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汪子瑾，先生若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小子去做，若是做得不好，您打您骂，小的绝无半点怨言。”跛脚少年低眉顺眼地说道。“汪子瑾，名字不错，好，我记住了。”颜旭点了点头，这小子的爹娘虽然不当人，可...颜旭立于府衙正堂高阶之上，俯视阶下跪伏的数十名本地吏员。他们额头触地，肩膀微颤，衣袍下摆沾着青砖缝隙里渗出的湿气——那是昨夜暴雨未干的印痕，也是这府城人心惶惶的余味。“都起来吧。”颜旭声音不高，却压得满堂烛火微微一跳。无人敢动。他也不催，只将手中一卷黄绫缓缓展开，悬于左手三寸处。那不是圣旨，却比圣旨更令人心悸——绫上墨迹未干，是刚由两名通晓篆隶的老吏执笔誊就的《镜湖税制新规》全文，朱砂批注密布字缝之间，如血线游走于白纸之上。“本帅不设‘免役田’，不认‘荫户’，不许‘诡寄’，不纳‘折色’。”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最前排那个鬓角灰白、手指关节粗大如树根的老典史，“你替我念。”老典史喉结上下滚动三次，才哑着嗓子开口：“凡镜湖辖下，无论民户、军户、匠户、灶户……皆入籍造册。田亩按肥瘠分五等，每等定产，依产征粟；商贾按铺面大小、货物种类、周转频次，列三十等课率；渔樵山泽之利，依水脉走向、林木年轮、矿脉深浅，另设‘利源图谱’，按图索税……”话音未落，堂下已有两人膝盖一软，坐倒在地。颜旭不看，只将黄绫递还给身侧沈寒舟，后者接过时指尖微不可察地一顿——那绫子背面，用极细银针刺出密密麻麻的小点，排列成星图状，正是酒泉商会秘传的《九宫赋税推演阵》，可据天时地利人和，反向倒推三年内每一寸土地所能榨取的最大税赋极限。这才是真正要命的东西。不是刀锋舔血，而是把人的骨头放在算盘上敲，一颗颗数清骨髓里还剩几滴油。“今日起，府衙设‘稽查司’。”颜旭终于迈步下阶，靴底踏在青砖上发出沉闷回响，“主官由太平军参军兼任，副职从本地选任——不是举荐，是海选。凡识字、能算、家无重罪者，皆可报名。初试考《九章算术》与《唐律疏议》节选，复试验其乡里口碑、田契真伪、账目勾连。过者授铜牌，佩于腰间，见官不拜，见吏不避，可直入县仓、盐引司、船坞账房调阅原始文牒。”他停在一名穿褪色青布直裰的中年男子面前，那人双手枯瘦，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墨渍，背上还背着个竹筐，筐里露出半截毛笔与几叠泛黄纸页。“你叫什么？”“小人……李砚。”“李砚。”颜旭点头，“你昨日在西市口替三个卖炭翁写了诉状，状告清河帮强收‘过桥费’，可有此事？”李砚浑身一僵，额角沁出细汗：“是……是小人斗胆……”“斗胆？”颜旭忽然笑了一下，竟有些温润，“本帅正缺一个敢把状纸贴到知府衙门照壁上的人。你明日去稽查司报到，先做文书佐吏，月俸三石米，加发皂隶皂衣一套，另赏五十文钱，买双新鞋。”李砚怔住，身后众人哗然低语，有人眼中燃起幽光，有人却垂首咬唇——那五十文，够买半斗糙米，够让家中瘫痪老母喝上三日药汤。这才是真正的杀招。不靠屠刀立威，而以规则杀人；不焚书坑儒，却把律令刻进活人的骨头缝里；不许百姓愚昧，偏要逼他们睁眼算账——当一个人开始会算自己该交多少税、邻家偷漏了几升粟、县丞三年贪墨了多少贯铜钱，那柄悬在头顶的铡刀，便已悄然换成了他自己掌心的算筹。当日午时，第一批稽查吏手持铜牌闯入西街七十二家绸缎庄。为首者不过十九岁，胸前铜牌尚带体温，进门便将一张盖着太平军大印的《商户自陈表》拍在柜台上：“按表填，错一处，罚一月营业额；漏一项，抄没全铺；若发现伪报，牵连保人、牙行、码头运单三方，连坐。”掌柜面白如纸，抖着手翻出三十年账册，却发现其中十七本封皮完好、内页却被虫蛀得千疮百孔——那不是天灾，是前任巡检司故意纵容书吏养蠹虫啃蚀账本，为日后勒索埋下的伏笔。可如今，虫蛀之处，早被太平军随军工匠用蜂蜡与松脂重新填补，再以朱砂逐页标注虫洞位置、推算原账数字，甚至还原出某年某月某日某笔绸缎入库时，因受潮霉变少记了三匹云锦。掌柜当场昏厥。消息传开，城东盐商连夜拆掉祖宅后墙，想把藏在夹层里的万两白银熔成铜钱混入市面流通——结果第二日清晨，三名稽查吏带着铸币司旧档登门，掏出一枚洪武年间铸造的“洪武通宝”，指出其铜料含锡量与本地矿脉不符，继而顺藤摸瓜，查出该盐商家族二十年来私铸劣钱七万贯，专供码头苦力买饭吃。更绝的是，太平军并未抄家问斩，只将七万贯劣钱全部熔毁，重铸为七万枚崭新铜钱，每枚背面錾刻“太平元年·镜湖稽查”八字，并在城门口设棚发放：凡持此钱购米者，一钱兑一升，限量十升；购药者，一钱兑三剂，限十五剂；购棺木者，一钱兑半具，限三具。百姓攥着尚带余温的铜钱，看着钱背那八个字，突然觉得这叛军比朝廷更像官府，比官府更讲道理，比道理更狠。而这一切，皆源于颜旭昨夜伏案至寅时写就的八道手令：一令封存府库，却单独启出三万斤陈年稻种，即日分发各乡，附《春耕贷种章程》——秋收后还本，免息，但须以新粮置换旧种，且新粮入库须经稽查吏现场验质；二令调拨五百石盐巴，按户籍簿登记人口，每户限领半斤，凭竹牌领取，竹牌刻有编号，编号与城东粮铺账册一一对应；三令整编残兵，剔除老弱病残四千二百人，余下三万八千人分作三部：一部驻守四门，一部巡街缉盗，一部……竟开赴城外二十里镜湖东岸，在芦苇荡深处伐木筑台，竖起九面巨鼓，鼓面蒙以牛皮，鼓槌缠裹黑铁，每面鼓旁立一青铜钟，钟下蹲踞三名鼓手，日日练习击鼓节奏——不是战鼓，是晨钟暮鼓般的节律鼓，声波沉稳，十里可闻；四令……此时，知府被软禁于后衙西跨院，窗外恰是那九面巨鼓所在方位。他听了一整日鼓声，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鼓点始终不变：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九声为一节，节节相扣，无始无终。他终于明白，这不是练兵，是在锻魂。鼓声所至之处，百姓作息自动校准——鸡鸣三遍后炊烟升起，孩童不再追逐打闹，自觉蹲在巷口背诵《劝农歌》；商铺开张闭市不再看日影，而听鼓声第三节末尾那一记悠长余韵；就连最难管束的码头苦力，也学会了在第七声鼓响时放下扁担，用井水净手，再排队领粥。秩序，正在以音律的方式，一寸寸碾碎混乱的根系。第五道手令，则直指清河帮老巢。沈寒舟亲率两千精锐，不走水路，不攻码头，反而绕至镜湖西南六十里外的断龙岭。那里有一处废弃银矿，矿道纵横如蛛网，出口隐在瀑布之后。太平军掘开堰塞潭，引水倒灌矿道三昼夜，待水退尽，矿洞深处浮出三百具尸骸——皆为清河帮骨干，死因非溺毙，而是窒息，咽喉残留少量银粉，指甲缝里嵌着尚未氧化的硝石结晶。原来清河帮早在此处秘密冶炼火药，用银矿废渣提纯硫磺，以镜湖淤泥烧制木炭，再混入盐硝，制成“镜湖雷火散”。此前数次围攻县城不克，实因守军暗中购得此物，藏于城墙箭垛夹层之中，遇敌即燃，烈焰冲天。可太平军早通过酒泉商会渠道获悉此事，更知道清河帮为保密，每月仅派一人持密信赴矿监工，此人必携一枚特制铜铃，铃舌刻有北斗七星图——昨夜鼓声第九响时，那铜铃正在沈寒舟掌中轻颤。第六道手令，颁给了酒泉商会。商会总管跪在堂下，额头抵着冰凉地砖，听见颜旭说：“尔等十年来替清河帮销赃、洗钱、转运私盐，桩桩件件，账册俱在。本帅本可尽诛，然念尔等尚知‘商以信立’四字，今予尔等两条路——一，交出所有暗账、密仓、接头人名录，戴罪立功，转为太平军‘通商司’下属商号，享三年免税、官盐专营、镜湖水运优先权；二……”颜旭没说完，只抬手示意。门外走入十二名少年，皆十四五岁年纪，身穿素白麻衣，左袖空荡荡地垂着，右腕戴着乌木镯——那是酒泉商会培养十年的“盲算童子”，天生目不能视，却可用指尖感知算珠震颤频率，心算速度胜过寻常账房十倍。“他们昨夜已将尔等近十年所有往来账目，默写成册，共一百零七卷。”颜旭声音平静，“你们还有半柱香时间。”总管抬起头，满脸泪痕，却笑了：“将军不必焚香计时……小人愿选第一条。”第七道手令，悄然送抵城南贫民窟。那里原是流民聚居的“狗尾巴巷”，泥墙歪斜，污水横流，瘟疫频发。太平军未派兵驱赶，亦未施舍钱粮，只送来三百桶石灰、两千斤草药、五十副柳条筐，以及一本薄薄的《卫生自治约》。约中规定：凡愿留居者，须推举五名德高望重者组成“清道会”，每日组织洒扫、淘沟、焚秽；每户出一名青壮参与“防疫队”，学习辨识瘟症、熬制药汤、掩埋病尸；每十户共用一口消毒井，井栏刻有编号，每日由稽查吏查验水质。最狠的是末尾一句：“凡自治有成，三年内无疫死者，赐‘洁户铁牌’一面，持牌者，子嗣可免徭役，直送太平军讲武堂就读。”第八道手令，针对士绅阶层。颜旭亲笔书写一封《致镜湖诸公书》，遣快马送往周边七县，信中既不斥其“助纣为虐”，亦不许其“输诚效忠”，只说：“天下将定，非定于刀兵，而定于账册。尔等田产、商铺、典当、船队之数，本帅已命人详录。若愿配合丈量、缴税、报备，则仍为镜湖衣冠；若执意隐匿、抗命、串联，则稽查司将以‘疑似清河帮余孽’立案彻查——彼时，非但田产充公，更将追索三代之内所有婚书、契约、墓志铭，一一验其真伪。”信末附一纸空白供词模板，抬头赫然是：“本人自愿供述，曾于洪武三十二年三月，借清河帮之力，强夺李姓佃户良田七十亩，今悉数退还，并愿捐粮百石，以赎前愆。”第九道手令，未落文字，只由颜旭亲手交给沈寒舟一枚青铜虎符，虎口衔环，环内嵌着一颗微缩水晶球——球中悬浮着三十六粒金粉，排成北斗形状。“去吧。”他说，“把‘天罡营’调回来。让他们卸甲，换农装，拿锄头，进村。”沈寒舟抱拳欲走，忽听颜旭又道：“对了，告诉弟兄们……犁地时，别伤了地脉。”沈寒舟脚步一顿，转身深深一揖，退出门外。此时，镜湖水面泛起粼粼波光，一艘不起眼的乌篷船正悄然驶离码头。船舱内，知府夫人怀抱一只紫檀匣，匣角包银，隐隐透出几分熟悉纹样——正是酒泉商会去年献给知府的寿礼，当时匣中盛满南海珍珠，如今却空空如也。她掀开匣底暗格，取出一卷油纸包裹的密信，信封上朱砂绘着半枚残缺铜钱图案——那是清河帮最高级别的“断钱令”，见令如见帮主，可调动一切暗桩。可她刚将密信凑近烛火，窗外忽传来整齐划一的脚步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九声鼓响，恰好烧尽最后一角信纸。她望着飞舞的灰烬，忽然想起昨夜丈夫隔着窗棂对她说的话：“这世上最可怕的不是刀，是账本；最锋利的不是剑，是规矩；而最让人绝望的……是连绝望，都已被算进了今年的税赋总额里。”鼓声再起。这一次，整整十八响。颜旭站在府衙最高处，望着城中万家灯火次第亮起，如同大地睁开无数只眼睛。他知道，当第一缕晨光刺破云层时，这座府城将不再属于朝廷，不属于叛军，甚至不再属于他自己。它只属于一种新的东西——一种正在以鼓点为心跳、以算盘为骨骼、以税册为血脉缓缓苏醒的……秩序。而这秩序的第一声啼哭，正从西市口一家新开张的“太平米铺”传出——铺面不大，却挂着块新匾，上书四个大字：童叟无欺。字迹刚劲，墨色淋漓，仿佛刚从昨夜未干的鼓声里，一笔一笔，硬生生凿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