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南洋的废奴巡视，陷入僵局之时，基隆总会总部，也迎来了一件大事——理藩仲裁院，将要审理第一起正式的国际仲裁案。

    原告，是高丽国的一家大型商号。被告，是日本萨摩藩的一支船队。

    案情本身，其实并不复杂。

    一个月前，在东海的一处公海航道上，高丽商号的一艘满载着人参和丝绸的福船，与日本萨摩藩的五艘武装商船，发生了碰撞。

    高丽福船，当场沉没，货物尽失，船员死伤惨重。

    高丽方指控，是日本船队，故意撞沉了他们的船，是赤裸裸的海盗行径，要求日本方面，不仅要全额赔偿损失，还要交出凶手，严惩不贷。

    而日本方面，则坚称，是高丽福船，不遵守航行规则，抢占航道，才导致了这起“不幸的意外”。他们不仅拒绝赔偿，反而要求高丽方面，赔偿他们船只受损的修理费用。

    双方在各自的朝堂上，吵得不可开交，国内的民众情绪，也都被煽动了起来，大有要因此，爆发一场海上冲突的架势。

    最终，还是高丽国王，想起了刚刚成立的“礼约总会”，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将这起纠纷，提交到了理藩仲裁院。

    日本方面，起初还不愿意，觉得这是在向大宋低头，有损颜面。但后来，又怕自己不参与，仲裁院会做出对他们不利的缺席判决，最终也只能捏着鼻子，派了代表前来。

    这起案子，立刻就吸引了总会里，所有人的目光。

    所有人都知道，这不仅仅是一起简单的海事纠纷。这是对“理藩仲裁院”，这个新生事物的，第一次公开的、严峻的考验。

    如果，仲裁院能公平、公正地，处理好这起纠纷，让双方都信服，那它的威信，就能初步建立起来。以后，再有类似的国际争端，大家就多了一个，和平解决的渠道。

    可如果，处理不好，判决无法服众，甚至引发更大的矛盾。那这个仲裁院，就会沦为一个笑话，“礼约总会”的公信力，也将荡然无存。

    开庭当天，仲裁院的旁听席上，座无虚席。几乎所有在基隆的各国使节和代表，都来了。他们都想亲眼看看，大宋，到底要怎么唱这出戏。

    仲裁庭的法官席上，坐着三个人。

    中间的，是主审法官，大宋前大理寺卿，郑修年。一个年过六旬，须发皆白，但精神矍铄的老者。他一生断案无数，以铁面无私、注重证据而闻名。

    左右两边，分别是高丽和日本，各自推选的一名陪审法官。

    庭审开始，气氛庄严肃穆。

    高丽方的状师，首先陈词。他声泪俱下地，描述了己方商船的惨状，控诉了日本船队的“残暴”和“贪婪”，并拿出了一份幸存船员的血书，作为证据。

    整个陈述，充满了感情色彩，极具煽动性，引得旁听席上的高丽代表，一个个义愤填膺。

    紧接着，日本方的代表，也站了起来。他是个身材矮小的武士，态度倨傲。他矢口否认了所有指控，并反驳说，高丽人，一向狡诈，他们的证词，根本不足为信。他还声称，是高丽福船，悬挂了假冒的信号旗，才导致了误判。

    双方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争论的焦点，很快就从事实本身，转移到了，对对方民族品性的攻击上。

    整个法庭，变得像个菜市场。

    主审法官郑修年，一直沉默地听着，没有插话。直到双方，都说得口干舌燥，他才拿起桌上的惊堂木，轻轻一敲。

    “肃静。”

    他那苍老，但中气十足的声音，不大，却瞬间，让整个法庭，都安静了下来。

    “原告，被告，”郑修年缓缓开口，目光，如同鹰隼一般，扫过双方的代表，“本席，不想听你们，在这里，争论谁更高尚，谁更卑劣。本席，只想知道，事实。”

    他转向高丽方的状师。

    “你说，被告船队，是故意撞击。可有证据，证明他们的‘故意’？”

    高丽状师愣了一下，支支吾吾地说道：“他们……他们人多船众，我们的船，只有一艘。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本席不要‘明摆着’，”郑修年摇了摇头，“本席，只要证据。”

    他又转向日本方的代表。

    “你说，原告福船，悬挂了错误的信号旗。可有证据？”

    日本武士昂着头，说道：“我们五艘船上，上百名水手，都亲眼看到了！这，就是证据！”

    “人证，可以作为参考。但人，会看错，也会说谎。”郑修年依旧是那副波澜不惊的表情，“本席，需要更可靠的证据。”

    他顿了顿，从手边的文件里，拿出了一份东西。

    “这是，总会‘海事商约司’，在事发后，派出的勘探船，在沉船附近海域，打捞上来的，原告福船的，主桅杆残骸。”

    他示意书记官，将一份拓印的图纸，展示给所有人看。

    “大家请看，根据我们对残骸上，信号旗绳索的磨损痕迹，以及缠绕在滑轮里的，旗帜布料碎片的分析。我们可以断定，在碰撞发生前的半个时辰内，原告福船，确实，悬挂的是‘我船失控，请速避让’的信号旗。这一点，与被告方的证词，是相符的。”

    这话一出，高丽方的代表，脸色瞬间变得煞白。而日本方的代表，则露出了得意的神色。

    然而，郑修年并没有停下。

    “但是，”他话锋一转，又拿出了另一份文件，“根据我们对被告方，那五艘受损船只的勘察报告。我们发现，其中四艘船的撞角，都位于船头的左侧。只有为首的那艘旗舰，撞角位于右侧。”

    他看着日本代表，眼神，变得锐利起来。

    “根据总会最新颁布的《海事避碰章程》第三款，‘两船对遇，见他船于右舷者，应避让他船。’原告福船，虽然失控，但它位于你们船队的右前方。按照规矩，你们，应该集体向左转向，进行规避。”

    “可你们的船队，却做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向右夹击的阵型。这，又是为什么？”

    日本武士的额头上，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些宋人，竟然会去勘察他们船只的撞角！

    “这……这是为了……为了尽快脱离险境！”他强行辩解道。

    “是吗？”郑修年淡淡一笑，“那为何，在碰撞发生后，你们的船队，没有进行任何救援，反而，加速驶离了现场呢？这，可不像是‘意外’之后，应有的反应啊。”

    最终，在郑修年，这种基于现代法证科学的，层层递进的质问下，日本武士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他不得不承认，他们当时，确实是起了贪念，想趁着高丽福船失控，上去“捞点便宜”，结果，操作失误，玩脱了。

    真相，大白于天下。

    三天后，理藩仲裁院，下达了最终裁决。

    裁定，日本萨摩藩船队，负此次事故的七成责任，需赔偿高丽商号，白银三十万两。高丽福船，因自身失控，负三成责任。

    同时，仲裁院，以“见死不救，违背海上公德”为由，吊销了萨摩藩船队，未来三年，在所有“礼约总会”成员国港口的，优先停泊权。

    这个判决，可以说，是各打五十大板，但又基本做到了，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则为准绳。

    高丽方面，虽然没有拿到全额赔偿，但也算是出了口恶气，挽回了损失。

    日本方面，虽然赔了钱，丢了面子，但也避免了被定性为“海盗”，保住了自己，作为正经商人的身份。

    双方，在犹豫了许久之后，最终，都公开表示，“勉强接受”此次裁决。

    仲-裁首案，落下了帷幕。

    理藩仲裁院，一战成名。它的公正性和专业性，得到了大多数中立国家的认可。

    但郑修年，在写给苏云的结案报告里，却加上了自己深深的忧虑。

    “太傅大人，此案虽结，然其中隐忧，不可不察。此次裁决，之所以能顺利执行，皆因双方，仍对我大宋，心存敬畏。若日后，遇上那桀骜不驯之辈，或是我大宋，国力有所衰退之时。我仲裁院，空有律法条文，却无刀兵之力，恐将沦为一纸空文。法之威严，终究，还需强权为基。此事，当早做绸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