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月，全球

    禽流感的幽灵在1936年的新年钟声中，真正变成了全球性的噩梦。它不再只是“美国食品公司”工业化养殖场的丑闻，而是像一张无形的大网，笼罩了从纽约的摩天楼到帝都城郊的农家院，从伦敦的集市到巴西雨林边缘的村庄。恐慌，在每一个菜市场、每一家肉铺、每一个家庭的餐桌上蔓延。

    1936年1月15日，联合帝国，帝都郊外，大兴县“老张家”农户

    清晨五点，天色还是一片墨蓝，张老汉就披着破棉袄，提着煤油灯，哆哆嗦嗦地走进自家后院的鸡舍。鸡舍是土坯垒的，顶上盖着茅草，里面养着三十多只本地土鸡——芦花鸡、乌骨鸡、还有几只从山东亲戚那儿换来的“寿光鸡”。这些鸡是张老汉一家的“活期存折”，下的蛋自家吃不完，就拿到县城集市上卖，换点油盐酱醋。年底卖上几只公鸡，还能给孙子孙女扯块新布做衣裳。

    但今天，鸡舍里没有往常那种“咕咕”的、充满生气的动静。张老汉举起煤油灯，昏黄的光晕照亮鸡窝。景象让他倒吸一口凉气：五六只鸡歪倒在稻草上，脖子耷拉着，鸡冠发紫，嘴角挂着暗绿色的黏液。还有几只虽然站着，但精神萎靡，羽毛蓬乱，眼睛半闭。地上散落着稀薄、发绿的粪便，散发出一股刺鼻的腥臭味。

    “老婆子！快出来！”张老汉朝屋里吼，声音带着哭腔，“鸡……鸡出毛病了！”

    老伴王大娘趿拉着鞋跑出来，一看这情形，脸也白了：“这……这是鸡瘟啊！前天东头老李家，昨天西头刘寡妇家，鸡都这样！说是闹‘鸡瘟’，全村的鸡都快死绝了！县里来的官儿说，是什么……什么‘禽流感’，人吃了病鸡，也要得病，要死人的！”

    “放屁！”张老汉急眼了，“咱家鸡吃的是地里剩的菜叶子，自家打的粮食，喝的是井水，从没出过村子！怎么会得那劳什子流感？肯定是那些官老爷胡扯，想骗咱们把鸡都交上去烧了，好让那些大公司（指联合帝国的金龙集团）卖他们的洋鸡！”

    “可鸡真病了呀！”王大娘指着地上已经开始抽搐的一只芦花鸡，“你看，都抽抽了！这还能吃吗？”

    “怎么不能吃？”张老汉梗着脖子，“咱祖祖辈辈，鸡有个头疼脑热的，杀了炖汤，吃了不也好好的？城里人娇贵，咱们乡下人，命硬！”

    他抓起那只还在抽搐的芦花鸡，走到院子里的水井边，手起刀落，鸡头落地。烫毛、开膛、清洗。鸡的内脏颜色看起来不太对，肝有点肿大，发暗，但他没在意，只当是“有火气”。他麻利地把鸡剁成块，准备中午炖一锅鸡汤，给在县城读中学、今天放假回来的孙子补补身子。

    上午十点，县防疫站的白色卡车开进了村。车上下来三个人，都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和橡胶手套。领头的是县畜牧局的技术员小李，后面跟着两个从帝都来的、穿着联合帝国卫生防疫总局制服的人，表情严肃。

    “张大爷，根据帝国卫生部第1936-1号紧急防疫令，所有家禽必须接受检疫。”小李硬着头皮说，他知道张老汉的倔脾气。

    “检什么疫？我的鸡好着呢！”张老汉挡在鸡舍门口，手里还拎着沾着鸡血的菜刀。

    “大爷，这是为全村、全县、全国好，”帝都来的一个防疫官开口，他叫陈锋，是卫生防疫总局的应急处处长，声音沉稳但不容置疑，“美国爆发的禽流感已经传到我们这儿了。病毒可以通过候鸟、走私禽类、甚至污染的饲料传播。您的鸡如果有病，必须马上扑杀、深埋、消毒，防止疫情扩散。这是帝国议会通过的法令，违抗是要坐牢的。”

    “坐牢？”张老汉眼睛红了，“我祖祖辈辈在这儿养鸡，没听说过养自家鸡还要坐牢！你们是不是收了金龙集团的黑钱，来逼我们把鸡都弄死，好买他们天价的‘无菌鸡’？我告诉你，没门！”

    陈锋叹了口气，示意手下打开随身携带的检疫箱。他们绕过张老汉，强行进入鸡舍。十分钟后，初步检测结果出来。陈锋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

    “张大爷，”他走到张老汉面前，举起一个培养皿，里面是从死鸡口腔拭子取的样本，在简易显微镜下，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蠕动的小点，“您的鸡，感染了h7N9禽流感病毒，和美国爆发的毒株同源。而且——”他又举起另一个培养皿，是从鸡内脏取样做的细菌培养，上面长满了灰绿色的菌落，“还合并了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超标，以及一种我们还没完全识别的耐药菌。这只鸡如果被人吃了，后果不堪设想。”

    “你……你胡说！”张老汉声音发虚，但还在硬撑。

    “您中午是不是准备吃鸡？”陈锋突然问，他看到了院子水井边还没来得及清理的鸡毛和血迹。

    张老汉语塞。王大娘在旁边小声说：“炖……炖了，在锅里……”

    陈锋脸色大变，冲向厨房。灶上的大铁锅里，鸡汤正在“咕嘟咕嘟”地翻滚，香气四溢。但陈锋闻到的，却是死亡的气息。他一把掀开锅盖，用勺子舀起一块鸡肉，对着光仔细看。鸡肉的颜色发暗，汤汁表面浮着一层诡异的、带彩虹色的油花。

    “这锅汤，不能喝。”陈锋斩钉截铁，“整锅必须销毁。还有，您家里所有人，现在必须跟我回县里隔离观察。接触过病鸡的人，都有感染风险。”

    “我不去！”张老汉的儿子，在县城铁匠铺做工的张铁柱刚从屋里出来，一听要隔离，火了，“我下午还得回铺子上工呢！耽误了活计，你赔我工钱？”

    “是工钱重要，还是命重要？”陈锋厉声道，“美国已经死了上千人！罗马尼亚的猪肉事件忘了？这不是闹着玩的！这是生物恐怖袭击！”

    “什么恐怖？”张铁柱愣住。

    陈锋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是卫生防疫总局的机密简报摘要，上面盖着“绝密”红章。他指着其中一段：“根据帝国军情局、美国联邦调查局、英国军情五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联合情报，这次全球禽流感疫情，与‘破碎王冠’、‘自由之翼’两大恐怖组织有直接关联。他们通过跨国走私网络，将携带病毒的禽类、污染的饲料、甚至病毒原液，散布到全球各地的散养农户和养殖场。目的不仅是制造公共卫生危机，更是要摧毁民众对本土食品的最后一点信任，引发全球性的食品恐慌和社会动荡。农村，是他们选择的又一个战场。”

    张老汉一家人听得目瞪口呆。他们只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听说过打仗，听说过杀人，但“生物恐怖袭击”、“摧毁信任”这些词，离他们的世界太远了。

    “所以，你们家的鸡生病，可能不是天灾，是人祸。”陈锋收起文件，语气缓和了一些，但更沉重，“有人不想让我们安安稳稳地吃饭，不想让我们安安稳稳地活着。他们想看到世界乱起来。大爷，大娘，大哥，配合我们，不仅是为了你们自己，也是为了不让那些藏在暗处的王八蛋得逞。”

    张老汉呆呆地站着，手里的菜刀“哐当”一声掉在地上。他看着锅里翻滚的鸡汤，那原本是给孙子补身子的，现在却成了毒药。他看着鸡舍里奄奄一息的鸡，那是他一年的心血。他看着老伴和儿子惊恐的脸，看着闻讯赶来的邻居们围在院外，指指点点，眼中都是恐惧和猜忌。

    “我……我配合。”张老汉最终嘶哑地说，眼泪顺着满脸的皱纹流下来，“鸡，你们拉走。汤，倒掉。我们……跟你们去隔离。”

    防疫人员开始忙碌。鸡舍被洒上生石灰，死鸡被装进密封袋抬上卡车，那锅鸡汤被仔细地舀出来，倒入带来的高浓度消毒液桶里，发出“嗤嗤”的响声和刺鼻的气味。张老汉一家被带上另一辆车，送往县隔离所。邻居们远远看着，窃窃私语，然后飞快地跑回家，检查自家的鸡鸭鹅。

    陈锋站在院子里，看着这一幕，感到深深的无力。这只是帝国千万个村庄中的一个。而在全球，在法国诺曼底的农场，在德国黑森林的农家，在意大利托斯卡纳的丘陵，在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的平原，在苏联的集体农庄，在巴西的种植园，在埃及的尼罗河畔，同样的场景正在无数次上演。病毒和细菌，像看不见的幽灵，随着风，随着水，随着贸易，随着那些故意散布污染的双手，侵入每一个看似安全的角落。

    “处长，帝都来电。”助手递过步话机。

    陈锋接过，里面传来卫生防疫总局局长、帝国首席公共卫生专家林国栋沉重的声音：“陈锋，情况在恶化。不仅仅是鸡。我们在华北、华东、华南的散养猪、牛、羊样本中，也检出了多种耐药菌和病毒，有些菌株和罗马尼亚猪肉中的类似。这不是孤立的禽流感疫情，这是一场针对全球畜牧业、针对人类蛋白质来源的系统性污染。‘破碎王冠’和‘自由之翼’……他们这次要的不是刺杀几个政要，是要饿死全世界。”

    陈锋感到一阵眩晕。他靠在冰冷的土墙上，望着灰蒙蒙的天空。1936年的冬天，格外寒冷。而比寒冷更可怕的，是那种无处不在的、深入食物链的毒，和那些藏在毒后面的、微笑的幽灵。

    “我们该怎么办？”他对着步话机，喃喃地问。

    “战斗，”林国栋的声音疲惫但坚定，“用科学，用法律，用军队，用一切手段战斗。告诉每一个农民，每一个市民，敌人已经闯进了我们的厨房。这场战争，没有前线，但每个人都是士兵。要么赢，要么……我们没有晚餐可吃了。”

    步话机里传来沙沙的电流声，像一声叹息。而在遥远的某个角落，那些破碎王冠和折断翅膀的徽记，正在新的地图上标记——下一个目标，也许是牛奶，也许是鸡蛋，也许是稻田。这场通过食物进行的战争，刚刚进入高潮。而世界，正在学习在每一口饭菜前，先问一句：这里面，有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