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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排长的信
    《废墟上的雏菊》这首从血泊与灰烬中挣扎出的诗,其引发的震动,远远超出了贾玉振的想象。

    它像一枚滚烫的子弹,击穿了战时的麻木与绝望。

    最初的震撼在民间。诗作在《新华日报》刊出后,手抄本以惊人的速度在山城的大街小巷、防空洞、难民棚中流传。

    不识字的妇人请人念,听得泪流满面;疲惫的工友在工歇时互相传阅,沉默地擦紧拳头。

    它成了压在无数人心头悲愤与希望的具体形状。

    紧接着,震动扩散到更广阔的疆域。

    它被一些不畏封锁的战地报纸转载,通过隐秘的交通线,流向了烽火连天的前线。

    就在这时,一个贾玉振绝未想到的人,带来了关于这首诗最前线的回响。

    一个闷热的午后,一位穿着寻常阴丹士林蓝布旗袍、容颜清减却目光湛然的年轻女子,敲开了贾玉振的阁楼门。

    门开刹那,两人都愣住了。

    “贾先生?”女子声音有些沙哑,带着难以置信的激动。

    “你……秀芹?杨秀芹同志?!”贾玉振瞪大了眼睛,多年前逃亡路上那个果决坚毅的女战士身影,与眼前人瞬间重叠。

    当初队伍遭敌机扫射被打散,他以为她早已凶多吉少。

    “是我!”杨秀芹跨进门,眼里泛起泪光,旋即又压下,恢复了她特有的冷静利落,

    “组织上考虑到我和你认识,派我来重庆办事处工作,负责一些文化界的联络。”

    她顿了顿,声音压低,却带着灼人的热度,“贾先生,你的《废墟上的雏菊》,我们很多同志都看到了。

    我这次来,除了组织任务,也是受前方战友之托,一定要当面向你致谢!”

    她告诉贾玉振,诗传到太行山区的部队里,一位连队文化教员在战前动员时,就在阵地上为大家朗读。

    许多即将投入残酷反扫荡战斗的战士,听着“废墟上的雏菊……倔强抬头的第一缕晨曦”,紧紧握住了手中的枪。

    一位班长对她说:“杨干事,告诉写诗的先生,他写的‘雏菊’,就是我们!炸不完,杀不绝!我们在这儿拼命,就是为了以后再也不要有这样的‘废墟’!”

    贾玉振听着,浑身颤抖,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沉甸甸的连接感。

    他的笔,竟然真的与千里之外那些以命相搏的战士们的脉搏,跳动在了一起。

    杨秀芹的到来,本身就是一次强烈的情感震动。

    而紧接着,她带来的第二个消息,则让贾玉振经历了犹如冰火交织、近乎眩晕的冲击。

    “贾先生,”杨秀芹的神情变得极为肃穆,又带着一丝奇异的慰藉,“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林伯庸同志……他没有牺牲。”

    “什么?!”贾玉振猛地站起,碰翻了桌上的茶杯,茶水淋漓也浑然不觉。

    那个为掩护他们而毅然引开追兵、被他长久愧疚怀念的引路人,居然还活着?

    “是真的。”杨秀芹肯定地点头,眼中也闪着光,“当年队伍被打散后,我带着伤在山区隐蔽,意外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重伤昏迷的林伯庸同志。

    他身中数弹,失血过多,但奇迹般地还有一口气。

    我设法找到了当地的基本群众,将他秘密转移、藏匿起来。

    老乡们用土方草药,硬是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因为伤势太重,他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归队,因为经验丰富,被派往敌后执行更重要的特殊任务。

    他现在很安全,只是身份绝对保密。

    他知道你在重庆,一直很挂念,但也无法联系。

    这次我来,他特别嘱托我,一定要告诉你他还活着,让你不要愧疚,继续写下去,你在文化战线上的工作,同样重要!”

    巨大的、失而复得的狂喜瞬间淹没了贾玉振。

    林伯庸没死!那个掩护他逃亡、又为他几乎付出生命的同志,还在战斗!

    他捂住脸,肩膀剧烈抖动,泪水从指缝汹涌而出,那是积压了多年的悲痛、愧疚突然找到出口的宣泄。

    苏婉清在一旁也听得热泪盈眶,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这喜悦是如此强烈,以至于片刻之后,杨秀芹语气转为沉重说出的下一番话,才像冰水般让他清醒过来。

    “但是,贾先生,”杨秀芹目光锐利,“组织上也了解到,你现在的处境很复杂。你的影响力大了,但盯上你的眼睛也多了。

    重庆方面,有人想拉拢你,也有人想限制你。《七月》遇到的审查压力就是信号。

    林伯庸同志让我提醒你:真正的斗争无处不在。

    文化战线上的较量,有时比真刀真枪更隐蔽、更凶险。

    他们给你的糖,可能裹着致命的毒。

    你的笔,现在不仅是笔,也是枪,一定要看清方向,保护好自己。”

    狂喜与警示,故人重逢的温暖与现实处境的严峻,同时砸在贾玉振心头。

    杨秀芹带来的前线反馈和林伯庸的消息,已经让贾玉振心潮澎湃。

    最让贾玉振感到震撼的,是来自前线的一封辗转送达的信。

    信纸粗糙,字迹歪斜,还带着汗渍和泥土的痕迹。写信人是一名普通的排长,他在信中写道:

    “贾先生:我们趴在战壕里,听着鬼子炮响,传看着您写的《安家记》(是文化教员手抄的)。弟兄们都说,您笔下的那个‘亮堂夜’、‘娃娃餐’,真好啊!

    想着家里的老爹老娘、婆娘娃娃,将来也能过上那样的日子,咱这枪就打得更准,命拼得更值!

    先生,您要接着写!您写的每一个字,都是给我们加油鼓劲的号子!

    我们在这头拼命,您在那头‘安家’,咱们前后方一条心,一定能打赢这场仗,把狗日的小鬼子赶出去,把您书里写的那个好世道,给挣出来!”

    读着这封沾满硝烟气息的信,贾玉振的泪水再次涌出。

    这不再是文人间的唱和,而是来自最基层、用生命在实践“卫国”的同胞,对他“安家”理想的最高认可与沉重托付。

    他紧紧攥着信纸,仿佛能感受到那远方战壕里的体温与心跳。

    他立刻提笔回信,尽管他知道这信未必能顺利送到那位排长手中。他写道:

    “……拜读华函,玉振涕泪交加。诸位将士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我民族之屏障,方有玉振等辈于后方纸上谈‘安家’之侥幸。

    你们,才是这‘未来之家’最坚实的栋梁!

    请放心,玉振虽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然此笔此心,必与前线将士同跳动,共命运!

    你们守护今日之国土,玉振便描绘明日之家园,此志不移,此心不渝!”

    这封回信,他同样一式两份,一份设法寄出,一份郑重地收藏起来,与陈山的臂章放在一起。

    压力与支持,禁锢与渴望,如同冰与火,在贾玉振的身边交织。

    但他心中的方向却前所未有的清晰。

    他知道,他的《安家记》,已经不仅仅属于他个人,它属于那些在屋顶上播种的市民,属于那些在废墟上授课的教师,属于那些在战壕里憧憬未来的士兵,属于千千万万个在苦难中依旧不放弃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普通中国人。

    这星星之火,既已燃起,便再非任何浓雾与高压所能扑灭。

    它正以一种沉默而坚定的方式,在亿万人的心中燎原。

    贾玉振铺开新的稿纸,墨迹在灯下晕开,他写下了一个新的标题:

    《安家记·星火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