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九年十月的东宫，秋意已深。庭院中几株高大的银杏树金黄的叶片在午后阳光下灿烂夺目，偶有微风拂过，便簌簌落下几片，铺在青石地面上如黄金织就的地毯。

    东宫正殿后的书房内，太子司马谔正襟危坐于书案后。他今年十九岁，身着淡黄色常服，面容清秀，眉宇间已脱去几分少年的稚气，多了些沉稳。案上摊开着一卷《贞观政要》，但他并未专心阅读，目光时不时望向窗外——今日午后，父皇要亲临东宫考问政务。

    这是自三月经筵以来的第一次正式考问。司马谔心中既有期待，也有忐忑。他知道父皇对储君教育极为重视，每次考问都不是走形式，而是真真切切要考察他理政的思路与决断。

    未时三刻，内侍传报：“陛下驾到。”

    司马谔忙起身整衣，迎至书房门口。司马柬今日只穿一袭深青色常服，未带仪仗，只由两名内侍随行，步履从容地走进东宫庭院。

    “儿臣恭迎父皇。”司马谔躬身行礼。

    “免礼。”司马柬扶起儿子，目光扫过庭院中金黄的银杏，“秋色正好，我们便在院中坐坐。”

    内侍很快在银杏树下摆好两张藤椅，一张矮几，奉上清茶。父子二人对坐，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下斑驳光影。

    “近日读了什么书？”司马柬端起茶盏，语气随意。

    “在读《贞观政要》，正看到魏徵谏太宗‘居安思危’一章。”司马谔谨慎答道。

    “嗯，居安思危。”司马柬点头，“那今日不考经书，考几件近日发生的实事。”

    他从袖中取出一份文书，放在几上：“这是宣州刺史周茂的考课档案，你且看看，说说你的看法。”

    司马谔接过细阅。档案记载周茂在宣州任刺史五年，前四年考课皆是“中平”，去年却跃升“中上”，评语是“勤于政事，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增广学堂”，并附有具体数据：翻修州衙用钱五千贯，增学子三百二十人，疏浚通济渠三十里……

    “看起来政绩斐然。”司马谔看完后道。

    “仅看档案，确是如此。”司马柬不置可否，“但这里还有一份材料。”他又取出一份薄册，“这是监察御史刘晏去年巡查宣州后，给朕的密奏节录。”

    司马谔接过第二份材料。这份内容截然不同：翻修州衙实际耗钱八千贯，木料以次充好；增学子三百二十人实为虚报，学籍仅增不足百人；通济渠疏浚只修了十里，且征发民夫未给工钱……

    “这……”司马谔抬起头，眼中满是困惑，“两份材料，截然相反。该信哪个？”

    “这正是问题所在。”司马柬注视儿子，“若你是朕，该如何处置？”

    司马谔沉思片刻：“当派人复查。若刘晏所奏属实，则周茂虚报政绩，当严惩；若档案属实，则刘晏诬告，亦当究办。”

    “复查需要时间。在此期间，周茂仍在宣州刺史任上。”司马柬追问，“若他确有贪墨，多留一日便多贪一日；若他清白，停职待查亦伤其声誉。如何权衡？”

    这问题让司马谔为难了。他迟疑道：“这……或许可先调任闲职，待查清后再做定夺？”

    “若调任闲职，他若真有才干，岂非委屈？若真有贪墨，闲职反让他得了喘息之机，销毁证据。”司马柬语气平和，但问题步步紧逼。

    司马谔额角微汗。他意识到这看似简单的案件，实则处处是两难。良久，他谨慎道：“儿臣以为……或许可暂不调任，但派得力官员暗查，同时加强对宣州账目的审计。若查实有罪，再行严惩；若查实无罪，则还其清白。”

    “这需多久？”

    “快则一月，慢则三月。”

    “在此期间，宣州政务由谁主持？周茂若知被查，可能消极怠政；若不知被查，可能继续妄为。如何确保政务不乱？”

    一连串的问题让司马谔有些应接不暇。他深吸一口气，整理思路：“可派一名干练的别驾或长史赴宣州协理政务，名义上是加强州务，实为监督制衡。如此既不影响政务运转，又能暗中调查。”

    司马柬眼中闪过一丝赞许，但面上不露：“这个办法尚可。但朕要告诉你实际是如何处置的——”他顿了顿，“朕将周茂平调为虢州刺史，即日赴任。”

    司马谔一怔：“这……这是为何？”

    “虢州地瘠民贫，政绩难出，且离洛阳更近，便于监察。”司马柬解释道，“若周茂真有才干，在虢州也能做出政绩；若只是虚有其表，很快便会露出马脚。而宣州缺额，朕已选派了去年考科‘上等’的官员接任。”

    “可是……”司马谔犹豫道，“若周茂真是被冤枉的，这般调任岂非不公？”

    “所以调任是平级，未降未罚。”司马柬道，“若他真是清白的，在虢州做出实绩，将来可获升迁；若查实有罪，再行惩处不迟。此为‘疑罪从宽’，既防错伤良吏，也不纵容贪墨。”

    他看向儿子：“谔儿，你方才所言‘派员暗查’，是仁厚之心，怕冤枉好人。但为政者，有时需要在证据不全时做出决断。调任便是这种决断——它不伤根本，却可控制风险。这便是‘仁需有断’。”

    司马谔若有所思。司马柬又取出一份文书：“再看第二案。”

    这是关于门下省封驳王浑任命的记录。司马谔快速浏览，看到了张华的封驳文书、皇帝的朱批，以及最终改任李胤为司隶校尉的结果。

    “此事你如何看？”司马柬问。

    司马谔这次思考得更久：“儿臣以为，张华敢于封驳，是尽忠职守；父皇不怒反嘉，是虚怀纳谏。君臣相得，制度运行，实为佳话。”

    “这是朝野多数人的看法。”司马柬道，“但朕要问你的是：若张华封驳错了呢？若王浑其实胜任，李胤反而不及呢？张华会不会因此不敢再封驳？门下省的封驳权会不会从此形同虚设？”

    这又是一连串尖锐的问题。司马谔意识到，自己只看到了表面和谐，却未深思其中的风险与平衡。

    “儿臣愚钝……请父皇教诲。”

    司马柬缓缓道：“张华封驳，是基于王浑履历与存档不符。此事朕已核实，张华所据属实。但即便所据有误，只要他是依制度、依事实提出的异议，朕依然会肯定他尽职的态度——当然，任命可能不会改。”

    他顿了顿：“制度运行，需要保护敢于履职的人。即便他偶尔犯错，只要出于公心、依据程序，便不应重惩。否则人人明哲保身，制度便成一纸空文。这便是‘宽须有边’——对尽职者的宽容要有边界，不能因一次错误就堵塞言路，也不能因过度宽容而纵容妄为。”

    秋风吹过，银杏叶如金雨般飘落。一片叶子落在司马谔肩头，他轻轻拂去，心中却仿佛被什么触动了。

    “仁需有断，宽须有边……”他喃喃重复着这八个字。

    “不错。”司马柬饮尽盏中已凉的茶，“为君者，仁厚是美德，但仁而无断，必致优柔寡断，政令不行；宽容是胸襟，但宽而无边，必致纲纪废弛，善恶不分。你要在这两者间找到平衡——既要有仁爱之心，又要有决断之力；既要宽容臣工，又要守住法度边界。”

    他站起身，望着满树金黄：“这两案，一为地方吏治，一为朝堂制度，都是你将来要面对的事。记住，具体案件或有具体解法，但背后的道理是相通的：治国如执秤，需要不断权衡；又如行舟，需要把握风向水流。”

    司马谔起身，深深一揖：“儿臣谨记父皇教诲。”

    “记住还不够，要消化，要运用。”司马柬拍了拍儿子的肩，“三日后，朕会让人送几件待批的奏章给你，你试着拟出处理意见。不要怕错，但每一条意见都要说出理由。”

    “是。”

    父子二人又在院中走了片刻，谈了些经史文章。末了，司马柬临行前忽然道：“你方才说在读《贞观政要》‘居安思危’一章。朕再加一句：不仅要思危，还要思‘微’。”

    “思微？”

    “盛世之弊，往往起于微末。”司马柬望向宫墙外的洛阳城，“一次小小的虚报，一次轻微的逾制，一场不大的宴饮奢靡……这些‘微’若不察，积久成疾。你将来治国，既要观大势，也要察细微。”

    夕阳西斜，将父子二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司马柬乘舆离去后，司马谔独自站在银杏树下，许久未动。

    金黄的叶片还在飘落，落在他肩头、脚边。他弯腰拾起一片，对着夕阳看那透明的叶脉。治国之道，或许就如这片叶子——看似简单，实则脉络复杂；看似脆弱，实则能经历春秋。

    今日的考问，没有训斥，没有苛责，只有一个个问题，一次次引导。但司马谔知道，这比任何训斥都更深刻。父皇不是在考他的知识，而是在培养他思考问题的方式，权衡利弊的能力，把握分寸的直觉。

    他走回书房，重新摊开《贞观政要》。但此刻再看，那些文字仿佛都有了新的含义。魏徵谏太宗，不也是在“仁”与“断”、“宽”与“边”之间寻求平衡么？

    窗外，暮色渐起。东宫掌起了灯。司马谔提笔，开始记录今日考问所得。他要记下的不是答案，而是那些问题，以及问题背后的思维方式。

    而此刻的皇宫两仪殿内，司马柬也在审阅奏章。他想起儿子今日的表现——尚有稚嫩，但已能思考；尚有犹豫，但已敢尝试。这就够了。治国之道的传承，不是一朝一夕之事，需要时间，需要实践，需要一次次的考问与点拨。

    秋夜的风吹动殿中的烛火。司马柬提笔批阅，心中却有一份踏实——帝国的未来，正在那个东宫的年轻人身上，慢慢孕育、成长。而他所能做的，便是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将那些最根本的道理，一点一点地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