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急驿马的铁蹄踏碎紫禁城的晨雾，洪承畴自潼关南原发来的奏折，如一块巨石投入兵部值房的静水，瞬间激起层层波澜。

    兵部尚书张凤翼手持奏折，指节因用力而泛白。他站在值房的窗前，目光越过庭院中飘零的落叶，望向皇宫的方向，喉结不自觉地滚动。案头的烛火摇曳，将奏折上“亡三百余、伤近五百，然毙敌逾千”的字迹映得忽明忽暗，可那“李自成率两百精锐突围遁入商洛山”“张献忠部撤退时阵型齐整”的字句，却像针一样扎在他心头。

    “大人，这奏折……”旁边的主事周延儒小心翼翼地开口，语气里满是迟疑。他方才匆匆扫过奏折内容，既为潼关的小捷松了口气，又因匪首未擒而忧心忡忡。

    张凤翼转过身，将奏折重重拍在案上，沉声道：“捷报是真，隐患更是真！洪承畴虽重创闯寇主力，可李自成未除，张献忠尚存，这流寇之祸就不算了结！你且看，他说商洛山地势险恶，搜剿三日无果，又说张献忠部伤亡必轻，他日是心腹大患——这些话，哪一句不是在提醒我们，眼下的太平都是暂时的！”

    周延儒点头附和，却又面露难色：“可大人，如今朝堂之上，不少官员都只盯着‘毙敌逾千’的战绩，怕是会觉得洪督师已经立下大功，对未擒匪首之事不以为意。更何况，国库空虚，军饷筹措艰难，若要支持洪督师入商洛山搜剿，后续的粮草、兵器供应，又是一大难题。”

    这话恰好戳中了张凤翼的痛处。他眉头紧锁，在值房内来回踱步，脚步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你说得没错，难就难在这里！那些文官不懂军务，只知纸上谈兵，见了捷报就大肆吹捧，全然不顾潜在的危机。可我们兵部不能糊涂，必须把其中的利害关系说清楚，否则一旦李自成缓过劲来，张献忠再趁机作乱，后果不堪设想！”

    就在此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推门而入，神色凝重：“张大人，陛下已经知晓洪督师的奏折，宣你即刻入宫议事！”

    张凤翼心中一紧，连忙整理好官服，快步跟着骆养性前往皇宫。穿过层层宫门，太和殿的威严气息扑面而来。崇祯帝端坐于龙椅之上，手中正捏着那份奏折，脸色阴晴不定。

    “张爱卿，你且说说，洪承畴这奏折里，你看出了什么？”崇祯帝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虑，目光紧紧盯着张凤翼。

    张凤翼跪地行礼，而后缓缓起身，恭敬地回道：“陛下，洪督师在潼关南原截击闯、献二寇，获此小捷，实乃陛下天威与将士忠勇之功。然臣以为，奏折中提及的隐患更需重视——李自成虽遭重创，却率精锐突围遁入商洛山，此贼狡黠，若让其在山中休养生息，日后必成大患；张献忠部撤退时阵型齐整，伤亡轻微，可见其部实力未损，亦是潜在威胁。”

    崇祯帝闻言，重重叹了口气，将奏折放在龙案上，语气中满是无奈：“朕又何尝不知这些隐患！可如今国库空虚，军饷匮乏，若要支持洪承畴入商洛山搜剿，粮草、兵器该如何筹措？朝堂上那些大臣，要么只知歌功颂德，要么相互推诿，根本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张凤翼连忙回道：“陛下，臣以为，当务之急有三。其一，即刻下旨嘉奖潼关将士，以安军心，同时严令洪承畴加紧筹备，三日后务必率军入商洛山，不可给李自成喘息之机；其二，令陕豫两地官府全力配合，加强对张献忠部的监视，严防其异动；其三，臣恳请陛下召集户部、工部官员，共同商议筹措军饷、粮草之事，哪怕暂时缩减宫中用度，也要保障前线军需。”

    崇祯帝沉默片刻，缓缓点头：“张爱卿所言极是。你先看看锦衣卫传来的这份奏报。”

    张凤翼躬身接过：“陕西的农民军如同燎原之火，一路向东蔓延至山西。当义军攻克蒲州的消息传到太原时，晋王朱求桂正在府中欣赏新购入的字画；传到大同时，代王朱传?还在为女儿的婚宴挑选珠宝；传到潞安时，沈王朱迥洪正带着仆从强占百姓的良田。

    晋王朱求桂在太原城内坐拥万亩良田，府中的金银珠宝堆积如山，光是库房里的白银就有上百万两；代王朱传?的王府奢华堪比皇宫，庭院里的石狮子都是用整块汉白玉雕琢而成，连王府的地砖都是从江南运来的金砖；沈王朱迥洪在潞安更是横行无忌，当地百姓半数以上的土地都被他强占，甚至有百姓因反抗被他下令打死，抛尸荒野。在此之前，他们只当农民军是远在陕西的“流寇”，烧杀抢掠的不过是寻常百姓，与自己这些“天潢贵胄”无关。可如今，义军的马蹄声已近在咫尺，太原城外的烽火台日夜燃烧，他们终于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那些义军可不是官府的士兵，他们恨透了盘剥百姓的藩王，一旦城破，自己的财富、地位乃至性命，都会被付之一炬。”

    可当义军逼近太原近郊，沿途州县的官员纷纷弃城而逃时，这些藩王们终于慌了。

    四月，晋藩出银二十万两，募乡勇三千人，修缮太原城垣，昼夜不息；代藩捐米万石，分给大同守军，传?亲登城楼督战，昼夜不辍；沈藩出金千两，购弓箭、火药，支援潞安守军，严禁府中仆从奢靡。”这些平日里连一文钱都舍不得多花的亲王，此刻却心甘情愿地掏出家底，只因他们终于明白，一旦失去了王府的庇护，自己什么都不是。

    张凤翼看完这些消息时，案上的烛火已经燃了大半，烛泪顺着烛台缓缓流下，凝结成一道道冰冷的痕迹。他看着奏报上藩王们“捐资助守”的记载，嘴角勾起一抹复杂的笑意——有嘲讽，有无奈，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释然。

    果然，只有让这些宗室疼到骨子里，他们才肯拿出钱来。可他也清楚，这不过是权宜之计。宗室的贪婪早已刻进了骨子里，一旦义军退去，他们定会变本加厉地盘剥百姓，把今日捐出的银子加倍赚回来。

    更让他忧心的是，宗室的态度，早已悄然塑造了农民军的行动方向。对饥寒交迫的农民军而言，藩王府就是一座取之不尽的宝库。王府里堆积的粮食，能解决全军数月的温饱；府中收藏的金银，能购置兵器、招募新兵；甚至连王府强占的土地，都是义军“均田免赋”口号最好的注脚。每一座藩王府的存在，都是当地社会矛盾的焦点——百姓们看着藩王作威作福，自己却食不果腹、无立锥之地，心中的怨恨早已积压成山，只待一个爆发的契机。而农民军恰恰利用了这份怨恨，每到一处，必先攻打藩王府，将缴获的粮食、财物分给百姓。这样一来，既能补充军需，又能赢得民心，义军的队伍也随之越来越壮大。

    可宗室们却始终看不清这一点。他们依旧抱着“天潢贵胄”的傲慢，对农民军采取强硬态度——晋王下令“凡擒获义军者，赏银五十两”，代王甚至纵容士兵残杀被义军裹挟的百姓，声称“宁可错杀千人，不可放过一人”。他们以为这样能震慑义军，却不知这种强硬，反而让自己成了更显眼的靶子。农民军本就对藩王府恨之入骨，宗室的反抗更让他们下定了“先除藩王，再取天下”的决心。

    彼时的明朝宗室，早已不是洪武年间那寥寥数支血脉。

    从燕王朱棣登基，到万历皇帝大肆分封，两百余年的繁衍让宗室子弟膨胀至数十万人之众。他们无需耕作，不必经商，甚至不用承担分毫赋税，仅凭“天潢贵胄”的身份，就能从朝廷领取丰厚的禄米。单是山西一省，每年供给晋王、代王、沈王的禄米就达八十万石，几乎占了山西全年漕粮的六成；河南的福王更是夸张，万历皇帝赐给他的土地达两万顷，从河南到山东，沿途州县的良田被强行圈占，无数百姓失去生计，沦为流民。

    这些禄米与土地，像一张巨大的网，吞噬了地方乃至中央的大部分税收。每年秋收之后，州县官们第一件事不是赈济受灾的百姓，也不是修缮年久失修的水利，而是亲自押着漕粮运往藩王府邸，生怕慢了半分被冠上“不敬宗室”的罪名；户部库房里，本应用于辽东战事的军饷，往往刚入仓就被宗人府的文书划走，变成宗室子弟府中宴会上的琼浆玉液，变成王府花园里新修的亭台楼阁。

    张凤翼不是没见过辽东前线的奏报。去年冬天，蓟辽总督袁崇焕的奏折里写着：“士兵衣不蔽体，甲胄锈蚀，冬日无棉衣御寒，只能煮草根为食，甚者嚼食树皮”；可同一时间，洛阳福王府的密报却称：“福王每日设宴，席间珍馐数十种，剩余饭菜皆弃之不用，府中囤积的粮食足以供全城军民食用三年”。更让他心寒的是，去年辽东战事吃紧，他召集宗室亲王商议捐资助饷，福王却以“祖训未载”为由拒绝，甚至暗中联合其他藩王上疏，指责崇祯“违背祖制，苛待宗室”。

    崇祯也曾试图削减宗室禄米，万历年间定下的“亲王岁禄万石”标准，到了崇祯年间早已难以支撑。可每次刚在朝堂上提出动议，就被宗室亲王和维护宗法的大臣们群起而攻之。他们捧着泛黄的《皇明祖训》，跪在丹陛之下高喊“动摇宗室即动摇国本”，把崇祯的改革提议驳斥得一无是处。有一次，晋王甚至在朝堂上直言：“臣乃太祖血脉，陛下若削臣禄米，便是不孝先祖！”

    夜幕渐深，乾清宫的烛火依旧亮着。窗外的风声愈发凄厉，崇祯抬起头，望向殿外漆黑的夜空，那里没有星光，只有无边无际的黑暗，正一点点吞噬着这座巍峨的宫城，吞噬着他朱家二百余年的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