舰队在巨港集结之后，浩浩荡荡地驶向湄南河口。海面上风浪不大，但军心却如暗流涌动。各部兵马虽已归于统一调度之下，然其内部裂痕未消，只是被战鼓与号角暂时掩盖。陈文康立于旗舰船头，望着前方灰蒙蒙的天际线，心中清楚：这一战，不只是对暹罗，更是对爪哇行省自身秩序的一次清算。

    “将军，清迈军已列阵于河岸高地。”孙彬快步走来，手中握着一份由斥候急报传回的地图，“据探子回报，敌军主力约八千人，其中披甲者不足两千，余者皆为征召民兵。他们依托土坡构筑简易工事，以竹栅为障，弓弩手布于前排。”

    陈文康点头，目光未移。“苏禄那边呢？”

    “苏禄三部首领皆已到位，共带兵四千余，然士气低迷，多有畏战之色。我亲自去督阵时，一名头领竟直言‘此战无利可图’，险些激起哗变。”

    “无利可图？”陈文康冷笑一声，“他们倒是忘了，两年前若非我军击溃暹罗水师，他们的商船早被劫掠殆尽。如今粮荒四起，还想坐享其成？”

    他转身走入舱室，案上摊开着整张中南半岛南部地形图。指尖缓缓划过湄南河流域，最终停在吞武里城的位置。

    “此地不可久拖。若让暹罗缓过气来，联合孟人与高棉残部反扑，局势将难以收拾。必须速战速决，一击致命。”

    当晚，军议召开。朱元璋端坐主位，面色沉凝。诸将分列两侧，土王们低头不语，唯有陈氏嫡系将领神情肃然。

    “有人提议暂缓进攻，说应先遣使再施压，逼暹罗退让。”朱元璋开口，声音低而有力，“但我看不必了。红衣僧之事已成定罪之据，无论真假，只要我们咬定其勾结红巾余孽，便是大义在手。况且??”他顿了顿，扫视全场，“谁敢抗命，便视同谋逆。这一战，不是为了夺地，是为了立威。”

    众将默然。片刻后，一名来自廖内的汉人商团统领低声问道：“若战事胶着，粮草不继……”

    “不会。”陈文康截断话语，“我已命后勤官调集苏门答腊新 harvest 的稻米，沿海南运。另从占城购入干肉与腌鱼，足够支撑两个月。且此战若不能速胜，便无需再胜??因为我们耗不起。”

    帐内一片寂静。终于，一名苏禄土王抬起头，语气试探：“若破城之后，所得财货如何分配？”

    此言一出，气氛骤变。原本压抑的贪婪瞬间浮上台面。多个土王开始交头接耳，眼中闪烁着算计的光。

    陈文康缓缓起身，环视众人：“行省有令：凡参战者，按功授田、赐奴、分银。叛逆之家产籍没充公，由省府统一分配。但??”他加重语气，“若有私藏、瞒报、擅自劫掠者，斩无赦。此战之后，谁还想当山大王，尽管试试。”

    话音落下，再无人敢言分毫。

    次日黎明，元军发动总攻。

    前锋由苏禄兵组成，手持圆盾与短矛，在鼓声催促下缓慢推进。敌方箭雨稀疏，却仍造成伤亡。一名苏禄百夫长中箭倒地，引发短暂混乱，但后续部队迅速填补缺口，继续向前。

    待接近敌阵三百步，伏于侧翼的巨港火铳队开始射击。三十支改良型火绳枪轮番开火，轰鸣之声震耳欲聋。虽精度有限，但声势惊人，顿时打乱清迈军阵型。紧接着，重装步兵自中军杀出，皆披藤甲铁片混编铠，手持长戟与钢刀，直冲敌阵核心。

    战斗仅持续不到一个时辰，清迈军便全线溃退。

    “他们连像样的反击都没有。”孙彬骑马归来，脸上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几乎是看到火器声响就跑了。有几个贵族倒是想组织抵抗，却被自家士兵推搡着往后逃。”

    陈文康冷笑：“这些藩属本就不愿为暹罗卖命。清迈与小城之间素有嫌隙，国王强行征召他们参战，已是强人所难。今见大势已去，自然作鸟兽散。”

    果然，战报陆续传来：清迈诸侯率残部北遁，沿途烧毁粮仓、破坏桥梁，显是防备追击；而吞武里城内守军不过三千，且多为老弱，根本无力固守。

    第三日清晨，元军兵临城下。

    然而，城门未闭，吊桥未收。一支由僧侣与地方长老组成的使团出城迎接，跪伏于道旁，献上白旗与贡品清单。

    “城主愿降。”为首的年迈祭司颤声道，“只求保全百姓性命，勿焚寺庙，勿屠平民。”

    陈文康策马上前，冷冷注视这群俯首之人。“你们的国王呢？那个穿红袍的和尚又是谁？”

    老者浑身一抖：“国……国王已于昨夜携亲信撤离，往北方山区而去。至于红衣僧……确有其人，乃是从缅甸来的游方僧，曾言能通神谕……但我们不知他是红巾余党啊！”

    “不知？”陈文康眯起眼，“那为何允许他在宫中出入自由？为何不报知行省？”

    对方无言以对，唯有叩首不止。

    朱元璋随后抵达，听取汇报后下令：“接管城池，封锁四门，搜查所有可疑人物。特别是那些穿红衣的僧人，一个不留，全部拘押审问。”

    是夜，吞武里城陷入紧张氛围。巡逻队挨家挨户排查，查获十余名身着赤袍的异乡僧侣，其中三人携带刻有莲花符记的铜牌，经辨认，极似当年江淮地区白莲教遗物。

    与此同时，陈文康召集心腹密议。

    “此事恐怕另有隐情。”他对孙彬道，“红巾教虽衰，但在江南仍有潜流。郑先生迁徙富户之举，实则激化了不少仇恨。若真有残余势力南下渗透，借助土邦动荡之势搅局，并非不可能。”

    “你是说，有人故意制造‘红衣僧’事件，引我们出兵？”孙彬皱眉。

    “未必是引我们出兵，而是借刀杀人。”陈文康缓缓道，“试想，若暹罗真与红巾勾结，我们灭之，固然是替天行道；但若这只是个借口，背后却是某些人在推动战争，以削弱本地豪强……那才是真正危险的事。”

    两人对视一眼，皆看出彼此眼中的警惕。

    数日后，行省正式宣布吞武里为直辖领地，废除原有土王制度，设“湄南府”，派驻官吏，推行户籍、赋税改革。原城主被贬为庶民，软禁于巨港；其家族财产尽数没收，用于犒赏将士。

    各参战势力依功受赏。苏禄三部获赐沿海荒地五百顷，限期三年开垦，逾期收回；廖内商团得免税五年，并获准垄断湄南河上游香料贸易；唯独陈氏直属部队额外获得一万亩良田及五百奴隶，引起不少怨言。

    但无人敢公开反对。

    因为在庆功宴当日，陈文康当众宣读了一份名单??共计七十三人，皆为战前拒不缴纳军粮、暗中抬价售粮予安南者的土王与商首。

    “此等人，名为藩属，实为叛逆。”他声音平静，却字字如刀，“即日起，剥夺爵位，抄没家产，族中男丁充军为奴，女眷没入官妓营。”

    全场鸦雀无声。

    那一夜，有三家连夜逃离驻地，试图乘船北逃。但早在数日前，陈文康便已下令封锁所有港口，严查出海船只。三艘快舟在离岸十里处被拦截，船上之人尽数被捕，次日公开斩首于吞武里广场。

    血洗之后，人心始定。

    然而，真正的风暴才刚刚酝酿。

    一个月后，南方传来急报：占城与安南之战结束，安南大胜，占城王室几乎覆灭，残余势力退守海岛。更令人震惊的是，安南新君竟派出使者，欲与爪哇行省缔结盟约，共抗“北方蛮族威胁”。

    “北方蛮族？”朱元璋嗤笑，“他说的是谁？洪武朝廷？还是我们？”

    陈文康沉默良久，终是叹道：“恐怕两者皆是。安南人打得精明??他们知道我们与明朝渊源复杂，故意挑拨，想让我们卷入更大纷争。此盟不可结。”

    但他也明白，拒绝结盟意味着失去一个潜在的牵制力量。而更麻烦的是，随着占城崩溃，大量难民涌入行省南部边境，带来疫病与不安。

    与此同时，内部矛盾再度浮现。

    某日，钟瑗林秘密来访，带来一封密信。

    “你看看这个。”他将纸条递出，神色凝重。

    信中内容简短，却令人脊背发凉：

    > “凤阳旧部，已在江南串联，欲迎郑主还都。沿海诸港，多有响应。若大军北返，天下可图。”

    落款为空。

    “假的吧？”孙彬第一反应是否认，“郑先生早已自立，岂会回头去争那个虚名？再说，凤阳哪还有什么旧部？全是些被迁走的贫民罢了。”

    “可若真是有人打着他的旗号行事呢？”钟瑗林低声道，“如今民间传言愈演愈烈，说什么‘真命天子不在南洋，在中原’，甚至有人画了他的画像四处张贴，称其为‘救世明君’。”

    陈文康闭目思索许久，忽而睁开眼：“我们必须立刻行动。”

    “做什么？”

    “两件事。”他站起身，语气坚定，“第一，派快船北上，查清江南动静，尤其是苏州、松江一带是否有异常集结；第二，立即整顿军纪，清洗军中可能存在的异心分子??特别是那些出身江南、亲属仍在内地的军官。”

    朱元璋起初反对：“这会不会太过激？万一引发兵变……”

    “比起兵变，我更怕的是分裂。”陈文康直视他，“你以为我们现在的团结是真的吗？不过是利益捆绑罢了。一旦北方出现‘正统’号召，这些人会不会倒戈，谁说得准？”

    最终，决策通过。

    一场悄无声息的清洗在军中展开。十余名中层军官被以“通敌嫌疑”革职查办，其中有三人自杀于狱中。消息传出，军心震动，但也因此遏制了潜在的动摇。

    而在外交层面，行省采取强硬姿态。面对安南使者的再次来访，陈文康亲自主持接见。

    “贵国之战，乃内部事务。”他冷声道，“我行省奉行中立，不干涉邻国内政。至于所谓‘北方威胁’，恕我直言??阁下口中之‘蛮族’，可是指驱逐蒙元、重建华夏的明廷？若如此，我等身为汉人，岂能背祖忘宗，与之为敌？”

    使者哑口无言，悻悻而归。

    此举虽彰显立场，却也埋下隐患。不久后，安南开始扶持流亡的占城贵族，在南部岛屿建立反元基地，并暗中资助海盗袭击爪哇商船。

    与此同时，北方的消息越来越不安。

    据细作回报，江南确实出现多起“迎郑运动”，虽规模不大，但组织严密，且资金来源不明。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志书竟开始记载“郑帝南巡”“凤阳龙气再现”等荒诞之说。

    最令人忧心的是，有一支自称“红莲义军”的武装在太湖周边活动，打着“复我衣冠，迎主归京”口号，屡次袭击官府仓库，释放囚犯，声势渐涨。

    “这不是普通的民变。”陈文康对钟瑗林说，“背后必有高人策划。而且……很可能与我们内部有关。”

    他想到了那些被迁走的富户后代，想到了仍在江南握笔的文人群体，想到了那些从未真正认同郑先生政权的知识分子。

    文化之战，从来比刀剑更致命。

    于是，在吞武里战役结束后的第一百天，陈文康做出一项重大决定：设立“文理院”，专司典籍编纂、舆论引导、历史书写。招募南洋各地精通儒学、佛学、律法之士，编写《南洋治要》《行省纪事》《正统辨》等书，系统阐述爪哇行省的合法性、进步性与天命所归。

    同时，下令各府县设立学堂，强制教授简化汉字与行省法令，禁止私传未经审查的中原典籍。

    “我们要重新定义什么是‘正统’。”他在 inaugural 讲话中说道，“不是谁坐在金陵城里，而是谁能安定百姓、发展生产、抵御外侮、传承文明。今日之南洋，正是华夏新生之地！”

    此言一出，四方震动。

    支持者称其为“新圣人”，反对者骂他是“篡改祖制的妖儒”。但无论如何，思想的战场已然拉开帷幕。

    而在军事上，陈文康并未松懈。他下令扩建海军，仿照明朝福船设计新型战舰，装备更多火炮；同时在湄南河沿岸修建要塞，派驻常备军，防止暹罗残余势力卷土重来。

    他还推动一项前所未有的政策：允许士兵家属随军定居前线，授予屯田权，十年免税。此举极大提升了士气，也让边疆逐渐形成稳定的军户社会。

    一年之后，当第一批屯田收获完成，当新建成的“新华府”城墙巍然矗立，当《南洋治要》被送往各大商港广为刊印之时，人们终于意识到：

    这场战争从未结束。

    它只是从刀兵转入制度，从战场延至人心。

    而陈文康，正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清醒，在这片湿热的土地上，一点一滴地建造属于他们的“新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