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峻德之所以讲这件事，就是这件事比较稀奇，这娘俩，连续被骗了三次，依旧到衙门里哭闹，认为是朝廷的问题，朝廷纵容了这些骗子不法，而从来没想过，自己有那么一丁点的问题，否则就不会被骗三次了。朱翊钧...御书房内，烛火微摇，映得众人面容忽明忽暗。徐光启话音刚落，殿中竟一时无声。连张宏垂手立在门边，呼吸都放得极轻，唯恐惊扰了这方寸之间正在成型的、某种前所未有的认知震颤。朱翊钧没有立刻开口。他缓缓起身，绕过紫檀木御案，走到那口盛水的青釉大缸前。水波早已平复，倒映着屋顶藻井上描金的蟠龙，也映出他自己的脸——眉骨微蹙，眼底却有光，不是怒意，不是悲悯，而是一种近乎虔诚的、被彻底击穿后的澄澈。他伸出食指，轻轻点向水面。一圈涟漪荡开，龙影碎成无数晃动的金线。“波无质，却可载力。”他声音低沉，却字字清晰，“石子入水，水波推桶壁，桶壁微震，人手可感其力——此力何来？非石子之重，亦非水之重，乃振动之传递，乃能量之迁徙。”徐光启眼中一亮，躬身道：“陛下所见，正是格物之枢机！吴中姚他们测得，光虽无形，然以精铜镜聚日光灼烧薄绢，绢燃而镜不热，热从何来？非镜生热，乃光携热能至绢上；又以多棱镜分七色，再合之复为白光，色可分合，非虚妄之幻影，乃实有之变易。故光非纯波，亦非纯质，乃波与粒之一体两面——今日不能断，正因今日之器，尚不足以剖其真形。”朱翊钧点头，目光却越过水缸，落在御案一角摊开的《带血的嫁衣》杂报上。那半幅裙门上的血迹，在烛火下泛着陈旧的褐红，像一块凝固的、不肯风干的伤口。他忽然问道：“皇叔，若光有重量，哪怕微如尘芥，百年千载，积沙成塔，宇宙洪荒，是否终有一日，光之重，压垮星辰？”徐光启一怔，随即朗声而笑，笑声清越，竟似穿透了殿顶：“陛下问得好！臣等正欲穷究此理！吴中姚已拟新器——以真空长管悬极细银丝，两端镀反射银膜，再以强光束反复激荡银丝。若光有质，则光压必使银丝微偏，偏角可测；若无质，则丝不动。此器尚在铸模，需三月方成。然陛下所问，恰是格物之根柢：万物之重，非独金铁之坠地，亦在能之流转、势之积蓄、时之沉淀。孙克弘之恨，二十年未冷，岂非重乎？倭寇之恶，四百年未消，岂非重乎？”朱翊钧久久未语。他转身踱至窗边，推开雕花槅扇。松江府八月的夜风拂面而来，带着黄浦江水汽与远处稻田的微腥。天幕如墨，星子密布，其中一颗格外清亮，是南斗第六星，名曰“文曲”。“朕幼时读《孟子》，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只觉铿锵有力。及长，始知此八字之重，重逾泰山，重于九鼎，重得让历代帝王宁可装聋作哑，也不肯真将其置于心尖。可今日方知，最重者，竟非此八字，而是人心中那一缕不肯熄灭的光。”他回身，目光扫过徐光启、侯于赵、李佑恭，最后停在张宏脸上：“张伴伴，去把那件嫁衣，再取来。”张宏一凛，不敢怠慢，疾步而出。片刻后，托盘复至。朱翊钧并未触碰，只俯身凝视。烛光下，那褪色的囍字边缘微微卷起，像一只将要展翅却永远凝固的蝶。“孙克弘将此物留予朝廷，并非要朕替他报仇。”朱翊钧的声音平静得令人心悸，“他是要朕看见——看见一个男人如何被撕成两半：一半是商总，是勋爵，是家主；一半是丈夫，是父亲，是那个在槐树下埋铜钱、酿女儿红的少年。他割舍不下后者，便只能将前者活成刑具，日日鞭挞自己。”他顿了顿，指尖悬于血迹上方寸许，未落。“戚帅说，看不见的刀，杀人最快。朕今日才彻悟，那刀，不在长崎，不在倭国，就在此处——在朕的案头，在万历维新的每一道政令里，在松江府新开的棉纺工坊轰鸣的织机声中，在宝钞铺天盖地印出的墨香里……它斩断的，从来不是倭人的颈项，而是大明人心里那根名为‘记得’的筋。”殿中诸人，呼吸皆滞。“所以朕不发兵。”朱翊钧直起身，袍袖轻拂，扫过御案上堆积如山的奏疏，“发兵是快刀，是血债血偿，是痛快淋漓。可痛快之后呢？倭国残破，尸横遍野，其民恨我大明入骨，代代相传，永世不休。彼时，我大明将士的子孙，又要提防谁的匕首？我松江商贾的货船，又要防备哪片海域的暗礁？”他踱至侯于赵面前，目光如电：“戚帅，你一生破倭，可曾想过，真正的倭患，从来不在海上，而在人心深处？倭寇可剿，倭心难化。而今日之策，非为仁慈，乃是以海为炉，以贸为火，以利为引，将倭国之民，一寸寸、一丝丝，从德川幕府的锁链里熔解出来，锻造成另一副模样——不再是匍匐于刀下的奴，亦非高踞于庙堂的主，而是攥着松江棉布、喝着武夷红茶、数着大明宝钞、在长崎码头与我大明水手拍肩称兄的‘人’。”侯于赵喉结滚动，深深一揖：“臣……明白了。”“明白什么？”朱翊钧反问。“明白为何陛下宁可纵容海商贩运烟叶，亦不允其贩运饥民；明白为何长崎府粮仓空空如也，却仍允倭人持宝钞赴松江兑换米粮；明白为何朱载堉在奏疏末尾写‘倭奴价将崩，速备铁器、棉布、茶砖，勿囤银钱’——”侯于赵声音沉厚，“陛下所炼之刀，非斩人之颈，乃削人之骨，剔人之髓，抽人之魂。待倭人尽数沦为我大明商贾之雇工、我松江作坊之学徒、我长崎官署之书吏，彼时再无‘倭人’，唯有‘东藩百姓’。彼时若有人再举刀，砍向的便是自己饭碗，是自家妻儿口中之茶，是自家账本之上之银。”“正是。”朱翊钧颔首，眸中寒光敛尽，唯余一片深潭般的静，“文明不可跳过，人心亦不可强扭。与其以刀劈开硬壳，不如以水浸润，待其自溃。孙克弘的嫁衣，是血写的檄文；朕的政令，是光铸的犁铧。犁铧翻土，不伤其根，反助其生——待新苗破土，旧藤自枯。”窗外，不知何时飘来一阵清越笛声，断续悠扬，似自黄浦江上渔舟传来。曲调陌生，既非江南小调，亦非北地梆子，倒像是掺了倭国尺八的苍凉，又揉进松江评弹的婉转。朱翊钧侧耳倾听片刻，忽而一笑：“听，松江的笛手，已在学吹倭曲了。”徐光启抚掌而叹：“妙哉！格物院正拟设‘音律格致司’，专研天下乐律之振动频率、共鸣之道。此笛声，或为第一份跨海共鸣之实证！”李佑恭一直屏息凝神，此时终于忍不住插言：“陛下，那……孙克弘之事？”朱翊钧目光重又落回嫁衣：“传旨。松江府立‘忆桐祠’，非为孙氏一家，乃为所有倭患中失散之夫妻、离散之父子、被毁之婚书、被焚之嫁衣。祠中不塑神像，唯悬素绢一幅，上绣‘记得’二字。每月初一，松江府学童须至祠中诵《礼运·大同篇》，诵毕，向绢上‘记得’二字行三叩首礼——非叩神明，乃叩己心。”他顿了顿，声音渐沉：“另赐孙克弘‘昭烈侯’谥号，追赠太子太保。其子嗣流放之地，着地方官厚加照拂，凡孙氏子弟，年满十六，愿赴格物院习算学、格致、舆图者，免试录为博士弟子。”“遵旨！”李佑恭肃然领命。“还有。”朱翊钧望向徐光启，“皇叔，上海小学堂，朕要亲往观礼。验收之日，朕要亲手点燃那根银丝测光之器。”徐光启双目一亮，躬身应诺：“臣，恭候圣驾！”朱翊钧不再多言，重归御案，提笔蘸墨，在《带血的嫁衣》杂报空白处，朱批八个大字：**光在人心，重于泰山。**墨迹淋漓，力透纸背。恰在此时，殿外忽有急促脚步声由远及近，一名大黄门几乎是扑跪在门槛外，额头触地，声音带着无法抑制的颤抖：“启……启禀陛下！松江府急报！黄浦江口，发现一艘倭国商船，悬挂白幡，船头立一老僧，自称德川家康遣使，携倭国三十八家大名联署‘降表’，恳请……恳请大明赐予‘东藩’封号，愿永为藩属，岁贡不绝，通商如常！”满殿寂然。烛火猛地一跳，将朱翊钧的身影投在身后巨大的《寰宇全图》上，那影子巍峨如岳，正覆盖着倭国列岛。他放下朱笔，指尖沾了一点未干的朱砂，轻轻按在地图上长崎的位置。朱砂如血。“哦？”朱翊钧唇角微扬，笑意却未达眼底，“德川家康，倒比朕预想的，早了三年。”他抬眸，目光扫过徐光启、侯于赵、李佑恭，最后落在那半幅带血的嫁衣上，声音轻缓，却字字如凿：“告诉那位老僧——大明不收降表。只收聘礼。”“让他回去告诉德川家康，倭国若真愿为东藩，便先交三样东西：第一，长崎港税权；第二，倭国铸币权；第三……”朱翊钧停顿片刻，指尖的朱砂，在地图上缓缓划出一道红线，自长崎，经大阪，直抵京都：“第三，将倭国所有‘神社’之名，悉数改为‘忠孝祠’。祠中不供神祇，唯奉孔子、孟子、朱子画像，及大明太祖、成祖、今上御容。每年春秋二祭，倭国官民，须着汉家衣冠，行三跪九叩之礼。”“去吧。”大黄门叩首退下，殿门阖拢。烛火重新稳定下来，温柔地舔舐着御案上那幅《带血的嫁衣》。血迹黯淡，囍字斑驳，而朱批的“光在人心，重于泰山”八个大字，在烛光下灼灼生辉，仿佛那光，真的有了重量，沉甸甸地压在历史的脊梁之上，压得时间都为之屏息。徐光启悄然抬头，望向殿顶藻井。那里蟠龙盘踞，金鳞在光下流动，恍惚间，龙睛竟似微微转动，俯视着人间这方寸天地里，一场以光为刃、以时间为砧、以人心为铁的，漫长锻造。他忽然想起吴中姚昨日递来的另一份手稿，题为《光之重，亦在人心》。稿中写道：“光行万里，不损其明；人记一事，不减其重。故孙克弘之恨，二十年未冷，非因血未干，实因心未死。心不死，则光不灭；光不灭，则重不消——此重，非压垮星辰之重，乃托举文明之重。”徐光启垂眸，看着自己摊开的手掌。掌纹纵横，如松江水道，如倭国山峦，如大明疆域。而此刻，一缕自窗棂斜射而入的月光，正静静躺在他掌心，温润，无声，却仿佛承载着整个松江府的潮汐、整个倭国的饥馑、整个大明的呼吸，以及，那件嫁衣上，二十年未曾干涸的、滚烫的重量。他轻轻合拢五指。光，在掌中。重，在心中。殿外，笛声未歇，悠悠然，正吹到一段新谱的曲调——调名《忆桐》，取自松江老槐，亦谐“忆同”，忆那同埋铜钱、同酿女红、同在雨夜失散的，两个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