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麦头点头，覃燕就当着大佬面，把电报纸用打火机点燃。火焰吞噬着电报纸，当快烧到手指的时候，覃燕才把电报纸扔到了窗外。风把电报纸上的火吹灭，然后轮胎碾过电报纸，彻底将仅剩的电报纸碾碎。...郭国豪没再说话，只是把烟灰缸里那截红万按灭，指尖在桌沿轻轻叩了三下，像敲木鱼，又像在点将。A仔没动，也没抽第二支烟。他盯着郭国豪右手无名指上那道淡白旧疤——是三年前油麻地码头围捕宋生心腹“跛脚荣”时，被碎玻璃划的。当时荣哥扑向货柜车底，A仔一个飞扑压住他后颈，玻璃碴子从对方袖口甩出，直嵌进自己指节。血流得不多，却疼得钻心，连铐人时手都在抖。可后来验伤报告写的是“轻微擦伤”，因为郭国豪亲自签的字：不报重伤，不走工伤流程，不惊动保安科。这事没人提，但A仔知道，郭国豪记得。办公室里静得能听见空调外机嗡鸣，还有窗外远处叮叮车驶过铁轨的钝响。阳光斜切进来，在郭国豪左半边脸上割出一道金线，右半边沉在阴影里，像一张未拆封的旧底片。“美凤今早来过。”郭国豪忽然开口，声音不高，却像往茶壶里倒沸水，咕嘟一声烫破寂静。A仔喉结动了动，没应声。他昨晚在旺角后巷蹲了四小时，盯的是杏林医馆隔壁那间关了十年的“永昌钟表行”——卷闸门锈迹斑斑，可昨夜十一点十七分，门缝底下漏出一缕蓝光，极淡，一闪即灭，像萤火虫翅膀扇了一下。他没拍，只用拇指在裤缝蹭掉掌心汗渍，然后默默记下时间、角度、风向。“她拎着个纸袋，装了两盒‘安宫牛黄丸’，说是给老母备的。”郭国豪从抽屉里抽出一张便签纸，背面印着o记内部通讯录缩略图，“药盒底下垫着张收据，永和堂中药房，日期是前天下午三点零二分。收据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三个字——‘糖水铺’。”A仔终于抬眼：“……铜锣湾那间？”“不是。”郭国豪把便签翻过来，用签字笔在“糖水铺”三个字上画了个圈，圈外添了两个小字：“深水埗”。A仔呼吸顿了半拍。深水埗糖水铺，全名叫“福记甜品”，开了四十一年，老板姓陈，人称“福伯”，七十九岁，独居，膝下无子，收养过两个孤儿，其中一个叫阿哲，十八岁那年在荔枝角焚化炉旁失踪，尸体至今没找到；另一个叫阿敏，二十二岁嫁去澳门，三个月后跳海，捞上来时手里攥着半张杏林医馆的处方笺——上面龙飞凤舞写着“川贝枇杷膏三帖，代煎”，落款是已故医师周正明。周正明，杏林医馆前任坐堂，死于三年前一场“意外煤气泄漏”。尸检报告显示碳氧血红蛋白饱和度92%，可他公寓厨房的燃气阀，是反锁状态。A仔手指无意识抠着椅背皮革接缝处，那里有一道细如发丝的裂口，是去年他坐碎一把塑料椅后，郭国豪让人换的新椅子——真皮，但缝线用的是便宜尼龙线，一磨就起毛。“福伯昨天下午三点，进了一趟中环汇丰银行。”郭国豪从另一格抽屉取出个牛皮纸信封，没开封，只在封口处盖了个椭圆形钢印：o记情报科临时调阅章。“取款金额没记录，但监控拍到他拎着个黑布袋出来，袋子底部有块暗红污渍，像干涸的枸杞糖浆，也像血。”A仔伸手去接，郭国豪却把信封往回一撤。“你去查福记，我批条子，给你三天。”他顿了顿，目光扫过A仔左手腕内侧——那里露出一截淡青色刺青，是盘绕的藤蔓，藤尖缀着朵半开的白色山茶，“但有两条规矩：第一，不准带o记证件，不准穿制服，不准用警用频道；第二……”他抽出信封里一张泛黄照片，推到A仔眼皮底下，“这个人，你见过。”照片是黑白的，边角卷曲，明显从旧相册撕下。背景是间铺面，门楣上“杏林医馆”四字模糊，但招牌右侧挂的铜铃清晰可见。照片里站着三个男人：中间是年轻时的周正明，清瘦，戴圆框眼镜；左边是个穿灰中山装的老者，面容慈和，右手拄着根乌木拐杖；右边那人最矮，微微驼背，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双手拢在袖中，下巴尖削，眼窝深陷，嘴角却向上弯着，笑得毫无温度。A仔瞳孔骤然一缩。“宋生。”他听见自己说，声音干涩得像砂纸磨木头。“不。”郭国豪摇头，指尖点了点照片里蓝布衫男人的眉骨，“是他弟弟，宋词。当年‘杏林三友’里的老三，专管药材采购。周正明死前最后见的人，就是他。”A仔没说话。他当然记得宋词。不是因为那张脸，而是因为气味——去年在荃湾码头搜查一艘刚靠岸的柬埔寨渔船时，他在货舱角落闻到过同样的味道：陈年桂皮混着微量鸦片酊，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类似烧焦羽毛的腥气。当时他以为是船员熏蚊香，现在想来，那味道是从一只紫檀木匣缝隙里渗出来的。匣子被钉死，撬开后只有三枚生锈的铜钱，钱眼用蜂蜡封着。“宋词三年前就死了。”A仔缓缓道，“殡仪馆火化记录，家属签字是宋生。”“火化记录？”郭国豪冷笑一声，突然拉开最底层抽屉，抽出一份薄薄的文件夹，“这是法医科去年重验周正明遗体时，从他胃壁黏膜刮下的组织切片报告。里面检出一种罕见生物碱，代号‘鹤顶红2号’，只存在于大屿山凤凰径深处一种野生杜鹃变种花蕊里——而这种杜鹃，三十年前被宋词亲手引种进杏林医馆后院。”A仔猛地抬头。“宋词没死。”郭国豪把文件夹合上，发出轻响，“他烧的是替身。真正的宋词，这三年一直住在杏林医馆地下三层。周正明发现他没死，所以被灭口。而美凤……”他停顿片刻，目光如针，“她上周开始，每天凌晨四点十五分，准时出现在福记甜品后巷口，站十七分钟，不多不少。手里总提着个搪瓷罐，罐身印着‘东华三院赠’字样。”A仔慢慢吸了口气，空气里飘着郭国豪留在烟灰缸里的最后一丝红万余味，苦，呛，带着铁锈般的回甘。他忽然想起昨夜在旺角后巷看见的蓝光。那不是手电，也不是手机屏幕——是某种特定波长的紫外灯，常用于验钞或检测荧光防伪标记。而永和堂中药房前日卖出的那两盒安宫牛黄丸，生产批号尾数是“817”，与三年前周正明经手的最后一批“镇心定魄散”完全一致。“福记的糖水，”A仔声音低下去，“是不是用杏林医馆后院的井水熬的？”郭国豪没回答，只把桌上那张报纸翻了个面。背面是则不起眼的短讯：《深水埗福记甜品获颁‘香港老字号传承奖’，店主陈伯拒领证书，称‘糖水不用挂牌，良心熬的，自然甜’》。报道配图里，福伯站在店门口，身后玻璃窗映出街景，而就在那扇窗右下角反光中，隐约可见一个穿蓝布衫的模糊身影，正低头掀开糖水铺后巷的铁皮门帘。A仔起身时，椅子腿刮过水磨石地面，发出刺耳锐响。他走到门口，手搭在黄铜门把手上，没拧。“郭sir，”他背对着办公室，声音很轻，却像刀锋刮过冰面，“如果宋词真在福记底下，那美凤天天去，是送药？还是……送命？”身后沉默了几秒。空调嗡鸣声忽然变大。“都不是。”郭国豪说，“她是去听宋词弹琴。”A仔肩膀一僵。“周正明死前，在医馆留了台老式八音盒，里头唱片是《雨打芭蕉》。”郭国豪的声音透着疲惫，“宋词最爱听那段。美凤每晚去，就为等他弹完最后一小节，然后……把八音盒发条拧紧三分之二。”A仔闭了闭眼。他想起美凤左手无名指内侧，有道浅浅月牙形旧疤——那是小时候被八音盒发条崩伤的。她从来不说疼，只笑着说：“阿爸讲，会疼的东西，才活得真。”他没回头，直接拧开门走了出去。走廊尽头，阳光正一寸寸漫过消防栓红漆，爬向楼梯口。A仔没乘电梯，推开安全通道铁门，一级级往下走。楼梯间弥漫着灰尘与陈年油漆味，脚步声空洞回荡，像另一个人在后面跟着。走到二楼转角，他停下，从内袋摸出个微型录音笔——银色外壳，指甲盖大小，是情报科刚配发的新型号，声纹识别率99.7%。他按下播放键。滋啦……滋啦……电流杂音里，一段极细微的旋律浮上来：古筝拨弦，慢，稳，每个音都像悬在半空的露珠，将坠未坠。突然，第十三个小节处，琴音断了半拍，随即响起一声极轻的咳嗽，带着胸腔深处闷浊的回响。紧接着，是瓷器轻碰的脆响，像是搪瓷罐放在木案上的声音。录音结束。A仔把录音笔塞回口袋，继续向下。一楼出口处，门禁读卡器红灯微闪。他抬手，腕表玻璃表面映出自己眼睛——眼白里爬着几缕血丝，瞳孔深处却亮得惊人，像淬过火的刀刃。推开防火门，深水埗午后的市声轰然涌来：三轮车铃铛、主妇讨价还价、孩童追逐尖叫、远处庙宇飘来的线香气息混着炸油条的焦香……他逆着人流往前走，西装袖口被汗水洇出两小片深色，像未干的墨迹。转过两个街口，福记甜品的墨绿招牌撞进视线。店门口支着遮阳棚，棚下摆着四张小方桌，此刻空着三张。唯一坐着的客人是个穿校服的男生，低头猛扒碗里芝麻糊，额角沁汗，左手小指不自觉地勾着碗沿——那弧度，与美凤拧八音盒发条时的动作，一模一样。A仔没进店。他在对面凉茶铺买了杯廿四味，捧着粗陶碗慢慢啜饮。苦，浓，舌根发麻。他望着福记玻璃门，看见自己模糊的倒影，也看见门内福伯佝偻的背影。老人正弯腰从冰柜取椰奶，后颈皮肤松弛褶皱，可当他的手伸进冰柜阴影里时，A仔分明看见他右手小指第二节，缺了一小截——不是天生残缺，是齐整的截断伤，边缘已长出淡粉色新肉。与杏林医馆解剖室那份物证清单上，周正明胃部取出的半枚指纹吻合度98.6%。A仔把最后一口廿四味喝尽，碗底沉淀的药渣刮过喉咙，火辣辣地疼。他掏出手机，拨通一个没存名字的号码。“喂？”沙哑女声，背景音是洗衣机滚筒转动的闷响。“美凤姐。”A仔声音平静，“今晚我值班，巡到深水埗。顺路……买碗糖水。”电话那头沉默三秒，洗衣机声忽然停了。“……福记的芝麻糊，”她声音缓下来，像潮水退去前的温柔，“要热的，别放糖精。”“好。”A仔说，“我带两碗。一碗给你，一碗……给宋词先生。”听筒里传来一声极轻的笑，像风吹过空竹筒。“他不吃甜的。”她说，“但喜欢听人讲，今天太阳多大。”A仔仰头，望向头顶窄窄一线天空。云层正被风撕开，一束强光刺下来，照在福记招牌“福”字最后一捺上，那墨迹竟泛出幽微的靛蓝色——与昨夜旺角后巷闪过的蓝光，同频同色。他挂了电话，把空陶碗递给凉茶铺老板，转身走向福记。推门前，他抬手整了整领带，镜面玻璃映出他西装领口内侧，一枚小小的、几乎不可见的银色徽章——不是o记徽章，是国际刑警组织亚洲区特聘顾问的临时标识，编号HK-0731，有效期至今日午夜。阳光正一寸寸吞没他鞋尖。他推开门。风铃响了。叮——咚——那声音清越悠长，仿佛不是铜铃所发，而是从地底深处，顺着某条隐秘的管道，蜿蜒升上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