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北朝政权割据、战乱频仍的乱世，当文人雅士沉迷清谈玄理，当王侯将相角逐权力疆场，有一位学者却将目光投向田垄之间，以百姓生计为念，以农业实践为基，耗时十余年编撰出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综合性农书——《齐民要术》。

    他便是北魏青州益都（今山东省寿光市）人贾思勰，一位被后世尊为“农圣”，用笔墨书写农耕智慧、用实践诠释济世情怀的伟大农学家。

    他的着作跨越千年时光，不仅保存了汉晋以来的农业技术精髓，更确立了中国传统农学的范式，成为滋养华夏文明的农业宝典。

    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477—499年），贾思勰生于青州益都的一个世代务农的书香门第。

    其家族虽以农耕为业，却始终重视文化学习与农业技术的积累，祖上“好读书、重农艺”，代代相传的不仅是肥沃的田产，更有对“农为邦本”的深刻认知。

    这样的家庭氛围，让贾思勰自幼便在田埂与书卷间成长，既目睹了农耕劳作的艰辛，也感受到农业丰收带来的喜悦，埋下了“以农济民”的种子。

    贾思勰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家中丰富的藏书为他打开了广阔的知识天地。

    《齐民要术》中大量引用儒家经典、历史典籍与古代农书，足见其少年时便已博览群书。

    据考证，他撰写农书时援引的古籍多达164种，涵盖经、史、子、集各类，其中既有《诗经》《周礼》《孟子》等儒学经典，也有《汜胜之书》《四民月令》等失传的汉晋农书。

    年少的贾思勰并未将书本知识束之高阁，而是常常跟随家人下田劳作，观察农作物的生长规律，学习耕地、播种、灌溉、收获的实操技巧。

    他还善于向家中长辈与邻里老农请教，将书本记载与田间实践相互印证，这种“知行合一”的学习方式，为他日后的农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年），北魏迁都洛阳，推行一系列汉化改革，社会秩序逐渐稳定，北方农业经济开始从长期战乱的萧条中复苏。

    此时的贾思勰正值青年，他亲眼目睹了改革后“均田制”推行带来的农业繁荣，也看到了许多农民因缺乏科学的耕作技术，即便辛勤劳作仍难获丰收的困境。

    尤其是家乡青州一带，虽地处齐鲁腹地，土地肥沃，却因耕作方法落后、品种选择不当等问题，农业产量始终不高。

    这些见闻让贾思勰深刻认识到，农业技术的优劣直接关系到百姓的温饱与国家的安定，也让他愈发坚定了钻研农学、总结经验、造福民生的志向。

    青年时期的贾思勰不仅专注于农学知识的积累，更注重开阔眼界。

    他利用家族往来各地的机会，游历了青州、兖州等地，考察不同地域的土壤条件、作物品种与耕作方式。

    在游历过程中，他发现同样的作物在不同地区种植，因气候、土壤、管理方式的差异，产量与品质相差甚远。

    例如，青州的谷子在旱地种植产量尚可，但若移植到低洼湿地则长势不佳；而兖州的大豆品种，却能适应多种土壤条件。

    这些发现让他意识到，农业生产必须“因地制宜”，不能墨守成规，这一理念后来成为《齐民要术》的核心思想之一。

    成年后，贾思勰凭借渊博的学识与良好的家世背景，步入仕途，曾任北魏高阳郡太守。

    关于“高阳郡”的具体方位，史学界虽有瀛州（今河北境内）与青州（今山东境内）之争，但结合《齐民要术》中多次提及齐郡、齐地的地理特征与民俗风情，以及其同宗贾思伯、贾思同的史料记载，多数学者推断其任职的应为青州高阳郡（今山东临淄一带）。

    太守一职让他有机会走遍山东、河北、河南、山西等北方核心农业区，为他的农学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每到一地，贾思勰始终保持着“留心农事”的习惯，将政务之余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农业考察中。

    他不像其他官员那样沉迷官场应酬，而是常常脱下官服，深入田间地头，与老农促膝长谈，询问当地的耕作时序、作物品种、病虫害防治等经验。

    他会仔细观察农民的耕作手法，记录不同地区的土壤改良方法，甚至亲自参与播种、灌溉、收获等农事活动，积累第一手实践经验。

    在河北考察时，他发现当地农民采用“区田法”种植谷子，通过深挖土地、集中施肥、合理密植，即便在干旱年份也能获得较好收成，便详细记录了“区田法”的操作流程与技术要点；在河南考察时，他注意到当地种植的小麦品种抗寒能力强、成熟早，便收集麦种带回故乡试种，并记录其生长特性。

    贾思勰的考察范围极为广泛，涵盖了农、林、牧、副、渔等各个农业领域。

    在林业方面，他考察了各地果树、林木的栽培技术，记录了桃、李、梨、枣等果树的嫁接方法与修剪技巧；在畜牧业方面，他走访了众多养殖户，学习牛、羊、猪、鸡的饲养管理与疾病防治经验，甚至亲自购买了二百头羊进行养殖试验，总结出“圈舍清洁、饲料搭配、幼畜护理”等关键技术，并在《齐民要术》中详细记载了自己养羊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在副业方面，他搜集了酿酒、制醋、做酱、腌菜等农副产品加工技术，甚至包括文具、日用品的手工制作方法，形成了“以粮食生产为核心，多种经营”的农业思想。

    在考察过程中，贾思勰十分注重对农谚歌谣的搜集与整理。

    他认为，农谚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总结的智慧结晶，具有极强的实用性。

    他每到一地，都会广泛采集当地流传的农谚，如“春雨贵如油，夏雨遍地流”“麦收三月雨，秋收六月晴”等，经过验证后收录到《齐民要术》中，全书共记载农谚三十多条，成为书中极具价值的技术参考。

    同时，他也十分重视古代农书的传承，通过查阅官府藏书与私人典籍，搜集了《汜胜之书》《四民月令》《陶朱公养鱼经》等早已失传的汉晋农书片段，经过整理与验证后融入自己的着作，使这些珍贵的农业技术得以保存传世。

    然而，贾思勰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

    他生活的时代，正是北魏由盛转衰的时期，孝文帝改革后的短暂繁荣逐渐被政治腐败、社会动荡所取代。

    官场的黑暗与权贵的倾轧，让心怀苍生的贾思勰深感失望。

    他目睹了许多官员为谋取私利，不顾百姓死活，强征暴敛，导致农业生产遭到破坏，民不聊生。

    这种现实让他更加坚定了“以农为本、济世安民”的信念，也让他萌生了辞官归田、专心编撰农书的念头——他希望通过一部系统的农书，将各地的农业技术与经验传承下去，帮助百姓提高生产效率，改善生活境遇。

    中年以后，贾思勰毅然辞去官职，回到青州益都的故乡，开始了“躬耕垄亩、潜心着述”的生活。

    他利用宦游四方积累的考察资料，结合自己亲身参与农业生产的实践经验，遵循“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的治学原则，着手编撰《齐民要术》。

    “齐民”指平民百姓，“要术”即谋生的重要技艺，这部书的命名，彰显了贾思勰“为平民百姓提供谋生之术”的济世初心。

    《齐民要术》的编撰过程极为艰辛，贾思勰耗费了十余年的心血。

    为了验证一项技术的可行性，他常常要进行多次试验。

    例如，为了确定最佳的播种时间，他会在不同的节气播种同一种作物，记录其发芽率、生长周期与产量；为了改良土壤肥力，他尝试了“轮作”“间作”“套作”等多种种植方式，对比不同方法对作物生长的影响。

    他在书中记载的“小豆茬种谷，亩收十石；芝麻茬种谷，亩收八石”，便是通过长期轮作试验得出的科学结论。

    这种“实践出真知”的治学态度，让《齐民要术》的内容具有极强的科学性与实用性。

    在资料整理与撰写过程中，贾思勰展现了严谨的学术精神与开阔的视野。

    他并非简单堆砌前人的经验与自己的观察，而是对各类资料进行系统的分析、归纳与总结，形成了完整的农业科学体系。

    全书共10卷92篇，约11万字，涵盖了农作物栽培、园艺种植、林木培育、畜牧养殖、水产养殖、农副产品加工等各个领域，几乎囊括了当时北方农业生产的全部内容。

    在农作物栽培方面，他详细记载了粟、黍、稷、麦、稻、大豆等粮食作物的选种、整地、播种、田间管理、收获与储存技术，仅粟的品种就收录了97个，并根据成熟期、产量、品质、适应性等特征进行分类，其中86个品种是他亲自搜集补充的；在园艺种植方面，他介绍了蔬菜、果树、花卉的栽培技术，尤其对果树嫁接技术的记载极为详实，包括嫁接时间、嫁接方法、砧木选择等，与现代园艺学的原理基本一致；在畜牧养殖方面，他不仅记载了牛、羊、猪、鸡、鸭的饲养管理方法，还收录了20多种畜禽疾病的防治方剂，是中国最早的畜牧兽医技术汇编之一。

    贾思勰的农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创新性与前瞻性。

    他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反对“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的命定论。

    他认为，农作物的生长有其自身规律，农民必须根据天时、地利的条件安排生产，“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便是他的核心观点。

    同时，他也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出通过改良土壤、选择良种、精细管理等方式，提高农业产量。

    在经济理念上，他提出“以粮食为中心，多种经营”，认为农业生产不应局限于粮食种植，而应兼顾林、牧、副、渔等多个领域，通过农副产品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

    他在书中详细记载了酒、醋、酱、豉的制作方法，以及粮食、蔬菜、果品的储存与加工技术，体现了“农工商一体化”的朴素经济思想。

    尤为难得的是，贾思勰在编撰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迷信权威，敢于纠正前人的错误。

    例如，西汉《汜胜之书》中记载“凡九谷有忌日，种之不避其忌，则多伤败”，贾思勰通过实践验证后认为这种说法过于迷信，他在书中引用《史记》“阴阳之家，拘而多忌”的观点，指出“止可知其梗概，不可委曲从之”，主张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安排种植时间。

    这种敢于质疑、注重实证的精神，在尊经崇古的时代尤为可贵。

    约在北魏永熙二年（533年）至东魏武定二年（544年）间，《齐民要术》最终成书。

    这部凝结了贾思勰毕生心血的着作，不仅是对北方农业生产技术的系统总结，更是中国传统农学的集大成之作，标志着中国古代农学已发展到成熟阶段。

    贾思勰的生卒年虽无确切记载，但《齐民要术》的问世，让他的名字与农耕智慧一同被载入史册。

    这部着作在问世后，起初以抄本形式在民间流传，因其内容详实、实用性强，迅速成为北方农民的“农事指南”。

    到了唐代，《齐民要术》被官方列为农业教科书，成为地方官员指导农业生产的重要依据；宋代以后，该书被多次刊印，流传范围进一步扩大，对元、明、清三代的农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元代王祯编撰《王祯农书》、明代徐光启编撰《农政全书》、清代官方编撰《授时通考》，都大量借鉴了《齐民要术》的内容与体例，将其视为中国传统农学的典范。

    《齐民要术》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农业技术的传承上，更在于其多学科的综合价值。

    在农学领域，它系统总结了北方旱地农业的耕作技术，提出的“轮作制”“间作套作制”“绿肥种植”等技术，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作用；在历史学领域，它引用了大量失传的古代文献，为研究汉晋时期的农业、经济、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在经济学领域，它记载的“成本核算”“市场调节”等思想，是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食品科学领域，它收录的农副产品加工技术，成为研究中国古代食品工业发展史的重要资料。

    在国际上，《齐民要术》同样享有盛誉，被译为日、英、德、法等多种文字，成为世界农业史研究的重要文献。

    日本汉学家天野元之助盛赞其为“中国古代农业技术的百科全书”，德国学者李希霍芬则称其为“世界古代农学史上的杰作”。

    该书所蕴含的“顺应自然、精耕细作、多种经营”的农业思想，对现代生态农业、可持续农业的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为了纪念贾思勰的伟大贡献，后世尊称他为“农圣”。

    2004年，山东省临淄区在齐城农业开发区内建立了贾思勰纪念馆，馆内陈列着《齐民要术》的各种版本、农业生产工具复制品以及贾思勰的生平事迹，成为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重要载体。

    如今，在贾思勰的故乡寿光，当地农民仍传承着他“精耕细作”的农业理念，寿光也成为中国着名的蔬菜之乡，被誉为“中国蔬菜大棚之乡”，这正是对“农圣”精神的最好传承与诠释。

    贾思勰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政治功绩，没有流传千古的诗词歌赋，却以一部《齐民要术》赢得了“农圣”的美誉，成为影响中国乃至世界农业发展的重要人物。

    他的伟大，不仅在于他总结了精湛的农业技术，更在于他身上体现的“以民为本、济世安民”的情怀，“实事求是、注重实践”的科学精神，以及“勤于钻研、甘于奉献”的治学态度。

    作为一位官员，贾思勰始终心怀苍生，将百姓的温饱放在首位，这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担当，在乱世之中尤为可贵；作为一位学者，他不慕虚名，潜心钻研看似“卑微”的农学，用笔墨书写劳动人民的智慧，这种“淡泊名利、求真务实”的品格，值得后世永远敬仰；作为一位实践者，他不辞辛劳，走遍北方大地，亲力亲为参与农业生产，这种“知行合一、勇于探索”的精神，为后世学者树立了典范。

    贾思勰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伟大，不在于地位的高低，而在于对社会的贡献；真正的不朽，不在于生命的长短，而在于精神与着作的永恒。

    《齐民要术》之所以能穿越千年时光依旧熠熠生辉，不仅因为它蕴含的农业技术具有持久的价值，更因为它承载的“农为邦本、民为邦基”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

    如今，当我们漫步在现代化的农田里，享受着农业科技带来的丰硕成果时，不应忘记那位千年前的“农圣”贾思勰。

    他用一生的坚守与付出，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农业遗产，也为我们树立了济世安民、求真务实的精神标杆。

    他的思想与精神，如同滋养万物的沃土，始终孕育着希望与丰收，激励着后人在传承中创新，在实践中前行，为保障粮食安全、推动农业发展、实现乡村振兴贡献智慧与力量。

    贾思勰与他的《齐民要术》，早已超越了时代与地域的界限，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成为世界农业文明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