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大明八年（464年），萧衍生于南兰陵郡武进县（今江苏常州西北），字叔达，小字练儿。

    他出身显赫的兰陵萧氏，为西汉开国名相萧何二十五世孙，父亲萧顺之是南齐开国功臣，官至领军将军、丹阳尹，母亲张尚柔则出身儒学世家。

    优越的家世为萧衍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他自幼“博学多通，好筹略，有文武才干”，精通六艺，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草隶、尺牍、骑射无不称妙，青年时便与沈约、谢朓、王融等名士并称“竟陵八友”，成为当时文坛的核心人物之一。

    南齐建元元年（479年），十七岁的萧衍以门荫入仕，初任巴陵王南中郎法曹行参军，凭借出众的才华与家世背景，仕途一路顺遂。

    永明二年（484年），他调任随王萧子隆镇西咨议参军，因其文辞华丽、见解独到，深得萧子隆赏识。

    齐武帝时期，萧衍历任太子庶子、给事黄门侍郎等职，在朝堂中逐渐崭露头角。

    当时南齐宗室内部矛盾日益尖锐，萧衍凭借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多次规避政治风险，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沉稳与谋略。

    齐明帝萧鸾在位期间，萧衍因站队精准而获重用。

    建武二年（495年），北魏孝文帝大举南侵，萧衍奉命随江州刺史王广之出征，镇守樊城。

    他针对魏军孤军深入、后勤补给困难的弱点，提出“坚壁清野，待敌疲惫再行反击”的策略，得到王广之采纳。

    此战中，萧衍身先士卒，率部奋勇作战，成功击退魏军，因功升任太子中庶子，领羽林监，成为南齐军事体系中的重要将领。

    建武四年（497年），萧衍再次率军抵御北魏入侵，在义阳之战中巧用疑兵之计，迷惑魏军主力，为南齐军队的部署争取了宝贵时间，进一步巩固了其军事地位。

    永泰元年（498年），齐明帝病逝，太子萧宝卷即位，是为东昏侯。

    萧宝卷生性残暴，即位后大肆诛杀宗室与大臣，南齐朝政陷入混乱。

    永元元年（499年），萧衍的兄长、尚书令萧懿因平定崔慧景叛乱有功，却遭萧宝卷猜忌冤杀。

    兄长的惨死让萧衍悲痛欲绝，也让他彻底看清了南齐政权的腐朽无能。

    当时萧衍正担任雍州刺史，镇守襄阳，手握重兵，拥有良好的军政基础。

    他深知“覆巢之下无完卵”，遂决定起兵讨伐萧宝卷，另立新主。

    永元二年（500年）十一月，萧衍在襄阳正式起兵，以“诛暴君、清君侧”为名，拥立南康王萧宝融为帝（齐和帝）。

    起兵之初，萧衍兵力有限，仅有雍州兵马万余人，但他治军严明，赏罚分明，很快便得到四方响应。

    他采纳谋士范云、沈约的建议，制定了“先取郢州，再下建康”的战略方针，亲率大军沿汉水东进，直指郢州（今湖北武汉）。

    面对南齐朝廷派遣的镇压大军，萧衍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

    他深知“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心战为上，兵战次之”，派人离间敌军将领，瓦解其军心。

    在加湖之战中，萧衍抓住敌军援军远道而来、立足未稳的战机，下令“众军乘流急进，鼓噪攻之”，一举击溃南齐援军，毛泽东在研读这段史料时，特意批注“打援”二字，赞许其战术精准。

    加湖大捷后，郢州守将见援军覆灭，军心涣散，只得开城投降。

    萧衍乘胜进军，江州（今江西九江）守将不战而降，正如他战前预判：“今加湖之败，谁不詟服……我谓九江传檄可定也”。

    永元三年（501年）九月，萧衍大军抵达建康城郊，与南齐守军展开决战。

    萧宝卷派遣征虏将军王珍国、军主胡僧佑率军抵御，但此时南齐政权已失尽民心，将士们毫无斗志。

    萧衍派人策反王珍国等人，晓以利害。

    同年十二月，王珍国等人发动宫廷政变，斩杀萧宝卷，将其首级送至萧衍军中。

    萧衍率军进入建康，掌控南齐朝政，被封为梁王，加九锡，享有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特权。

    中兴二年（502年）正月，萧衍进位相国，总揽朝政。

    此时，齐和帝萧宝融已成为傀儡，禅位只是时间问题。

    在沈约、范云等亲信的再三劝进下，萧衍于同年四月接受萧宝融禅位，正式称帝，国号“梁”，改元天监，定都建康，史称南梁，萧衍即为梁武帝。

    称帝后，萧衍追尊父亲萧顺之为文皇帝，母亲张尚柔为献皇后，封萧宝融为巴陵王，不久后将其杀害，彻底铲除南齐残余势力。

    梁武帝即位之初，展现出励精图治的帝王风范。

    他深知宋、齐两朝短命而亡的根源在于政治腐败、宗室争权，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政治上，他废除了宋、齐以来控制和监视诸王宗室的典签制度，同时改定“百家谱”，调和门阀世族与寒门素族之间的矛盾，既重用世家大族，也提拔有才干的寒门子弟，扩大统治基础。

    经济上，他轻徭薄赋，鼓励农桑，推行屯田制，恢复生产，使得南梁的经济逐渐复苏。

    文化上，他“制造礼乐，敦崇儒雅”，设立国子监，提倡儒学，重用文人学士，使得南梁成为“江左以来，文物之盛，独美于兹”的文化盛世。

    天监年间，梁武帝萧衍迎来了他统治生涯的黄金时期。

    他勤于政事，“每冬月四更竟，即敕把烛看事，执笔触寒，手为皴裂”，即使寒冬腊月，也坚持四更天便起床处理政务。

    他生活节俭，“膳无鲜腴，惟豆羹粝食而已”，不饮酒，不食肉，后宫妃嫔也衣着朴素，杜绝奢华。

    在他的倡导下，南梁官场风气一度好转，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口增长，出现了南北朝时期难得的和平局面。

    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曾评价道：“萧衍统治南梁五十年，天下已经进入小康了”。

    军事上，梁武帝一方面抵御北魏南侵，另一方面也试图收复北方失地。

    天监四年（505年），梁武帝任命临川王萧宏为都督北讨诸军事，率领大军北伐。

    然而，萧宏是个庸碌无能之辈，在洛口之战中因畏惧魏军而临阵退缩，导致梁军大败，北伐失利。

    但梁武帝并未气馁，而是总结经验教训，重用韦睿、曹景宗等有勇有谋的将领，重新制定北伐策略。

    天监六年（507年），北魏中山王元英率领数十万大军进攻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钟离守将昌义之坚守城池，顽强抵抗。

    梁武帝任命曹景宗、韦睿率军驰援，两位将领密切配合，水陆并进。

    韦睿素有“韦虎”之称，他率军连夜筑城，清晨便建成营垒，令魏军大为震惊。

    决战当日，梁军借助淮水暴涨之机，以水军猛烈攻击魏军浮桥，同时派步兵强攻魏军营地。

    魏军大乱，争相溃逃，溺死者、被杀者不计其数，元英仅率少量残兵逃脱。

    钟离之战是南北朝时期规模最大的战役之一，梁军大获全胜，斩首十余万，俘获魏军将领五十八人，缴获物资无数，极大地削弱了北魏的军事实力，稳定了南梁的北方边境，维持了南北均势。

    毛泽东在读到这段历史时，批注“此时梁武，犹知军机”，对梁武帝的军事部署给予了肯定。

    文化方面，梁武帝的成就更为突出。

    他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即使政务繁忙，仍手不释卷，“下笔成章，千赋百诗，直写便就”。

    他不仅自己着述颇丰，着有《周易讲疏》《春秋答问》《毛诗答问》等儒学着作，还组织学者编纂了《通史》六百卷，可惜此书后来失传。

    他精通音律，创制了“通典乐”，规范了南梁的礼乐制度；擅长书法，其书法作品“草隶尺牍，莫不称妙”，对后世书法艺术产生了一定影响。

    清人赵翼曾评价道：“创业之君里面还兼擅才学的，尤其以南梁萧衍独擅千古”，明代学者胡应麟也盛赞“人主才美之盛，再也没有比得上南梁萧衍的了”。

    梁武帝还十分重视教育与人才培养，他设立国子监，置五经博士，招收贵族子弟与寒门学子入学，大力推广儒学教育。

    在他的倡导下，南梁学术氛围浓厚，文人荟萃，沈约、谢朓、江淹等着名文学家皆活跃于这一时期，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着名的“齐梁体”，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随着统治日久，梁武帝的心态逐渐发生变化。

    他早年信奉儒学，中年后却沉溺于佛教，到了晚年更是到了痴迷的地步，成为历史上着名的“菩萨皇帝”。

    他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大肆修建寺院佛塔，京都建康就有宏伟壮丽的佛寺五百多所，僧尼十多万，还多次舍身同泰寺，甘愿做“寺奴”，每次都需要公卿大臣“以钱一亿万奉赎”，才肯返回皇宫。

    这种大规模的崇佛活动，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也使得南梁的国力逐渐衰退。

    梁武帝崇佛不仅影响了国家财政，还导致了朝政的松弛。

    他晚年“耽于释教，弛于刑政”，对违法犯罪的宗室子弟和大臣过于宽容，甚至放纵。

    他的弟弟萧宏贪婪成性，聚敛财富无数，家中库房百间，有人告发萧宏谋反，梁武帝亲自前去查看，却发现库房中全是金银财宝，而非兵器甲胄，便大喜过望，对萧宏说：“阿六，汝生计大可！”

    不仅没有追究其贪腐之罪，反而加以赏赐。

    这种纵容使得南梁官场腐败滋生，“奸吏招权弄法，货赂成市，枉滥者多”，而百姓则生活困苦，流徙逃亡，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更严重的是，梁武帝晚年变得刚愎自用，“予智自雄，小人日进”，听不进不同意见。

    他重用朱异、周石珍等奸佞之辈，这些人善于阿谀奉承，蒙蔽圣听，而正直的大臣如周舍、谢举等则被疏远排挤。

    大同十一年（545年），大臣贺琛上书直言进谏，指出南梁存在的四大弊端：吏治腐败、风俗奢靡、小人当道、国库空虚，并提出了相应的改革建议。

    这本是纠正时弊的良药，但梁武帝览表大怒，口授敕书一一驳斥，还以自己生活节俭、勤于政事为由为自己辩解，甚至斥责贺琛“借此索取名声，炫耀自己”。

    毛泽东在读到这段史料时，批注道：“此等语，与孙权诘陆逊语同”，指出晚年的梁武帝与晚年的孙权一样，刚愎自用，不纳忠言。

    梁武帝的用人失误还体现在对待侯景的问题上。

    侯景是北魏怀朔镇人，鲜卑化的羯族人，他早年投靠尔朱荣，后又归附东魏高欢，成为镇守河南的大将。

    高欢死后，侯景因与高欢之子高澄不和，担心被杀，先以河南六州归附西魏，不久后又以河南一十三州之地叛西魏降梁。

    梁武帝不顾大臣们的强烈反对，执意接纳侯景，封其为大将军、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诸军事，还派军接应。

    然而，侯景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他降梁后不久，便因梁武帝与东魏通好而心生不满。

    太清二年（548年），侯景以“清君侧”为名，在寿阳起兵叛乱，率领八千叛军东下，直指建康。

    由于梁武帝晚年政治腐败，军队战斗力低下，加上临贺王萧正德为内应，侯景叛军进展迅速，很快便渡过长江，兵临建康城下。

    此时梁武帝才如梦初醒，但为时已晚，他急忙下令组织抵抗，却因指挥不当、援军不力，导致建康城外的城池相继陷落，叛军最终包围了台城（皇宫所在地）。

    太清二年（548年）十月，侯景叛军开始围攻台城。

    台城守军顽强抵抗，侯景多次攻城均未得逞，于是筑长围以阻断城内外联络，企图困死台城守军。

    梁武帝曾试图派人突围求救，但各路援军或畏惧不前，或相互猜忌，迟迟未能抵达建康。

    台城被围期间，城内粮草断绝，军民饥困交加，“人相食，死者什八九”，景象惨不忍睹。

    梁武帝起初还能保持镇定，每日诵经祈祷，希望佛祖能保佑城池解围，但随着形势日益危急，他也逐渐陷入绝望。

    太清三年（549年）三月，台城终于被侯景叛军攻破，侯景率军进入皇宫，拜见梁武帝。

    此时的梁武帝虽身陷绝境，却仍保持着帝王的尊严，质问侯景：“汝久在戎旅，岂无劳顿？”

    侯景面对梁武帝的威严，竟一时语塞，不敢仰视。

    台城陷落后，侯景将梁武帝软禁在净居殿，断绝了他的饮食供应。

    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统治南梁四十八年的开国皇帝，晚年竟落得如此下场。

    起初，梁武帝还能得到一些粗茶淡饭，但后来食物越来越少，最终连水都难以得到。

    太清三年（549年）五月，梁武帝萧衍在饥饿与绝望中病逝，享年八十六岁。

    一代帝王，最终竟饿死于叛将的囚室，实在令人唏嘘。

    梁武帝死后，侯景立太子萧纲为帝（简文帝），自任相国、天柱将军，掌控了南梁的军政大权。

    他在江南地区大肆烧杀抢掠，“纵兵大掠，富室之家，皆为所破”，导致江南地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口锐减，“千里无烟，人迹罕见”。

    大宝二年（551年），侯景废杀简文帝，自立为帝，国号“汉”。

    次年，梁湘东王萧绎派王僧辩、陈霸先率军讨伐侯景，侯景叛军节节败退，最终被部将羊鹍所杀，历时四年的侯景之乱才得以平息。

    侯景之乱给南梁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虽然叛乱最终被平定，但南梁的国力已消耗殆尽，宗室诸王为争夺皇位相互攻伐，地方割据势力趁机崛起，南梁政权名存实亡。

    太平二年（557年），陈霸先废杀梁敬帝，自立为帝，建立陈朝，南梁灭亡。

    萧衍的一生，是极其复杂的一生。

    他既是雄才大略的开国之君，也是昏聩误国的亡国之君；既是文采斐然的学者，也是痴迷佛教的信徒。

    他的一生，见证了南梁的兴衰荣辱，也折射出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动荡与历史变迁。

    后世对萧衍的评价褒贬不一。

    正面评价方面，唐代姚思廉在《梁书》中高度评价他：“历观古代的帝王君主，若论恭顺节俭、端庄礼敬、多才多艺、学问广博，恐怕很少有人可与他相比”；唐朝诗人杜牧称赞他“明智勇武，得以创建梁国”；近代历史学家钱穆也评价道：“萧衍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权势者，勤俭超过汉文，和王莽一样勤劳，可以说是南朝完美贤德的君主”。

    他在位前期励精图治，改革弊政，发展经济，繁荣文化，钟离大捷重创北魏，使南梁迎来了难得的盛世，其功绩不容抹杀。

    负面评价方面，唐人李延寿在《南史》中批评他“晚年沉溺于佛教，统治松弛，导致后期多发叛逆，最终自取灭亡”；南宋文学家洪迈认为“是萧衍开启的侯景之乱，导致江左生灵涂炭，最终覆亡”；近现代历史学家吕思勉则指出：“萧衍性好佛法，晚年时刑政废弛，又因为太子萧统早卒，立次子为太子，令皇子之间彼此斗争，北方侯景之乱正好此时爆发，内忧外患之下，梁王朝走向末路”。

    他晚年崇佛误国，刚愎自用，用人失当，引狼入室，最终导致侯景之乱，使江南地区遭到前所未有的浩劫，自己也落得饿毙台城的悲惨结局，其过错也令人警醒。

    毛泽东对萧衍的一生也十分关注，他在读《南史·梁高祖本纪》时作了许多圈画和批注，既肯定了他早期“政治头脑清醒，处理大事果断”“有军事才干，懂用兵之道”，也指出了他晚年“予智自雄，小人日进”“使贪使诈”等弊端，认为他的悲剧在于“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纵观萧衍的一生，他的成功在于其早年的雄才大略、勤于政事与选贤任能，而他的失败则在于晚年的刚愎自用、崇佛误国与用人失当。

    他用半生心血开创了南梁盛世，却又用晚年的昏聩亲手将其毁灭，最终落得国破身亡的下场。

    萧衍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帝王的悲剧，更是一面历史的镜子，警示后人：创业难，守业更难；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戒骄戒躁，才能长久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