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陷落、满城遭屠。

    曲阜生乱、孔林被焚。

    漠北草原，忽现自称黄金家族后裔的准噶尔余孽。

    三桩惊天动地的噩耗，几乎同时传抵京师。

    所幸三地官员皆深谙官场自保与朝局维稳之道，各自用上了隐秘呈报的独门法门。

    成都失陷乃塌天之祸，若沿途如实传报，必致人心惶惶、州县震动。

    于是四川总督令驿卒沿途高呼“边疆大捷”，借喜报之形掩急报之实。

    仅在文书夹页密写真相，以八百里加急直送紫禁城。

    草原逆贼起事之事，驻防大臣不敢公开奏报。

    恐遭“防剿不力、惊扰圣听”之斥，遂缮密折一封，亲书封皮、加盖私印，令亲信驿卒星夜送京。

    以个人密折直送御前，绕过军机处，只呈乾隆御览。

    曲阜之变，则借衍圣公奏报祭典仪轨之名，将“孔林焚毁”的惨状藏于礼乐典章的细目之中。

    既不敢隐瞒，又恐激起士林震荡，可谓如履薄冰、煞费苦心。

    乾隆虽已年迈怠政、纵情逸乐，但身为帝王的基本定力与局势洞察力仍在。

    消息纷至沓来的刹那，他便在心底将三场危机厘清了轻重缓急。

    首重者，成都。

    成都身为四川省会，乃控驭西南的军政枢要。

    义军不仅占据府城，更发布讨清檄文，已是实实在在的“建制化叛乱”，绝非流寇窜扰可比。

    此时成德率川军精锐远在西藏，西南兵力空虚，若不火速剿灭，极易煽动周边各州府及周边各省连锁响应。

    更紧要的是，对方公然打出“反清复明”旗号，乃是对清廷统治的直接挑衅。

    乾隆绝不容许省会重镇落入叛军之手，此事关乎皇权体统，更动摇全国统治根基。

    次急者，曲阜。

    孔林是儒家圣地，孔子安息之所，纵火焚毁，属“辱圣”重罪。

    若不严惩元凶，必伤天下士绅之心，瓦解清廷赖以维系的道统认同。

    所幸乱军已连夜远遁，曲阜本地从逆匪徒皆被诛灭，仅主谋王怀武与数十亲兵在逃，无须大军征剿。

    核心在于“缉拿首恶”而非“全面开战”，故优先级次于成都。

    最缓者，草原。

    乾隆细阅奏折并参照密探回报，早已看穿绰罗斯·达瓦齐“聚众三千、虚称上万”的虚张声势。

    更深知其“有利则扰、无利则遁”的草原战法，断定其并无真叩京畿的实力。

    况且漠南科尔沁、漠北喀尔喀诸部仍效忠朝廷，达瓦齐仅煽动部分贫苦牧民，缺乏大部族支持，难成气候。

    朝廷若兴师远征，粮秣耗费巨万，徒损国力，不如严防其南下窜扰。

    ～～～

    分清轻重缓急，雷霆处置也随之展开。

    成都战场，主帅定为刚从杭州返京养伤的阿桂。

    他虽年过七旬、旧伤未愈，但乾隆仍力排众议，执意启用。

    阿桂不仅忠诚无二，更屡平西南叛乱，是镇抚军心、犁庭扫穴的不二人选。

    乾隆亲赐“遏必隆刀”，许其“便宜行事，先斩后奏”。

    为补阿桂体弱之短，乾隆特派福康安为副帅。

    专司前线攻坚，同时暂代粮草调度之责。

    海兰察为参赞大臣，这位出身索伦，不涉党争的名将，统领八旗健锐营与火器营精锐，负责攻城与追击。

    成都战场共调集三万精锐。

    京师八旗精锐七千人、陕甘绿营一万人、两湖绿营一万人、藏地回调精锐三千人。

    阿桂率主力直逼成都，围而不攻，切断敌军的粮草补给与对外联络。

    福康安清剿外围州县，防其扩散。

    海兰察轻骑追歼残敌。

    同时严谕云贵、川边土司：“敢通叛军，举族诛灭。”

    乾隆命令言简意赅：“速克成都，擒杀贼首，凡附逆者，不分官民，皆枭首示众！”

    曲阜一案，交由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刘墉主抓。

    乾隆特授其钦差大臣，加太子太保衔。

    赋予跨省缉捕、节制山东文武百官之权，令其暂离吏部，星夜赴山东督办此案。

    又派八皇子永璇为协查大臣，协调京师与山东兵力，督察地方执行。

    同时，乾隆命福隆安暂掌粘杆处，派八百密探专查王怀武及白莲教踪迹。

    曲阜之事，动用兵力四千。

    山东绿营一千五百人、粘杆处密探八百人、地方乡勇一千七百人。

    刘墉坐镇曲阜，统筹全境搜捕。

    永璇协调河南、江苏、安徽等九省关卡，严防主谋跨省逃窜。

    密探深挖白莲教秘密据点。

    同时两万两白银悬赏通缉王怀武，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乾隆命令措辞严厉：“三月内擒辱圣贼子，明正典刑以慰孔圣在天之灵！”

    “逾期不获，刘墉、永璇一并治罪！”

    草原边患，乾隆则命十一子永瑆主持，协调漠南蒙古诸部出兵助战。

    副帅为明亮，原伊犁将军，暂调张家口驻防。

    其常年驻守西北，熟悉蒙古骑兵战术，专司防线部署与前线指挥。

    监军为舒赫德，这位老臣忠诚谨慎，既监督前线将领作战，又负责传递军情，同时密查军中是否有和珅党羽。

    草原战场，清军动用兵力一万五千。

    漠南蒙古骑兵八千人、张家口八旗驻防三千人、直隶绿营四千人。

    战术核心为“固守防线、以夷制夷”。

    永瑆、明亮率主力驻守张家口、独石口等京师北侧咽喉要道，加固城防、囤积粮草。

    乾隆严令：不得主动北征、不得贪功北进。

    舒赫德则协调漠北喀尔喀三部出兵，从侧后方骚扰达瓦齐的补给线，使其不敢贸然南下。

    乾隆严令：“守住北门即可，勿劳师远征。待川、鲁事毕，再移兵肃清草原。”

    同时，乾隆还密令舒赫德暗查军中是否藏有和珅党羽，一经坐实，就地正法，不必奏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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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和珅党羽一事，并非仅限北疆。

    成都、曲阜两处军政大员，亦接密令暗中排查，只未公开声张。

    乾隆更传谕福隆安：

    “密查各地，若有和珅党羽勾结逆贼之实，立即拿下，押解京师！”

    此事根源，起于乾隆一桩心病。

    他本欲召最懂圣意的和珅回京，协办禅位大典。

    使者方出京，便接连收到三地战事急报，遂又派人快马加鞭赶往杭州，传旨令其“即刻返京，协理朝政，统筹后勤”。

    可信使抵达杭州后，却得知和珅已远赴广州，称要“巡查广州八旗防务，顺带接待西洋使团”。

    信使无奈，只得先将此事飞报京师，再转道广州寻人。

    乾隆接到消息，越想越不对劲。

    和珅巡查各地八旗本是钦命，顺带接待西洋使团看似合理。

    但接待外使本是两广总督、广州将军的职责，和珅身为中枢大臣，何必亲力亲为？

    又逢川、鲁叛乱爆发，白莲教踪迹蔓延各地，乾隆难免心生疑窦。

    “和珅滞留南方，莫非与叛乱有牵扯？”

    帝王多疑的天性，让他难以全然放心。

    遂决定暗中查探，而非公开问责。

    既怕打草惊蛇，也怕错怪重臣，动摇朝局。

    于是乾隆密令福隆安：选派两百名精锐密探，分批潜入广州，伪装成商贩、仆役、洋商翻译等，严密监视和珅动向，重点核查其与天地会、白莲教、外洋势力是否存在勾结。

    然则杭州至广州，八百里加急最快也需八日，广州返京师，又需十八日。

    算上风雨阻滞、路途坎坷，即便第一批密探即刻出发，至少也要一个月后才能传回和珅的真实情况！

    乾隆心底，隐有一丝不安。

    三路烽火已令朝廷左支右绌，若和珅此时在南方再启事端……

    大清基业，恐真将危如累卵。

    朕虽未向他透露储君人选，令他下错注码。

    朕退居太上皇后，虽也未予他护身符箓。

    虽说颙琰日后诛杀了他，但他……应该不至于谋反吧？

    朕予他浩荡皇恩，令他权倾朝野。

    何况他是正儿八经的满洲人！

    满洲权贵若反，理当在京师经营，效曹孟德挟天子以令诸侯，何必远走岭南？

    汉人又岂会再奉一满人为帝？

    为求心安，乾隆密令探查和珅京邸，结果却是人丁俱全、家产依旧，并无举族南迁之象。

    然此仍不足以尽消疑窦。

    恰在此时，和珅之弟和琳回京述职，上疏恳请赴军前效力，愿为一卒以报国恩。

    乾隆未准，令其留居京师任职。

    见和琳安居京师，乾隆稍缓一口气。

    和珅若真欲反，断不会留亲弟为质。

    如此看来，他应无反意。

    然则，疑心可暂压，防备不可松。

    各地暗中排查和珅党羽的动作未曾停歇，粘杆处潜入广州的密探也已整装待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