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十八》中，于雁门之战后的元朔元年（前128）历史篇章中极度内涵地请出了三位历史风云人物：主父偃、严安，徐乐。

    请注意，不是逐一出场，而是打包一起扔出的，不仅不突兀，而且还非常丝滑。原文：主父偃、严安，徐乐，皆上书言事。

    迄今为止（自《资治通鉴》开篇的公元前403年，截至当前的公元前128年），这是司马光首次如此安排历史人物出场。司马光作为一代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如此安排一定有着谋者深意，关于这一点，待我们详解该历史切片之后再议。现在，我们一起看看主父偃、严安，徐乐这三位民间人士，挤入武帝朝堂之后，上书说了些什么？

    在主父偃、严安，徐乐，这三人中，主角自然是主父偃，严安和徐乐也就昙花一现，在《资治通鉴》后续章节中都不曾露面过。

    主父偃是一名穷困潦倒的儒生，发迹之前在诸侯齐、燕、赵各地仿效战国时期的纵横家活动了很久，最终不仅没捞到一官半职，而且还遭到了当地儒生们的联合排挤。

    走投无路的情形下，主父偃剑走偏锋，直奔长安未央宫，在宫阙上书汉武帝，结果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当天就获得了汉武帝的召见，并被任命为郎官。

    那么主父偃上书到底谈了些什么，以至于武帝刘彻如此果断就赐予官爵？我们透过主父偃的上书内容，能读懂主父偃的政治敏感性与政治情商如何？

    主父偃上书汉武帝谈了两件事：关于汉律、关于伐匈奴。

    关于汉律的内容，司马光没有收录进《资治通鉴》，关于伐匈奴方面的论述，司马光则一字不漏地将其载入《资治通鉴.卷十八》。其实透过这一细节，我们也不难发现，司马光一口气将主父偃、严安，徐乐打包推出，到底是想要表达什么，我们将这个问题搁置在文末解析。

    主父偃唠唠叨叨讲了一大堆，其实可以归纳总结为一句话：不要因为匈奴而穷兵黩武。

    主父偃一开场就搬出姜子牙论战金句：“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紧跟着给出了自己对用兵之事的深刻洞悉：因为愤怒而开启战争机器，这是悖逆大德之举；兵器终归还是一件不祥之物；操起兵器来斗争，这是斗争中最不高明的手腕；那些追求战争胜利、穷兵黩武的人，到头来没有不悔恨的。

    主父偃的开场白直接亮明了很关键的立场和信息：伐匈奴，可以；但是要有分寸；不要意气用事、不要穷兵黩武、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启战争机器，因为这是斗争中并不高明的手腕。

    亮明态度之后，主父偃列举了秦始皇嬴政与汉高祖刘邦对待匈奴的立场。秦始皇不听李斯之劝，坚持出兵30万大打匈奴，结果严重消耗国力，最终亡秦。高祖也试图用兵一劳永逸地处理匈奴问题，结果最终酿成了“白登受困之耻“

    主父偃看似在反战，实则不然，他只是言之凿凿地提醒汉武帝：对匈奴用兵要设置止损线，要有兜底措施，不能因此把汉帝国给整没了。

    继去年（元光六年，前129年）曾经的主和派韩安国被汉武帝派往前线抗击匈奴，并最终郁郁而终之后，满朝文武已经不再有任何反战的声音。在此背景之下，主父偃的这一番论述无疑会撼动汉武帝。毕竟，作为一代有所作为的政治家，他一定深谙朝堂需要平衡的政治原则，不能让反战的声音彻底消失。

    汉武帝这人其实并不欢迎谏臣，但是极度欢迎能臣，而主父偃的出现，让他眼前一亮的绝非谏臣，而是能臣。

    尽管司马光并不曾记载主父偃对汉律所提出的8项具体问题，但是我们凭借主父偃对“伐匈奴“的论述，也不难想象，主父偃对于他所提出的汉律问题，一定也给出了详细的解决方案。这才是主父偃撼动汉武帝的关键点所在。

    由此可见，主父偃有着极高的政治智慧。他精准切中汉律与匈奴边患两大核心朝政，引经据典、以秦与高祖的前车之鉴立论，献策直击痛点，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人对时局的洞察力极强，极其敏锐。

    不过，非常遗憾的事情是，这人的政治情商极低。

    主父偃因深受武帝信任宠幸，一年之内被提拔四次，并出任中大夫之职务，完成了从平民到贵族的逆袭。但是当主父偃成为朝廷的大红人之后，其政治情商的短板就暴露无遗。同僚们因畏惧主父偃那张嘴和那一双眼睛，纷纷私底下送礼，但求其嘴下留情。久而久之，就有人正面提醒主父偃“做人不要太嚣张，不要太招摇。“对此，主父偃的回复令人无语：“我如果活着享受不到列五鼎进餐的贵人生活，死时就受五鼎烹的酷刑好了！”

    言下之意就是：老子就这样嚣张，活一天，享受一天，赚一天！

    主父偃这种嚣张跋扈，不藏拙、不畏树敌的招摇个性在后续的历史情节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也是他最终悲剧收场的唯一原因。

    严安的上书则谈了两件事：一是，现在老百姓太攀比奢靡，风气坏了就容易滋生作奸犯科；朝廷现在耗费巨资伐匈奴，这是走秦的老路，历史已经证明，这条路走不通。

    徐乐则谈了一则令人耳目一新的“土崩瓦解之论“

    所谓的“土崩“是指老百姓活不下去，起来谋反，秦的灭亡就是土崩；所谓的“瓦解”就是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诸侯坐大之后，开始闹事。帝国当前的当务之急就是改善民生，稳住民生，这是防止土崩的要事。匈奴那边的那点事，既算不上“土崩”，也算不上“瓦解”，没必要反复用兵折腾。

    我常常固执地认为，司马光的文学造诣远超他的史学根底。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十八》中打包安排“主父偃、严安、徐乐”同时出场，实在是一则妙笔。他层层递进地，很隐晦地表达了诸多政治观点：

    其一，司马光所裁剪的这一历史切片简直就是在打脸后世帝王：你们都认为自己很牛叉，对吧？你们看看汉武帝牛不牛，汉武帝刘彻牛成那样子了，还一口气将反战的主父偃、严安、徐乐纳入朝堂，虚心接受他们的谏言。

    其二，元朔元年（前128）是汉武帝对外用兵（匈奴）、对内加强集权的关键时期。三人上书虽角度不同，但共同指向帝国面临的隐患——过度扩张与民生疲敝。司马光借此凸显武帝时代“雄心与风险并存”的复杂格局。

    司马光以此告诫后世帝王和王侯将相们：政治，从来都没那么简单。

    其三，主父偃谈匈奴政策，严安论社会风气，徐乐析统治根基（土崩瓦解论），三者构成“军事－社会－政治”的完整警示链条。司马光以三人为棱镜，折射出治世需统筹内外、居安思危的儒家治理哲学。

    其四，让主父偃这种政治智慧极高，政治情商极低的历史风云人物如此出场，也是给臣子们树一面旗帜，你们看看主父偃这种人聪明绝顶，最终依然逃不过悲剧收场，警示后世臣子“做人不能太主父偃”；警示后世帝王，别让主父偃这类人钻了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