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十一年七月的洛阳，夜风终于带来一丝凉意。两仪殿的灯烛却亮至深夜，司马柬面前摊着三份待决的案卷——秋决在即，按制，所有死刑需皇帝最终勾决。

    前两份是谋逆、杀官的重案，证据确凿，卷宗厚实。司马柬朱笔划过，在名单上留下两道刺目的红。

    第三份却让他停下了笔。

    案卷封皮上写着：“京兆府上奏：人犯张驴儿，劫杀官差案。”翻开来看，案情并不复杂：去年腊月，京兆府捕快王五在长安县追捕盗贼时遇害，身中三刀。现场遗留凶器一把柴刀，刀柄有“张”字刻痕。邻人指证，张驴儿当日曾与王五在村口争执，且家中柴刀失踪。县衙捕其拷问，张驴儿初时喊冤，后熬刑不过画押。府衙复审，维持原判。

    证据链看似完整：动机（争执）、凶器（刻字柴刀）、口供（画押）。按律，劫杀官差，斩立决。

    可司马柬的手指停在“凶器”二字上。他唤来当值的内侍省常侍：“去刑部调张驴儿案原物证记录，朕要看详细。”

    常侍迟疑：“陛下，已是亥时三刻……”

    “去。”

    半个时辰后，刑部值班郎中亲自捧着物证册子入殿。司马柬逐页翻阅，当看到“凶器：柴刀一把，柄刻‘张’字，刃有缺”时，眉头微蹙。

    “这‘张’字刻痕，验看记录怎么说？”

    郎中忙翻到后面：“回陛下，记录写‘刻痕较新，与凶案时间大致吻合’。”

    “大致吻合？”司马柬抬眼看郎中，“是几天？几个月？还是几年？”

    郎中额头冒汗：“这……记录未详。”

    “现场血迹呢？与王五血型可验过？”

    “按《泰始律》，只验是否人血，未分血型……”

    司马柬沉默片刻，又问：“张驴儿与王五因何争执？”

    “据邻人口供，为王五催缴欠税，言语冲突。”

    “欠税多少？”

    “三百文。”

    司马柬放下卷宗，望向殿外沉沉夜色。为三百文欠税，就敢劫杀官差？张驴儿若有这般胆量，当初何必拖欠？再者，若真是他杀人，为何将刻有自家姓氏的凶器遗落现场？这不合常理。

    他想起前月复核考绩新则时（见第279章），曾感慨“治狱如治水，堵不如疏”。如今这案子，看似证据确凿，实则处处透着蹊跷——不是证据太少，而是太“完美”了，完美得像有人刻意布置。

    “此案暂缓勾决。”司马柬提笔在案卷上批注，“着刑部、御史台、大理寺三司会审，重验物证，细究口供来历。若有疑点，即刻报朕。”

    朱批落下，常侍捧着案卷匆匆出殿。司马柬揉着眉心，心中并无轻松——这一笔，或许能救一人性命，但若真是冤案，那真凶何在？王五的冤魂谁去慰藉？

    夜风吹动烛火，在墙壁上投下摇曳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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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夜，京兆府刑场外的土坡上，几个黑影在荒草中瑟瑟发抖。

    最前面的是个老妪，头发花白，衣衫褴褛，手里紧紧攥着一块白布，布上用血写着歪歪扭扭的字。她是张驴儿的母亲张王氏。身后是张驴儿的妻子和两个同村的乡邻。

    “娘，咱们……咱们还是回去吧。”儿媳声音发颤，“天亮了要行刑，被官差看见……”

    “不回去！”张王氏咬着牙，血从干裂的嘴唇渗出来，“我儿冤枉！就是死，我也要死在刑场边，让天下人看看，这世道还有没有天理！”

    一个乡邻低声道：“婶子，上次拦轿喊冤，不是被衙役打出来了么？这次是斩决，戒备更严……”

    “那就等！”张王氏浑浊的眼睛望着远处黑黢黢的刑场高台，“等刽子手举起刀，我就冲出去喊。他们总不能把我也斩了！”

    夜露渐重，远处传来梆子声。已是四更天了。

    就在这时，官道上传来马蹄声。几盏灯笼由远及近，照出马上人的官服——是巡察御史的仪仗。按例，重大刑决前，御史需到场监刑。

    张王氏眼中骤然爆出光亮。她不知哪里来的力气，猛地从荒草中冲出，扑倒在官道中央！

    “冤枉——！青天大老爷，我儿冤枉——！”

    马匹受惊，嘶鸣着人立而起。护卫的衙役厉声喝骂，抽刀上前。灯笼光下，张王氏高举血书，额头重重磕在黄土路上，砰砰作响。

    “拦驾喊冤，按律可先打二十大板！”衙役伸手要抓。

    “慢着。”

    马车帘掀开，一名四十余岁的绯袍官员探出身。他是新任的京畿道巡察御史崔琰——正是前月离京赴任的那位（见第277章）。此刻他刚巡视完京郊各县，正赶回洛阳，不料在此遇到拦轿。

    崔琰下马车，接过灯笼，照向那血书。血字在昏黄光下触目惊心：“民妇张王氏，长安县张家村人。子张驴儿蒙冤待斩，实未杀人。凶刀刻‘张’字乃他人栽赃，口供系屈打成招。恳请青天重审，以正国法，以慰冤魂！”

    字迹歪斜，却字字泣血。

    崔琰沉默片刻，问张王氏：“你可知，死刑已核准，明日便要行刑？”

    “民妇知道！”张王氏抬起头，满脸是泪，“可我儿真是冤枉！老爷，那柴刀上的‘张’字，是我家驴儿去年新刻的不假，可刀在一个月前就丢了！村里好多人都能作证！县衙老爷不听，只信那指证的邻人——那邻人与我家有仇，因宅基地打过官司！”

    “口供呢？”

    “是打出来的！”张王氏扯开衣袖，露出手臂上纵横的旧伤，“我儿被抓那天，我也被抓去打了二十板，逼我承认知道儿子杀人。我不认，他们就说‘儿子都认了，你这老虔婆还嘴硬’。可我儿后来偷偷托狱卒带话，说他根本没认，是熬不住刑，被按着手画押的！”

    崔琰眉头紧锁。他巡察地方多年，深知刑狱之中的黑暗。屈打成招、草菅人命之事，并非没有。但此案已经府衙复审，且到了皇帝勾决的地步，若真是冤案……

    “此案卷宗，你看过么？”崔琰问。

    “民妇不识字，但请人读过状子。”张王氏又磕头，“老爷，我儿若真杀了人，我绝不敢喊冤。可那官差王五，是好人啊！去年我生病，他还帮我家从城里赊过药。我儿再混，也不会杀恩人！”

    这话让崔琰心中一动。他转身对随从道：“取我御史印信，去京兆府调张驴儿案全卷，连夜送到我下榻的驿馆。”

    “御史，这……”随从迟疑，“明日就要行刑，此时调卷，恐不合程序。”

    “程序是死的，人是活的。”崔琰沉声道，“若真是冤案，你我便是见死不救。去！”

    他又看向张王氏：“老人家，你先回去。这血书我收下，今夜便阅卷。若确有疑点，我必上奏朝廷。”

    张王氏愣住，随即号啕大哭，连连磕头：“青天老爷！青天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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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日清晨，两仪殿。

    司马柬刚用过早膳，通政司便送来了加急奏报——不是来自刑部，而是京畿道巡察御史崔琰的密奏。

    展开来看，崔琰详细禀报了昨夜刑场外接血状之事，并附上自己对案卷的疑点分析：

    “一、凶器刻字过于明显，不合常理。真凶若为栽赃，当知此举反易暴露。

    二、张驴儿与王五确有争执，然据村民言，王五常帮衬张家，张驴儿对其颇为敬重。为三百文欠税起杀心，情理不通。

    三、口供取得过程存疑。县衙刑讯记录简单，只写‘犯供认不讳’，未录具体审讯情形。

    四、有村民愿作证，案发当日张驴儿在邻村帮工，有不在场可能，但县衙未采纳。

    五、王五追捕之‘盗贼’始终未获，此案或为真凶嫁祸。”

    最后，崔琰写道：“臣不敢妄断，然疑点颇多。死刑乃人命关天，倘有冤屈，天地同悲。恳请陛下暂缓行刑，发回重审。”

    司马柬看完，将密奏与昨夜自己批注的案卷放在一处。疑点几乎完全吻合。

    他即刻下旨：“张驴儿案暂停行刑。着刑部、御史台、大理寺组成三司，由崔琰主审，重验全案。限半月内查明奏报。”

    圣旨送出时，刑场已经搭好。监刑官接到急令，惊出一身冷汗，连忙命人将已押至刑场的张驴儿带回牢房。

    张驴儿本已万念俱灰，突闻暂缓，呆立当场，良久才嘶声哭喊：“娘——娘你做到了——！”

    消息传到张家村时，张王氏正在村口土地庙前烧香。听闻儿子暂免一死，老妇人眼前一黑，晕倒在地。醒来后第一句话是：“快，快给御史老爷立长生牌位！”

    而此刻的崔琰，已坐在京兆府衙的大堂上。面前是重调来的物证：那把刻着“张”字的柴刀。

    他拿起刀，细细端详刻痕。旁边坐着刑部郎中、大理寺丞，三人面色凝重。

    “开始吧。”崔琰沉声道，“先从这把刀验起。找最好的工匠，看刻痕工具、手法、新旧。再访全村所有姓张的人家，看是否有人同样刻字。还有，王五追捕的那个‘盗贼’，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堂外，七月的阳光炽烈。而一场关乎人命的真相追寻，才刚刚开始。

    两仪殿里，司马柬站在窗前，望着宫墙外的天空。他想起父皇曾说过的话：“为君者，手握生杀大权，一念可决生死。故每下笔时，当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昨夜那支暂缓的朱笔，今晨那道重审的圣旨，或许救不了所有冤屈，但至少，让这个帝国的司法，在冰冷的程序之外，保留了一丝人性的温度与审慎。

    而这温度，正是通过一个老母亲的血书、一个巡察御史的担当、一个皇帝深夜的疑虑，才得以传递、连接、最终化作重审的机会。

    司法如网，既要严密，也要有弹性。网眼太疏，则罪恶漏逃；网眼太密，则冤屈难申。而这弹性的尺度，就在每一个办案者的良心与责任里，在最高裁决者那支慎之又慎的朱笔里。

    远处传来钟声，那是洛阳城中寺庙的晨钟。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张驴儿案的真相，将在阳光下一寸寸揭开。无论结果如何，这个过程本身，便是对这个帝国法治精神的一次考验与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