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的时候。蔡晓晴来到了四合院门口，带着王扶林一起来的。王扶林的《红楼梦》早早拍完了，就等着明年首播呢，现在早就没什么工作了。来到了周旭的家里面，王扶林和蔡晓晴被邀坐下来：“周...推开那扇掉漆的绿漆铁门时，陈砚脚下的解放鞋踩碎了一小片枯黄的梧桐叶。巷子里的空气闷得发稠，混着隔壁豆腐坊刚出锅的豆香、晾衣绳上湿衣服蒸腾的潮气，还有远处长江码头飘来的、若有似无的柴油味。他左手提着一只磨得发亮的军绿色帆布包，右手还攥着张被汗水浸得边缘发软的车票——武汉站到汉口站，中转，再坐公交绕过三个街区，最后步行七百二十三步，才走到这栋六层红砖筒子楼前。楼道里灯坏了三盏，二楼王师傅家养的鹩哥正扯着嗓子喊“毛主席万岁”，声音沙哑又固执，像一根绷得太久的琴弦。他停在四楼东户门口，掏出钥匙，铜质的齿痕早已被摩挲得温润发亮。钥匙插进锁孔的刹那，屋里传来一声沉闷的“哐当”，像是搪瓷缸子砸在水泥地上。紧接着是母亲压抑的咳嗽，断断续续，像破旧风箱在胸腔里艰难地拉扯。陈砚的手顿了顿，没拧动锁芯，反而把耳朵贴在冰凉的铁皮门板上。门缝底下漏出一点昏黄的光，光里浮着细小的尘粒，缓缓旋舞。“妈？”他轻声唤。没人应。他又敲了三下，指节叩在铁皮上，发出空洞的“笃、笃、笃”。这次门内终于有了动静，拖鞋趿拉的窸窣声由远及近，门链哗啦一响，门只开了一条窄缝，露出母亲半张脸——颧骨高耸，眼窝深陷，嘴唇泛着不正常的青白，额角沁着细密的汗珠，头发用一支蓝布头绳潦草地束在脑后，几缕灰白碎发黏在汗湿的鬓边。“砚子……”她声音嘶哑，像砂纸磨过粗陶，“怎么……没打个电话？”“电话亭排队的人太多，怕您等。”陈砚侧身挤进门，反手带上门，顺手把帆布包放在门边矮凳上。屋内光线更暗了，只有厨房窗口透进一线天光，斜斜切过堆满旧书报的饭桌，照在墙上那张泛黄的全家福上——父亲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站在中间，一手搭在少年陈砚肩上，另一只手牵着扎羊角辫的妹妹小禾；母亲站在父亲身侧，嘴角含笑，眼角却已有细纹初绽。照片右下角用蓝墨水写着“1965年夏·武昌”。“爸呢？”陈砚问，目光扫过桌上那只摔裂了口子的搪瓷缸，缸底印着“先进生产者”几个红字，缸里残茶已凉透，浮着一层薄薄的褐色油膜。“厂里赶活儿，夜班。”母亲转身往厨房走，背影单薄得像一张被风揉皱的纸，“你饿了吧？锅里有藕汤，我热热。”陈砚没动，只盯着母亲左脚。她趿着的那只布鞋，鞋帮裂开了寸许长的口子，用蓝线密密匝匝地缝过，针脚歪斜，线头倔强地翘着。他记得这双鞋——去年冬天她冒雪去粮站排队买平价米，回来时脚踝肿得像发面馒头，就是这双鞋，踩着冻得梆硬的泥路，一步一滑。“妈，我来。”他快步跟进去，抢在母亲伸手前掀开了铝锅盖。热气裹着浓郁的藕香猛地扑出来，撞得人眼眶发热。锅里汤色清亮微褐，几截粉糯的藕段沉在汤底，浮着几点金黄的猪油星子。他拿起灶台边的长柄勺，手腕稳稳一搅，藕块在汤里轻轻翻滚，露出粉白细腻的断面。母亲倚在门框上，没阻止，只是看着他动作，眼神慢慢软下来，像冬日里初融的薄冰。“你这手……还是稳。”她喃喃道，忽然抬手抹了把眼角，“你爸前天还念叨，说你写信里提到在连队教新兵识字，字写得比指导员都齐整……”话音未落，一阵尖锐的耳鸣毫无征兆地刺入陈砚太阳穴。眼前灶台上的蓝焰忽然扭曲、拉长，变成一片晃动的、燃烧的橘红色光斑；锅里的藕汤泛起诡异的波纹，像被无形的手搅动；母亲倚在门框上的身影开始模糊、褪色，轮廓边缘泛起毛茸茸的灰白噪点，仿佛老式电视机信号不良时的画面。他下意识扶住锅沿，指腹触到滚烫的铝边，灼痛感却迟滞地、缓慢地才传导上来——就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温热的棉絮。这不是第一次了。上个月在部队文化补习班，正给新兵讲《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念到“忧”字时，喉头突然一紧，眼前墨迹洇开，黑板上的粉笔字化作无数游动的蝌蚪；再上一次，是写家信，钢笔尖悬在“小禾今年高考”的“考”字上方，墨汁滴落，在信纸上晕开一团浓重的、不断扩大的黑，而那黑影里，似乎有无数细小的、蠕动的字迹在挣扎浮现——不是汉字，是某种扭曲的、带着尖刺的符号，像烧红的铁丝弯折而成。他猛地闭眼，深深吸气，再缓缓呼出。鼻腔里全是藕汤的暖香与柴火余烬的微呛。再睁眼，灶火稳稳燃烧，汤面平静，母亲的身影清晰如常，只是脸色更苍白了些。“砚子？”母亲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你……脸色不对。”“没事。”他舀起一勺汤，吹了吹，递过去，“您喝口热的。”母亲没接，反而伸手，枯瘦的手指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道，轻轻按在他手腕内侧。指尖冰凉，脉搏却跳得又急又重，一下，又一下，擂鼓般撞击着她的指腹。“你这手心，烫得吓人。”她声音低了下去，带着一种近乎绝望的了然，“和你爸……当年一样。”陈砚的手僵在半空，勺子里的汤微微晃荡。他想笑，嘴角却只牵起一个僵硬的弧度。“爸？爸怎么了？”母亲没立刻回答。她松开手，转身从碗柜最底层摸出个扁平的铁皮饼干盒——盒面印着早已褪色的“上海冠生园”字样。她掀开盒盖，里面没有饼干，只有一叠用橡皮筋捆得整整齐齐的信纸，纸页边缘磨损得起了毛，颜色深浅不一，有的发黄，有的泛灰。最上面一封，信封右下角用蓝墨水写着收信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紫阳湖街道仁寿里42号 陈砚收”，寄件人栏却是一片空白，只盖着一个模糊的、几乎难以辨认的邮戳——那戳记边缘残缺，中心隐约可见一个被刀刻般剜掉的“武”字轮廓，剩下半个残破的“止”形，像一道凝固的伤疤。“你爸的信。”母亲的声音轻得像一片羽毛落下，“他走后……一共寄了十七封。邮局只退回这十六封。最后一封……”她顿了顿，手指捻起最底下那封薄薄的信，信封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极小的字：“，投递失败，退回原址，原因：查无此人。”陈砚的心猛地一沉，像坠入一口深不见底的枯井。他接过那叠信，指尖触到纸页，一股奇异的、混合着陈年油墨与淡淡铁锈的气息钻入鼻腔。他下意识想拆开最上面那封，母亲却按住了他的手背，力道轻却坚定。“别现在看。”她声音沙哑，目光越过他肩膀，望向窗外灰蒙蒙的天际线，那里，长江对岸的龟山电视塔尖，正被一层稀薄的、流动的雾霭温柔包裹，“等你吃完汤。等你……歇口气。”陈砚沉默着，低头喝汤。藕粉糯，汤鲜甜，可舌尖却尝不出滋味，只有一股浓重的、挥之不去的苦涩，从胃里缓缓升腾，弥漫至喉咙。他听见自己吞咽的声音，在寂静的厨房里格外清晰、沉重。就在这时，楼下巷口忽然传来一阵喧哗。先是自行车铃铛急促的“叮铃！叮铃！”，接着是几个年轻男人刻意拔高的、带着戏谑的吆喝：“陈老师！陈大作家！躲家里当缩头乌龟呢？出来聊聊啊！”那声音尖利，像钝刀刮过玻璃，“听说您在部队写了篇大文章，要登《解放军报》头版？给我们也念念，沾沾文曲星的光呐！”母亲的身体几不可察地一颤，手指瞬间攥紧了围裙边，指节泛白。她迅速摘下围裙，胡乱叠了两下塞进灶台边的竹篓里，又弯腰从水缸里舀了瓢凉水，掬起泼在脸上。水珠顺着她深刻的法令纹滑落，滴在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上，洇开深色的圆点。“是……厂里的小青年。”她擦干脸，努力让声音听起来平稳，“你爸……以前带过的徒弟。嘴上没把门的，你别理他们。”陈砚放下空碗，起身走向门边。他没开铁门，只将眼睛凑近那扇布满细密划痕的毛玻璃猫眼。视野里，是楼下青石板路斑驳的苔痕，三个穿着的确良衬衫的年轻人正仰着头，手里晃着几张皱巴巴的纸——陈砚一眼就认出，那是他三个月前寄回家的稿纸复印件，上面密密麻麻的钢笔字迹，是他根据连队生活写的短篇小说《界碑》。此刻，那些字迹被几根粗黑的铅笔线野蛮地圈画、涂抹，旁边还添着夸张的批注：“此处逻辑不通！”“人物脸谱化！”“建议重写，否则贻笑大方！”落款处，龙飞凤舞签着三个名字：刘卫国、李建国、赵援朝。刘卫国——那个总爱把“革命”二字挂在嘴边、去年因打架被厂里记过三次的车间钳工；李建国——父亲曾经最得意的徒弟，如今却在厂广播站天天播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稿子；赵援朝——厂子弟学校新来的语文老师，据说私下里最推崇柳青的《创业史》，视一切“小资情调”的描写为洪水猛兽。“陈老师！”刘卫国故意拖长了调子，脖子伸得老长，几乎要贴上四楼的水泥窗台，“您那‘界碑’，我们琢磨了一宿！您说那新兵蛋子半夜爬雪山给哨所送药，脚冻掉了还不吭声……嘿，这不瞎编嘛！咱工人阶级的觉悟，靠的是组织学习，不是靠冻脚丫子！您这稿子，得好好‘消毒’！”“就是！”李建国附和着，声音洪亮，带着广播腔，“要写，就得写咱们厂革委会带领全厂职工战高温、夺高产！写那雪山哨所，离咱武汉八百里，老百姓能共鸣吗？”赵援朝没说话，只是慢条斯理地从怀里掏出一本硬壳笔记本，翻开，用红蓝铅笔在陈砚稿子的空白处，飞快地勾画、批注，动作专注得像在进行一项神圣的仪式。阳光落在他镜片上，反射出两点刺目的、冷白的光。陈砚静静看着猫眼里那三张年轻而亢奋的脸，看着他们手中被肆意涂抹的稿纸，看着赵援朝镜片后那双闪烁着不容置疑光芒的眼睛。他忽然想起临行前，指导员拍着他肩膀说的话：“砚子，你的笔，要握得稳，但更要看得清。有些墨水，不是用来写字的，是用来染红别人的旗帜，或者，涂黑自己的良心。”胃里那股苦涩翻涌得更凶了。他直起身，没说话，只是转身，从帆布包最底层，摸出一个用旧报纸仔细包裹的小方块。层层剥开，露出一方素净的歙砚——墨色沉郁，如凝固的夜，砚池边缘，一道细微的、几乎难以察觉的冰裂纹，蜿蜒如一道隐秘的闪电。这是父亲留下的唯一遗物。父亲走后，它一直锁在老家樟木箱底，从未启用。陈砚指尖拂过那道冰裂纹，触感微凉、细微的凸起，像一道尚未愈合的旧伤。就在这指尖接触的刹那，一种奇异的、沉甸甸的暖流，毫无征兆地从砚台深处涌出，顺着他的指腹，一路向上，熨帖过腕骨、小臂，直抵心口。那股盘踞已久的、令人窒息的苦涩与眩晕，竟如潮水般悄然退去，只留下一种奇异的、磐石般的安定。他抬起头，目光平静地看向母亲。母亲正站在厨房门口，手里还攥着那条湿漉漉的围裙，目光与他对上。那双深陷的眼窝里，没有恐惧，没有哀求，只有一种近乎悲壮的、沉默的托付。她轻轻点了点头，幅度小得几乎难以察觉，却重逾千钧。陈砚收回目光，走到饭桌旁，拉开抽屉。里面没有笔，只有一把磨得锃亮的裁纸刀，刀锋在昏暗光线下闪过一道冷冽的银光。他取出刀，又从母亲缝补的针线筐里，拈起一根最细的、闪着幽蓝光泽的缝衣针——针尖锐利，在光线下凝聚一点寒星。他没看楼下那三个年轻人，也没再碰那叠父亲的信。他只是摊开一张崭新的、边缘还带着油墨清香的稿纸，铺在饭桌中央。然后，他拿起裁纸刀，没有犹豫，手腕沉稳地下压。“嗤啦——”刀锋精准地划过稿纸边缘，留下一道笔直、锐利、雪亮的白痕。纸屑如细雪飘落。接着，他捏起那根幽蓝的缝衣针，针尖悬停在稿纸左上角——那里，本该写下标题与署名的位置。针尖微微颤抖，不是因为恐惧，而是某种极致的专注与力量在体内奔涌、汇聚。他屏住呼吸，针尖缓缓落下，刺破纸面，却未穿透，只在纸页上，留下一个极其微小、却无比清晰、如同墨点般的深色印记。那印记，像一颗初生的、沉默的星辰。楼下，刘卫国的吆喝声更大了，带着一种胜券在握的得意：“陈老师！再不出来，我们可就要上楼‘辅导’您了！”陈砚没应。他只是抬起手，用拇指，轻轻、重重地，按在那枚由针尖刺出的、微小的墨点之上。指腹温热，那墨点仿佛被体温激活，在纸页上无声地晕开一丝极淡、极柔的墨色涟漪。窗外，长江上一艘货轮正拉响悠长的汽笛，声音浑厚，穿越江风与市声，沉沉地，撞在筒子楼斑驳的红砖墙上，又反弹回来，余韵悠长，仿佛一声来自时间深处的、沉重的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