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5日凌晨，郑州第一战区长官部地下指挥所。昏暗的灯光下，电报机发出有节奏的滴答声。程倩披着军大衣，盯着墙上那张巨大的中原战区地图。他的手指从开封缓缓移到郑州，再移到地图上那条弯曲的粗线——黄河。
“颂公，老头子急电。”参谋长郭寄峤递过译电纸，脸色凝重。
程倩接过，眼睛扫过电文。字不多，但每个字都重如千钧：
“为阻敌南进，确保江城安全，着令第一战区立即执行黄河决堤计划。具体事宜由商震部负责，限两日内完成。大队长。”
电报纸在他手中微微颤抖。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当这个命令真的到来时，这位戎马半生的老将还是感到一阵窒息般的沉重。
“商启子那边准备得如何了？”程潜的声音干涩。
“第20集团军工兵第53团已经在花园口作业三天了，”郭寄峤低声道，“但……进展缓慢。士兵们下不去手，有的甚至偷偷哭泣。毕竟，决堤放水，淹的是咱们自己的百姓啊。”
程倩闭上眼睛。
“能不能……再等等？”当时第39军军长刘和鼎还试图争取，“也许前线能顶住……”
“顶不住！”黄新斩钉截铁，“开封已失，日军第14师团土肥原部正沿陇海线西进。如果郑州再丢，整个中原门户洞开，日军将直扑江城北面。到那时，就不是几十万百姓受灾，而是整个抗战大局崩坏！”
道理谁都懂。但亲手掘开黄河大堤，让亿万年来养育中原的“母亲河”变成杀人的凶器，这个决定太沉重了。
程倩睁开眼，目光落在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的一张照片上——那是去年黄河防汛时拍的，他和地方士绅、河工代表在堤坝上的合影。照片里，一个老河工憨厚地笑着，露出发黄的牙齿。那老人说：“程长官，咱这黄河啊，脾气是暴，可养活了咱祖祖辈辈……”
“通知商震，”程倩终于开口，声音嘶哑，“执行命令。告诉他……尽量疏散下游百姓。能撤多少，是多少。”
“是。”郭寄峤敬礼，转身要走。
“等等。”程倩叫住他，“以我的名义，给大队长回电。就说……就说我程倩愧对中原父老。此战之后，若还有命在，当自请处分。”
郭寄峤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但最终只是重重点头，转身离去。
地下指挥所里，只剩下程倩一人。他走到地图前，手指轻轻抚过黄河流经的那些地名：花园口、中牟、尉氏、扶沟、西华、周家口……这些地方，很快将是一片汪洋。
窗外传来隐约的雷声。要下雨了。
花园口，黄河在这里拐了个急弯，河道变窄，水流湍急。大堤上，工兵第53团的士兵们正机械地挖掘着。锄头、铁锨、镐头，甚至有人用手在刨。
没有人说话。只有工具碰撞土石的声音，和黄河奔流的轰鸣。
团长蒋在珍站在堤顶，脸色铁青。他奉命率部掘堤已经三天，但进展缓慢。不是技术问题——这些工兵都是老手，知道怎么挖最快。是人心问题。
“团长，三营那边又停下来了。”副团长跑来报告，“几个老兵跪在地上哭，说下不去手。”
蒋在珍咬了咬牙：“我去看看。”
他走到三营作业区。果然，几十个士兵或坐或跪，对着黄河发呆。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兵抱着铁锨，肩膀一耸一耸地抽泣。那是七班长王德胜，山东人，参军前在黄河上当过十几年船工。
“王德胜！”蒋在珍喝道。
王德胜抬起头，脸上泪水混着泥污：“团长……这堤不能挖啊！俺在黄河上跑了半辈子，知道这水的厉害！一旦决了口，下游十几个县，几百万人……”
“这是命令！”蒋在珍打断他，“军令如山！你不挖，鬼子来了，死的就不是几百万人，是整个国家！”
“可那些老百姓有什么罪？”旁边一个年轻士兵喊道，“他们种地纳粮，供养军队，凭什么要替我们打仗送死？”
蒋在珍看着这些士兵。他们大多来自黄河沿岸的村庄，祖祖辈辈受黄河恩惠，也受黄河威胁。现在，要他们亲手掘开保护家园的大堤，这太残忍了。
但他别无选择。
“听着，”蒋在珍的声音软了下来，“我也不想挖。但你们想想，如果让鬼子打过来，他们会怎么对我们的父老乡亲？金陵的事，你们都听说了吧？”
士兵们沉默了。金陵大屠杀的消息已经传开，虽然报纸上不敢详细报道，但口耳相传的惨状，让每个华夏军人都刻骨铭心。
“挖开黄河，会淹死很多人，”蒋在珍继续说，“但不挖，鬼子来了，会杀光所有人。你们选哪个？”
王德胜慢慢站起来，抹了把脸：“团长，俺懂了。”他拿起铁锨，“弟兄们，挖吧。要恨，就恨小鬼子，是他们逼咱们这么干的。”
挖掘重新开始。这一次，士兵们的动作更快，更狠。每一锨土，都像是挖在自己心上。
远处，一群百姓远远看着。他们不明白军队为什么要挖堤，但本能地感到不安。有人开始收拾家当，准备离开。
一个老大爷颤巍巍地走到堤下，仰头喊：“军爷！这堤可不能挖啊！一挖，俺们全得喂鱼！”
蒋在珍别过脸，不敢看老人的眼睛。
副团长低声问：“要不要疏散百姓？”
“上面没给这个命令，”蒋在珍苦涩地说，“而且……一旦大规模疏散，日军就会察觉我们的意图。只能……只能牺牲一部分人，救更多的人。”
这是战争中最残酷的算术题。无论怎么算，都带着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