教。孩子学字时记住的不是一个‘粮’字怎么写，而是‘那年没米下锅’。”

    数日后，第一辆书车驶出城门。

    百姓围观，有人笑称：“这是给地里埋字，等它自己长出理来。”可不过半月，西北三镇已有孩童在陶片刻下祖辈饿死之年，南方村落则流传起一段段押韵的口诀，讲的是某任知县如何贪墨赈银。

    火种已撒下，风一吹，便连成了片。

    而此时，宫中忽传急召。

    苏锦黎踏进内殿时，夜已深。

    一名白发宫女伏在榻上，气息将尽。

    她握着一只褪色布包，交予内侍，只说一句：“临死前，得还了这个。”

    信是写给皇帝的，却由她代阅。

    纸上字迹枯涩，断续如喘息：

    “……先帝病危那夜，我守在外间。七更后，有个影子进了药房，端出来的碗换了颜色。我没敢看清楚。可昨早听见街上有孩子摇铃念书——那是当年七皇子病重时求医的铃声啊。我撑不住了，不说，魂不得安……”

    苏锦黎读完，久久未语。

    灯影晃动，映着她眼底翻涌的波澜。

    她终于明白，为何萧澈幼年屡次病危却无人救治，为何他至今体弱却从不怨天尤人。

    那些藏在药香里的杀机，早已浸透宫墙。

    翌日清晨，她未回王府，径直奔赴昌平拾遗亭。

    晨光微露，亭中已有百姓排队登记旧事。

    她接过登记簿，在首页空白处提笔写下新规：

    “凡揭弊者，无论生死，皆记功半级，荫及子孙。”

    笔落如刀，划破长久的沉默。

    人群寂静片刻，随即有人跪下，有人哽咽，也有老人颤巍巍掏出一封泛黄家书，说：“我来说……我来说我家的事。”

    而在皇宫深处，皇帝独自立于御药房旧址，手中紧握一枚锈迹斑斑的小铃铛。

    那是他幼弟临终前攥在手心的东西，多年来无人问津，如今，竟被人重新听见。

    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