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年这个时候，盛京的码头该是挤满船只的。

    从威尼斯来的马可船队，从北边日德兰半岛来的毛皮商人，从莱茵河中游来的矿石贩子，还有附近山区里用骡子驮着山货的小商贩，都会赶在春耕结束、夏收未到的这段农闲期，汇聚到阿勒河畔这个日益繁荣的集市。码头上会堆满等待装卸的货物，空气里混杂着几十种口音的讨价还价，客栈的房间得提前半个月预订。

    但今年，码头冷清得让人心慌。

    杨亮站在外城西墙的了望台上，手里举着望远镜。河面上只有三条船——都是盛京自己的平底货船，正在往岸上运春耕后工坊急需的矿石。往常该泊满外邦船只的五个泊位，此刻空空荡荡。更远处，阿勒河主河道上，连寻常的渔船都看不见几条。

    “第五天了。”身后传来管事老奥托的声音，这个萨克森老农现在是外城集市的治安官之一，“只有三支小商队从北边山里过来，说是路上关卡都严了，好些村子不让外人进。”

    杨亮放下望远镜。春末的阳光已经有些灼人，照在空荡荡的河面上，反射出刺眼的白光。“他们听到什么风声？”

    “说法很多。”老奥托搓着粗糙的手掌，“有的说是东边巴伐利亚那边闹热病，人发烧起疹子，几天就没了。有的说是意大利北边港口死了好多人，威尼斯的船都不敢出港。还有人说……”他压低声音，“是上帝降下的惩罚。”

    最后这句，让杨亮心头一紧。在中世纪，“上帝降罚”往往意味着大规模瘟疫的开始。他想起穿越前在资料里看过的那些描述：黑死病、天花、霍乱……在缺乏有效医疗和卫生观念的年代，一场瘟疫就能抹掉一个地区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人口。

    “去把托马斯拉过来。”他转身下了望台，“还有医坊的汉娜嬷嬷，马上。”

    半个时辰后，外务所二楼议事厅里，气氛凝重。

    木匠头托马斯、医坊负责人汉娜嬷嬷（一个三十多岁的法兰克裔寡妇，早年在修道院帮忙照顾过病人）、老奥托，还有杨亮的长子杨保禄都到了。桌上摊着几张刚从过往商人那里换来的、语焉不详的信件和口述记录。

    “综合来看，”杨保禄总结道，“疫情应该至少有三个爆发点：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地区、巴伐利亚公国东部，还有说法是勃艮第那边也有。传播路径很可能是商路——春季商队开始活跃，把病从一个集市带到另一个集市。”

    汉娜嬷嬷戴着亚麻口罩——这是盛京医坊的标准配置，此刻她的眉头皱得紧紧的：“信里说的症状，发热、寒战、皮肤起深色斑点、淋巴结肿痛……听着像鼠疫。但也有说病人呕吐腹泻不止的，那可能是霍乱或伤寒。距离太远，信息太乱，没法确定。”

    “不管是什么，”杨亮敲了敲桌子，“我们必须假设最坏的情况：这是一种能通过接触、飞沫甚至货物传播的烈性传染病。而且它正沿着贸易网络，朝我们这个方向蔓延。”

    托马斯脸色发白：“那码头……我们是不是该彻底关了？”

    “不能全关，但必须严控。”杨亮站起身，走到墙边那幅手绘的区域地图前，“所有外来船只，一律不许靠主码头。让他们停到下游那个老渡口——离主城至少三里，周围没有常住居民。船上所有人，连同货物，原地隔离观察。食物、饮水我们用无人小船送过去。隔离期……”他顿了顿，“至少十五天。如果十五天后无人发病，货物在岸边晾晒三日，人员洗澡更衣，才能进城。如果有任何疑似病例……”

    他没说完，但所有人都明白意思。汉娜嬷嬷在胸前划了个十字。

    “城内呢？”老奥托问，“集市还开吗？”

    “开，但只限本城常驻商人。外来商贩一律不准进入主城区，交易移到下游隔离区外围的空地进行，钱货通过滑轮和吊篮传递，避免直接接触。”杨亮语速很快，“城内所有公共水井加装井盖，取水必须用公用的长柄勺。垃圾每日清运到下游焚烧。发现死老鼠立刻上报，医坊派人处理。”

    这些都是从现代防疫知识里提炼出的、在这个时代能勉强操作的措施。杨亮一边说，一边在纸上记录要点。他知道，真正的瘟疫一旦爆发，这些手段能起到的作用有限，但总比什么都不做强。

    “还有蚊虫。”汉娜嬷嬷补充道，“有些热病是通过蚊虫叮咬传的。得把城内的小水坑都填了，积水容器清空。我让医坊多备些艾草和薄荷，晒干了在各处点燃熏烟，能驱虫。”

    “猫。”杨保禄忽然说，“多放猫。仓库区、粮仓、住户家里，鼓励养猫。猫抓老鼠，老鼠传病。”

    这是个朴素的逻辑，但符合认知。杨亮点头：“这事你负责，从内城调一批猫崽到外城各户，就说防鼠害，不提瘟疫。”

    命令一条条下达。托马斯负责带人改造下游老渡口，搭建临时隔离棚屋和货物晾晒架；老奥托组织人手填坑清淤，加强垃圾清运；汉娜嬷嬷赶回医坊，清点库存的草药、布匹（用于制作口罩和隔离衣）、石灰（消毒用），并开始培训一批年轻助手基本的隔离护理知识；杨保禄则去安排码头管制和城内巡查。

    众人散去后，杨亮独自在议事厅站了很久。窗外传来集市隐约的喧嚣——那还是城内常驻商人在交易，但比起往年的热闹，已是萧条了许多。

    他走到书架前，抽出那本厚厚的《防疫措施摘要》。这是多年前他凭着记忆，从现代公共卫生知识里整理出的要点，结合中世纪的实际条件改写而成。里面包括隔离原则、水源管理、尸体处理、疑似病例护理流程等等。当时整理时，多少带点“有备无患”的心理，没想到真有要用上的一天。

    他翻开泛黄的纸页，目光落在“鼠疫”那一章。上面写着：主要通过跳蚤叮咬传播，也可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肺鼠疫）。潜伏期2-6天。病死率极高……

    窗外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钟声。不是平时报时的钟，是东门了望塔的警钟——三短一长，代表“有异常情况”。

    杨亮合上书，快步走到窗边。东门外，通往山外的主道上，远远地出现了一小队人影。约莫十几人，衣衫褴褛，步履蹒跚，正朝着城门方向走来。

    守门的护卫已经举起长戟，示意他们停下。为首的一个老者似乎在哀求什么，但距离太远听不清。

    杨亮的心沉了下去。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他抓起桌上的口罩戴上，又抓了件深色的斗篷披上，快步下楼。走到门口时，对值守的年轻文书说：“去通知汉娜嬷嬷，让她带两个人，穿好防护，到东门外交接区等我。还有，让杨保禄调一队护卫，守住东门外那条岔路，不许任何人从主道直接靠近城门。”

    “是！”文书跑着去了。

    杨亮走出外务所，四月底的阳光暖洋洋地照在身上，他却觉得一阵寒意。街道上，一些庄客和商人听到警钟，正不安地张望。有人看见他，想上前询问，被他抬手制止。

    “各回各位。”他声音不高，但足够清晰，“医坊在处理。都散开，别聚集。”

    人们犹豫着散开，但目光仍追随着他。杨亮没回头，径直朝东门走去。口罩下的呼吸有些闷热，亚麻布摩擦着皮肤。他想起穿越前经历的某次疫情封控，想起空荡荡的街道、消毒水的味道、屏幕里不断跳动的数字。

    而现在，他要面对的是更原始、更残酷的版本。没有核酸检测，没有呼吸机，没有特效药。有的只是隔离、焚烧、和听天由命。

    城门近了。他能看清那队流民的面孔：男女老少都有，个个面黄肌瘦，眼里是绝望和乞求。为首的老者跪在地上，双手合十，用带着浓重口音的德语哀求：“老爷，行行好……我们村子死了一半人……剩下的逃出来……给口吃的，给个地方躺下就行……”

    杨亮在离他们十步远的地方停下。他身后，汉娜嬷嬷带着两个全副武装的助手赶到了，都戴着口罩手套，披着浸过醋的粗布罩衣。

    “所有人，”杨亮用德语说道，声音透过口罩有些含糊，“原地坐下。我们会给你们食物和水。但必须先接受检查。有发热、咳嗽、身上有肿块的，必须分开隔离。”

    老者茫然地看着他，似乎没完全听懂。但“食物”这个词他听懂了，浑浊的眼睛里泛起一丝光亮。

    杨亮示意护卫把准备好的黑面包和清水桶放在五步外，然后所有人后退。流民们像饿狼一样扑向食物，争抢着，吞咽着。

    汉娜嬷嬷低声说：“得让他们脱衣检查，看有没有皮疹和肿大的淋巴结。但这里不方便……”

    “带他们去下游隔离区。”杨亮说，“用马车，但马车用一次就烧掉。他们穿过的衣物全部焚烧，人用肥皂和热水清洗。检查后，健康的单独隔一区，有症状的隔另一区。”他顿了顿，“告诉负责隔离的人，保持距离，做好防护。这不是心软的时候。”

    汉娜嬷嬷点头，转身去安排。

    杨亮站在原地，看着那些狼吞虎咽的流民。他们可能只是这场正在欧洲大陆上悄然蔓延的瘟疫中，最早波及的一小批人。而盛京，这个靠着贸易和开放繁荣起来的山谷，即将迎来成立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他抬头看了看天空。春末的午后，天色湛蓝，白云舒卷，一切看起来平静如常。但空气里，似乎已经能闻到那股隐约的、混合着草药、焦糊和死亡的气息。

    防疫的钟，从这一刻起，正式敲响了。

    那批流民在河下游隔离区待到第三十七天时，杨亮亲自去看了他们。

    隔离区设在老渡口上游半里处的一片河滩空地，三面用木栅栏围着，背靠一片陡峭的岩壁，只有面向河滩的方向留了出入口。棚屋是用旧船帆和木杆搭的，简陋但能遮风挡雨。三十七个流民——比最初来时少了两个，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在隔离第十天夜里突然高烧，第四天没了；一个中年女人在第二十一天腹泻不止，撑了三天也走了——剩下的三十五人，此刻正按照监工的要求，在河滩上搬运从主谷运来的碎石，铺设一条通往新开垦区的便道。

    杨亮站在栅栏外二十步远的一块高地上，戴着口罩。汉娜嬷嬷站在他身边，手里拿着记录板。

    “最后出现症状的是二十三天前，那个叫小汉斯的少年，低烧了一天就好了。”汉娜嬷嬷翻着记录，“之后二十五天，无人再出现发热、皮疹或淋巴结肿大。按您定的规程，连续三十天无新增病例，隔离区可解除。”

    杨亮看着那些劳作的人。比起一个多月前刚到时饿得摇摇晃晃的样子，他们现在脸上有了点肉色，动作也稳当多了。监工站在稍远处，手里拿着根棍子，但并不喝骂，只是偶尔指点一下怎么摆石头更省力。

    “检查都做过了？”杨亮问。

    “做过三次。脱衣全身检查，没有发现新皮疹或异常肿块。所有人的旧衣物已经全部焚烧，现在穿的是我们发的粗布衣。每天用肥皂洗手洗脸，每五天用热水擦身。”汉娜嬷嬷顿了顿，“另外，按您的要求，我让他们回忆了原来村子的情况。他们说，村子在巴伐利亚东边，靠近波希米亚边境。最先发病的是村里一个皮货商的家人，那商人刚从纽伦堡回来。之后就像野火一样传开，不到半个月，六十多户的村子死了一小半。他们是往西逃的，路上又遇到其他逃难的人，有些半路就倒下了。”

    “问过他们以前得过类似的病吗？”

    “问过。都说没有。但有个老太太说，她小时候听她祖母提过，大概七八十年前也有过一次‘大热病’，死了很多人。不过那次之后，活下来的人好像就不容易再得了。”

    杨亮点点头。这符合传染病的某些规律——一次大流行后，幸存者可能获得一定免疫力，病毒本身也可能在传播中减弱。但这些都是猜测，没有检测手段证实。

    “让他们再干三天活。”他最后说，“三天后，如果一切正常，分批放进外城。先安排在城墙根那片新建的排屋，两人一间，不得随意串门。饮食统一供应，每天早晚观察登记，持续半个月。之后没问题，再分配正式工作。”

    “是。”汉娜嬷嬷记下，又补充道，“医坊这边，按您的吩咐，又加制了三百个口罩和五十套罩衣。艾草和薄荷库存还够用两个月，但如果疫情持续更久……”

    “让农事班在牧草谷那边划一片地，专门种这些驱虫草药。”杨亮说，“还有大蒜，多种些。虽然不确定有没有用，但聊胜于无。”

    离开隔离区，他骑马沿着河岸往回走。阿勒河安静得可怕。

    往年这个时候，河面上该是穿梭往来的货船和渔船。威尼斯人的单桅帆船、日耳曼人的平底货船、本地渔夫的小舢板，船桨击水声、号子声、讨价还价声能传出好几里。现在，河面空荡荡的，只有水流缓慢东去。

    码头区更冷清。五个泊位全空着，栈桥上晾晒着前些天运来的羊毛——这是瘟疫前最后一趟从北边来的货，在河滩上晒足了二十天才敢入库。往常挤满商贩的集市广场，现在只有寥寥几个本城店铺还开着门，卖些针线、陶罐、自产的布匹和工具。顾客也少，都是相熟的庄客，买了东西就匆匆离开，很少逗留闲聊。

    杨亮下马，走进外务所。一楼大厅里，办事员正在整理厚厚一沓信件——都是最近半个月通过各种渠道送来的，有的来自沙夫豪森，有的来自更远的巴塞尔甚至斯特拉斯堡。内容大同小异：某地爆发瘟疫，某条商路中断，某个领主封闭了自己的城堡，劝告贸易伙伴暂时不要往来。

    杨保禄从二楼下来，手里也拿着几封信，脸色不太好看。

    “父亲，”他把信递过来，“马可的船队……可能来不了了。”

    马可就是那个威尼斯商人。按往年惯例，他的船队最迟五月初就该出现在阿勒河上，带来地中海的新书、染料、稀罕物，带走盛京的玻璃器、精钢武器和白酒。但现在已经五月下旬了，连个影子都没有。

    “信是他托人在沙夫豪森转寄的。”杨保禄说，“写于一个半月前。说威尼斯已经封港，热那亚和比萨也是。他尝试走陆路，但阿尔卑斯山几个主要山口都被当地领主封锁了，说是‘防止疫病传入’。他暂时被困在米兰一带，进退不得。”

    杨亮展开信纸。马可的字迹潦草，能看出写信时的焦虑。除了说明情况，信末还提了一笔：“您委托寻找的那种东方豆种，我已托人在亚历山大港的阿拉伯商馆打听，但数月内恐难有回音。眼下时局，还请保重。”

    他把信折好，放回桌上。马可那边断了线，其他商路也基本停滞。这意味着，盛京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将失去大部分外部输入：没有新的书籍和图纸，没有南欧的橄榄油和葡萄酒，没有波罗的海的琥珀和毛皮，也没有莱茵河下游的优质羊毛和矿石。

    “库存盘点过了吗？”他问。

    杨保禄早有准备，递过另一本册子：“粮食方面，主仓现有小麦、黑麦、燕麦合计约一百八十吨，豆类三十吨，腌肉和熏鱼约十五吨。按当前人口和最低配给算，撑一年没问题。但这是不动用储备种子的情况。”

    “工坊原料呢？”

    “铁矿石还有两百多吨，够高炉用大半年。焦炭储备充足。木材……如果暂停大规模建设，也够用。但硫磺、硝石、某些特殊染料和药材的库存，最多支撑三四个月。特别是硝石，我们本地不产，全靠贸易。”

    杨亮走到窗边，看着外面冷清的街市。这就是过度依赖贸易的代价——当外面的世界突然关上门，你才发现自己有些东西造不出来，或者储量少得可怜。

    “从今天起，”他转身说，“非必要工坊减产或停产。冶炼坊保留一座高炉维持最低生产，玻璃坊只做医用器皿和必要实验器材，武器工坊完成已有订单后暂停。人力转向农业和基建——牧草谷的开垦要加快，主谷的田地要加强管理，争取今年收成能比去年增一成。”

    “那学堂……”

    “照常开。但增加卫生和防疫课程。另外，”杨亮想了想，“让藏书楼把关于粮食储存、代食品制作、简易医疗的内容整理出来，抄成小册子，发到各家各户。万一……我是说万一，疫情持续更久，人们得学会用更少的资源活下去。”

    杨保禄一一记下，犹豫了一下，还是问道：“父亲，这次瘟疫……会持续多久？”

    杨亮沉默了很久。他想起历史上那些大瘟疫：查士丁尼大瘟疫断断续续两百年，黑死病高峰持续了四五年，后续反复发作几十年。而现在这个时空，这个被他和家人意外闯入的八世纪欧洲，疾病会如何演进，他完全没底。

    “不知道。”他最终诚实地说，“可能几个月，可能几年。我们能做的，就是让自己变成一块硬石头——外面风浪再大，石头沉在水底，总能熬过去。”

    他走到墙边那幅区域地图前，手指划过阿勒河谷，划过周围的山岭，最后停在代表盛京的那个小圈上。

    “告诉所有人：从今天起，我们进入长期守备状态。非必要不外出，非必要不接触外人。种好地，管好牲口，看好孩子，做好自己的工。外头的消息，好的坏的都听着，但不慌，不乱。我们这里有墙，有粮，有干净的水，有懂医术的人。只要自己不乱，外头的瘟疫，就攻不进来。”

    杨保禄重重点头，转身去传达命令。

    杨亮独自留在书房里。夕阳西斜，把房间染成暗金色。他从抽屉里取出那个装黑豆和酱油样品的小木盒，打开，看了很久，然后轻轻盖上。

    威尼斯商路断了，寻找大豆的事，恐怕要无限期搁置。而那碗记忆里的豆浆，那个关于故乡味道的念想，也再次退回到遥不可及的地方。

    但眼下，有更紧要的事。

    他走到书架前，抽出那本厚厚的《防疫措施摘要》，又摊开庄园的物资账册和人口户籍，开始逐项核对、计算、规划。

    窗外，夜幕缓缓落下。盛京的灯火次第亮起，比往年稀疏，但依然稳定。城墙上的守卫在换岗，口令声在寂静的夜里传得很远。锻锤坊已经熄了火，但远处牧草谷的方向，还能隐约听到夜班劳作的号子——那些刚解除隔离的流民，正在为新家园搬运石块。

    瘟疫像一层厚厚的帷幕，把这片山谷与外面的世界暂时隔开。而帷幕之内，生活以另一种节奏，缓慢而固执地继续着。种地，吃饭，劳作，等待。等待瘟疫过去，等待河流重新繁忙，等待某天早晨，码头上再次响起陌生的船桨声。

    在那之前，他们要做的，就是活下去。安静地，坚韧地，像河底那些被水流磨圆了的石头一样，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