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人员的自由往来与身份的模糊交融。
洛阳的街市上，粟特商人头戴尖顶虚帽，用流利但带口音的官话高声叫卖着波斯银器与撒马尔罕的织锦；吐蕃贵族子弟身着锦袍，在国子监听博士讲解《毛诗》，虽有些吃力，却神情专注；新罗遣唐使的子弟们，则与山东士子一同在弘文馆抄录典籍，笔迹娟秀，谈吐文雅。皮肤黝黑的昆仑奴（东非、东南亚人）作为大户人家的仆役或护卫，已不鲜见；来自南方的“僧祇”（东非）或“崑崙”（东南亚）艺人，在街头表演弄蛇、吐火等杂技，引来孩童们的阵阵惊呼。更有甚者，一些在唐军中立下战功的突厥、铁勒、契丹将领，不仅身居高位，子孙更以“李”、“张”、“王”为姓，习诗书，通经义，几与汉人士族无异。鸿胪寺的四方馆内，常年居住着各国使节、质子、留学生、学问僧，他们学习·大唐礼仪、典章制度，同时也将本国的音乐、舞蹈、饮食、服饰带入中原。
这种“胡汉杂处，华夷混居”的景象，在长安、洛阳等国际大都市已是常态。朝廷对此不仅不加禁止，反而在制度上予以保障和鼓励。胡商可在指定“蕃坊”居住、贸易，其内部纠纷可按本俗法处理（“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重大案件才由唐律裁定。有才学的胡人，可通过科举、荐举、军功等多种途径入仕。尽管高层官职仍多为汉人精英把持，但中下级官吏、军中将领、技术官僚中，胡人面孔已不罕见。武则天甚至曾破格提拔数位精通多国语言、熟悉外情的粟特、波斯裔官员进入鸿胪寺、市舶司等涉外机构，担任要职。这种基于才能而非纯粹出身的任用，进一步强化了“天下英才，入吾彀中”的开放形象。
其次，是信仰的多元并存与有限宽容。
洛阳城内外，除了传统的佛寺、道观、儒家学宫巍然耸立，也悄然增添了许多异域风情。在城南的“蕃坊”一带，祆教（拜火教）的祠庙不时升起祭祀的烟火，戴着白帽的祆教祭司（穆护）低声吟唱着古老的赞歌；不远处，刚刚获得合法传教地位的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寺院——“波斯寺”或“大秦寺”——已经破土动工，十字架的标志与飞檐斗拱的唐式建筑结合，形成奇特的混合风格，吸引着一些好奇的市民和寻求心灵慰藉的胡商前往。摩尼教（明教）的“法堂”则更为隐蔽，但其“光明战胜黑暗”的教义，也在一些底层民众和特定族群中悄悄流传。甚至还有零星的伊斯兰教（大食法）信徒，在胡商聚居区进行着小范围的礼拜活动，尽管其教义与仪式尚不为大多数唐人所知，也未被官方正式认可。
朝廷对宗教的态度，总体是实用主义和有限宽容的。佛教作为早已中国化、信众广泛的主流宗教，享受最高地位和诸多特权。道教因与皇室攀附老子（李耳）为祖先，也备受尊崇。儒家思想则是治国理政、科举取士的根本。对于外来宗教，只要不煽动叛乱、不违背基本人伦（如祆教圣婚的某些习俗被禁止）、不聚众滋事、按时纳税，朝廷一般采取“示存异方之教”的态度，允许其存在和有限度的活动。武则天对景教的认可，更是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只要不挑战皇权、不危害社会，外来的神灵也可以在大唐的天空下拥有一席之地。这种宗教上的多元，并未导致剧烈的冲突，反而形成了一种奇特的“众神共处”局面。一个唐人可能上午去佛寺烧香祈愿，下午去道观问卜，晚上路过祆祠时对奇异的火焰投去好奇一瞥，而对景寺的钟声则感到几分陌生与神秘。这种混杂的信仰图景，体现了大唐社会在精神层面的巨大包容性与弹性。
再次，是艺术、娱乐与生活方式的深度融合。
最直观的融合发生在音乐与舞蹈领域。宫廷燕乐中，龟兹乐、高昌乐、疏勒乐、安国乐、康国乐等“胡部新声”早已与传统的“清商乐”分庭抗礼，甚至更受欢迎。来自中亚的琵琶、筚篥、横笛、羯鼓等乐器，成为乐队核心。舞者身着胡旋裙，在急促的鼓点中飞速旋转的“胡旋舞”；动作刚健、节奏鲜明的“胡腾舞”；乃至带有杂技性质的“柘枝舞”，风靡于宫廷宴会、贵族府邸乃至市井勾栏。玄宗朝极度盛行的“胡风”，在武则天时代已蔚然成风。不仅乐工、舞伎多为胡人，许多士大夫也以精通胡乐、能跳胡旋为时尚。
饮食上，胡风更炽。胡饼（馕、烧饼等）成为常见的市井小吃；用胡椒、茴香、豆蔻等“胡味”烹制的菜肴，刺激着唐人的味蕾；来自波斯的三勒浆、龙膏酒，大食的蔷薇露，成为达官贵人宴饮的新宠。甚至饮茶之风，也因禅宗与文人雅士的推崇而方兴未艾，与来自西域的葡萄美酒并行不悖。服饰方面，窄袖紧身的“胡服”，头戴“帷帽”或“浑脱帽”，脚蹬“胡靴”，成为男女出行、游玩的流行装扮，尤其受女性欢迎，因其比传统的宽袍大袖更为利落便捷。宫廷贵妇中，模仿吐蕃的“赭面”（以红褐色涂面）妆饰一度流行，虽引来保守派“不闻华人心，竟学吐蕃面”的嘲讽，却难阻风尚。
在文学与艺术领域，外来影响亦悄然渗透。诗人笔下，出现了更多“葡萄美酒夜光杯”、“胡琴琵琶与羌笛”的意象。画家描绘的“番马”、“胡商”题材增多，线条与用色也隐约吸收了某些西域画风的元素。一些来自印度、波斯的建筑样式、纹饰图案（如联珠纹、忍冬纹、莲花纹的变体），被巧妙地融入寺庙、宫殿乃至贵族宅邸的装饰之中。
然而，这种“海纳百川”的包容，并非毫无边界、全盘接受的“同化”。 大唐文化展现出一种强大的主体性和消化能力。外来的音乐被吸收，但音律、曲式逐渐与中原传统融合，形成新的“燕乐”；胡旋舞的激烈被稍加驯化，融入更多宫廷舞蹈的优雅；胡服的窄袖被保留，但材质、纹饰更加华美，符合华夏审美；胡食的烹调方法被借鉴，但食材和口味被调整以适应更广泛的受众；甚至景教的十字架，也被工匠们巧妙地与祥云、莲花等传统纹饰结合，雕刻在教堂的建筑构件上。这是一个以我为主，兼容并蓄，进而转化创新的过程。如同浩瀚的海洋，接纳万千江河，无论河水是清是浊，是急是缓，最终都化为自身那一片深邃而独特的蔚蓝，并因其广纳百川而更显博大。
官方对这种融合趋势，总体持乐见其成的态度，甚至有时会推波助澜。武则天本人就常在宫中设宴，演奏胡汉合璧的乐曲，欣赏融合了胡风的舞蹈。朝廷的典礼、宴飨中，胡乐胡舞是重要组成部分。李瑾主持的“异域文献馆”和“珍异考工所”，更是从国家层面，系统性地进行着文化的筛选、引进与融合工作。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对此欢欣鼓舞。一些恪守“华夷之辨”的守旧士大夫，对弥漫朝野的“胡风”深感忧虑。他们上疏进谏，认为过度沉溺胡乐、胡舞、胡食、胡服，是“用夷变夏”，会导致礼崩乐坏，人心不古。有人痛心疾首地写道：“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 他们将安史之乱后唐朝的衰败（在原本历史中）归咎于“胡化”，而在当下，这种忧虑已然浮现。
对此，武则天和李瑾的态度是明确而坚定的。在一次朝会上，有御史以此为由，请求朝廷下诏，禁止官员百姓“过度”穿戴胡服、沉迷胡乐。武则天听后，淡然道：“禹出西羌，文王生西夷，然皆圣人也。服饰音乐，不过器物声乐之末，何关礼乐之本？ 昔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而国以强。今四海一家，胡汉皆为朕子民。胡人慕我华风，习我礼仪，是教化之盛；汉人偶着胡服，喜听胡音，亦是寻常人情，何足深怪？只要不违礼法大义，不害风俗根本，听之可也。 若一味禁绝，反显我朝心胸狭隘，非大国气象。”
李瑾亦补充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我华夏文明，自先秦以来，便是不断吸纳融合四方之长，方能成其博大精深。胡乐激昂，可振人心气；胡服便捷，利于行事；胡食新奇，可广滋味。取其长处，补我不足，化胡为华，正是我文明生生不息之活力所在。若固步自封，拒人千里，才是衰败之始。当然，”他话锋一转，看向那位御史，“大人所虑，亦非全无道理。兼容并非盲从，开放当有根基。 我朝之根基，在于圣人之教，在于礼义廉耻。此乃根本，万不可动摇。至于服饰、饮食、音乐之流变，只要不伤根本，无碍教化，大可从容视之。”
女皇与太子的定调，再次为这种文化上的开放与融合提供了最高层的背书。包容，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精神。它体现在洛阳西市胡商店铺鳞次栉比的喧嚣中，体现在宫廷宴会上龟兹乐与清商乐的交响中，体现在士子诗中“胡儿”与“汉月”并存的意象中，体现在普通市民早餐的一块胡饼、一杯酪浆中。
苏琬在《永昌纪事》中，以充满诗意的笔触描绘了这一景象：“……是时也，洛阳城中，胡汉杂处，熙熙攘攘。 波斯贾客，解语长安；高丽生徒，通经国子。祆祠烟火，与大秦寺钟声相闻；胡旋急鼓，共清商雅乐同奏。 市井间，胡饼与汤饼争香，葡萄酒共茶汤竞爽。 士女出行，胡服窄袖，帷帽轻纱，翩然若仙，了无羁绊。 此非礼崩乐坏，实乃盛世之容，海纳之象。盖我朝国力鼎盛，文教昌明，故能以我为主，化融万方，不惧其变，反喜其新。如巨浸吸纳百川，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广；如洪炉熔炼五金，不分彼此，乃得铸就精钢。此等气象，非强盛自信之世，不能有也。”
当然，这种包容是建立在强大自信基础上的。唐人以其辉煌的文明、强盛的国力为傲，因此在面对外来文化时，心态是从容的、好奇的、甚至有些居高临下的。他们乐于尝试新事物，欣赏异域风情，但骨子里依然坚信华夏文明才是最高、最完美的形态。这种自信，使得他们对外来文化能够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最终将其消化吸收，转化为自身文化肌体的一部分。永昌年间的大唐（周），正以其海纳百川的胸襟，上演着一场波澜壮阔的中外文明大交融，为后世留下了无数璀璨的记忆，也塑造着这个帝国独特而开放的精神气质。这气质，如同那个时代洛阳夜空下，由万家灯火、祆祠圣火、佛寺长明灯与隐约的景寺烛光共同绘就的辉煌图景，多元，明亮，而又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