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琅收到密报那日，天光灰蒙，檐角滴水断续敲在青石上。

    她没起身，只将纸条在灯焰上烧了，灰落入茶盏，沉底如墨。

    礼部成立了“正名司”。

    三品以上官员联署奏本，称“苏党余逆蛊惑人心，姓名流传恐生祸端”，诏令天下：凡涉苏氏案者，三代以内不得具本姓，族谱须更，改冠“庶籍”编号——譬如“苏锦黎”从此只能记作“乙等庶七十二户第三女”。

    名字被抹去，像风扫沙。

    可沈琅知道，人可以无官身，但不能无姓。

    姓是根，扎在血脉里，刻在胎发落下的那一道红纸上。

    她没召集旧部，也没联络朝中清流。

    那些人早已噤声，或倒戈，或自保。

    她只悄悄找来几个游方教书先生，每人发了一笔薄银，几句口信。

    “去城南、城北的私塾走一遭，说要添一课，叫‘识姓’。”

    先生们不解：“识字不就识姓？”

    沈琅摇头：“识字是认别人写的，识姓，是要记住自己从哪来。”

    她递出一张桑皮纸，上面用米浆描着百家姓，工整清秀。

    唯独“苏”字不同——那一横末尾多出一道横折钩，短促却锋利，像谁在绝境中猛然划下的痕迹。

    “就说，那是她当年划破牢窗的手指。”

    先生们低头细看，心头一震。

    没人问“她”是谁。

    他们都听过那个名字，哪怕朝廷封了口，民间仍悄悄传着：一个女子，在狱中以指甲蘸血写状，用陶管藏音，最后死于无声。

    几日后，识姓课悄然开讲。

    学童执笔描摹，奶声奶气念：“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苏——”

    先生轻拍桌案：“慢些，最后一笔，要拐一下。”

    孩子歪头：“为什么呀？”

    “因为有人不肯低头。”先生低声答，“她用手，把天戳了个口子。”

    课罢回家，孩童照例复写。

    母亲接过纸，一眼盯住那个“苏”字，手指微微发抖。

    夜里，她翻出针线匣，剪下一块素绸，用黑线密密绣上三个字：苏锦黎。

    缝进孩子贴身肚兜，紧贴心口。

    不止一家如此。

    半年内，京城半数幼童内衣暗藏亲祖真名。

    有的是祖父临刑前喊的最后一句，有的是母亲半夜哭醒默念的家谱。

    这些名字不再见于纸册，却藏在体温里，随心跳起伏，如星火藏于襟袖。

    与此同时，周砚舟巡至永宁旧县衙。

    此地曾是苏党案初审之所，大堂前新立一碑，黑底金字，题曰“清肃名录”。

    碑文洋洋洒洒，尽述“悔过归正”之人，实则将原刻受害者名讳尽数石灰覆盖，再重书顺民之名，意图洗尽旧痕。

    百姓路过，皆低头快行，不敢多看。

    周砚舟却驻足良久。

    他取出手帕，沾水轻拭碑面。

    浮尘落，隐约显出底层凹痕——那是被盖住的名字，尚未彻底磨灭。

    林氏三娘。张伯舟。陈阿弟……

    他唤随从取砚一方，舀檐下雨积水，研开墨块。

    众人以为他要题字，谁知他提砚泼水，整片淋在碑上。

    水光漫过石面，片刻后，石灰微溶，底层旧刻竟渐渐浮现。

    那些被掩埋的名字，在湿痕中一一苏醒，如同亡魂睁眼。

    “水可洗碑，洗不尽人心。”他立于阶前，声音不高，却传遍四隅。

    随即下令：“取染黑的麦粒，在碑座四周撒种。”

    随从迟疑：“大人，这……不合规制。”

    “那就让它长出规矩外的东西。”他拂袖而去。

    三月后，野麦疯长，穗色乌沉如墨，无人敢收。

    农人唤作“阴谷”，说夜里经过，能听见穗子摩擦发出低语。

    更有传言，咬开一粒，舌尖会泛出血腥味——仿佛每一颗谷，都吞过一声冤屈。

    而在城南绣坊，陈九娘收到一块匿名布片。

    焦边卷曲，像是从火堆里抢出来的。

    中间残存半个“苏”字，墨迹被烧得发脆，却倔强未毁。

    她盯着看了半宿，忽然落泪。

    这字迹，像极了当年安国公府牢房里那位小丫头留下的血书。

    那时她是针线嬷嬷，奉命销毁所有物证，却偷偷藏起一片碎布。

    后来她被逐出府，靠绣活糊口，始终没把那片布烧。

    如今，又来了。

    次日清晨，她召集绣坊十二姐妹，每人取一线头——或发丝，或棉线，或旧衣拆下的经纱。

    “咱们织一幅‘地锦’。”她说，“不挂墙上，不进箱底，埋门槛下。”

    十二人各自回家，在夜深人静时，以密针绣出自家三代女性全名：奶奶王氏、姑姑阿兰、妹妹招娣……每一针都慢而稳，像是把骨头缝进土里。

    她们又教孙女编草绳跳格游戏。

    巷中孩童日日嬉闹，每踩一格，便念一人名。

    “一格，奶奶王氏！”

    “二格，姑姑阿兰！”

    “三格，妹妹招娣！”

    笑声清脆，回荡街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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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差巡逻至此，皱眉呵斥：“吵什么！”

    孩子抬头天真笑：“我们在玩认亲游戏！”

    官差悻悻而去，不知这笑声本身，已是祭文。

    同一时刻，沈琅站在窗前，望着远处书院方向的一线山影。

    她手中握着一枚铜铃碎片，边缘参差，却是当年鸣溪书院门前旧铃所遗。

    风吹进来，铃屑轻颤，似有余音未绝。

    她低声道：“名字活着，人才没死。”

    然后，她写下最后一道指令，封入蜡丸，交予暗使。

    信中只一句：

    春耕已至，宜动土。清明刚过，山雾未散。

    元昭带着书院十二名学生上了后山。

    他们没带铁锹香烛，只背着布囊，里面是一卷卷用油纸裹好的桑皮纸。

    每张纸上写一个人的名字，连同生辰、籍贯、死因，甚至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皆是“苏党案”中被抹去身份的冤魂。

    “不立碑，不烧纸。”元昭站在坡顶，声音轻却稳，“树活着，名字就活着。”

    她亲手栽下第一株槐树。

    树苗细瘦，根部埋入一纸卷，像是把记忆种进大地。

    学生们依次而行，每人种一棵，埋一名。

    动作庄重，如安葬亲人。

    “每年清明，”元昭回头看着少年们，“你们要用自己的声音念他们的名字。闭眼，用心，像在叫一个还活着的人。”

    孩子们点头。

    那晚轮到最小的学生诵读，他跪坐在树边，低声念起：“陈阿弟，永宁人，十七岁，因代师申冤杖毙于堂……”话音落，风忽起，树叶簌簌作响，仿佛回应。

    几月过去，园中已绿荫初成。

    特制陶瓮半埋土中，形似耳，收集声波共振。

    每逢诵读，瓮壁微震，有学者悄悄记录震动频率，发现与旧时“鸣溪音律谱”高度吻合——那是苏锦黎生前最后修订的民间传声体系。

    直到那一夜。

    暴雨倾盆，雷滚山谷。

    值守的少年被惊醒，听见园中传来密集低语，不是一人，也不是十人，而是百人齐声，缓缓念着姓名：

    “林氏三娘……张伯舟……苏锦黎……”

    他冲进雨里，只见满园枝叶翻飞，露珠自叶尖坠落，滴答、滴答，节奏竟与失传多年的《救苦调》分毫不差——那是百姓曾在刑场外默唱的哀歌，曾被禁三十年。

    他呆立原地，忽然明白：这园子不是纪念，是唤醒。

    与此同时，李槐蹲在村口灶台旁，添柴煮粥。

    碗递出去，热气腾腾。

    “喝吧，”他对每个孩子说，“这是李家坡的水熬的，你爷爷叫李大夯，修过南渠；你爹叫李石头，去年冬还帮邻村抢修过堤坝。”

    孩子们笑着接过，有的记住了，有的忘了，可第二天又来喝，又听一遍。

    渐渐地，他们在学堂被问及姓名时，不再低头答“顺民丙十三”，而是小声说：“我叫李秋禾，祖上三代住李家坡。”

    官府察觉异样，连夜派人拆毁村口老路碑，欲换“归化新道”石匾，以正“庶籍新规”。

    可次日清晨，村民齐聚，却发现新碑四面爬满黑蚁，密密麻麻，结成四个大字：

    此处葬过三个不肯低头的人。

    带头胥吏当场瘫坐，指甲抠进泥土。

    他记得三年前奉命活埋三位老儒，就在这碑下。

    那时他们高喊“姓名不可夺”，至死未改口。

    从此无人再敢进村动碑。

    风渐南行。

    某夜，沈琅的暗使潜入西南驿道，将蜡丸交至一位旅人手中。

    那人披蓑戴笠，面容隐在帽影下，接过信物后立即策马北上。

    而远在京郊一座废弃陵庙内，李槐从地砖下取出一只铜铃残片，轻轻放在供桌之上。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元昭合上最后一册手录名册，吹灭油灯。

    窗外，春雷隐隐。

    土地之下，无数纸卷静静躺着，等一声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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