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还是有几辆汽车远远的看到了这架飞机的降落过程，但只要他们不靠近查看，孙志伟也并没有在意。从飞机上下来后，确认周围没有人近距离观察，他才将这架苏-33收进空间，然后就跑进了附近的树林中。...孙志伟把钢笔搁在红木书桌右上角，墨水还没干透，洇开一小片深蓝的痕。窗外梧桐叶影斜斜切过摊开的苏联解体后绝密档案缩微胶片——那是他托人在明斯克旧军医院地下室翻出来的，纸页脆得一碰就掉渣，边角焦黄，像被火烧过又反复泡水晾干。胶片里夹着一张泛灰照片：沃兹罗日杰尼耶岛卫星图，中心标着三个红圈，每个圈旁手写批注：“Aralsk-7主库”“地下三层恒温舱”“焚化井B-7”。字迹是典型的苏式斜体，力透纸背，末尾还划了一道极细的竖线，像刀锋刮过的痕迹。他指尖抚过那道竖线，忽然停住。这线条太直了，不像人手所画。他起身拉开书柜最底层抽屉，取出一枚铜制放大镜，镜片边缘包着磨损发亮的牛皮。对准照片，在红竖线与下方“B-7”字样交接处，他看见微不可察的凸起纹路——是蚀刻编号，极细，需用30倍镜才辨得清：0421-79-β。他喉结动了动。0421是沃兹罗日杰尼耶岛气象站建站日期，1979年……β？他迅速翻到胶片第117帧，果然有一份《Biopreparat地下设施编码规则（内部修订版）》，其中一条赫然写着：“β后缀标识未登记于联邦生化武器储备名录之实验性储存单元，仅限最高保密等级‘伏尔加’行动启用。”伏尔加行动？他没在任何公开文献里见过这个词。但“伏尔加”二字像一枚楔子，猛地钉进他记忆深处——去年冬，他在哈尔滨军工老档案馆翻阅1950年代东北防疫站交接记录时，曾瞥见半张烧毁的俄文便签，残存字迹正是“伏尔加”与“黑匣”并列。当时以为是笔误，如今想来，那半张纸怕是某位流亡苏侨医生临终前塞进档案袋的遗物。他转身走向墙角立式保险柜，输入六位数密码后，柜门无声滑开。里面没有金条，没有存折，只有一排齐整的牛皮纸信封，每只封口用火漆印封死，印纹是变形的双头鹰，鹰喙衔着麦穗与齿轮——苏联国家应用微生物研究中心的徽记。这是他三年前在基辅一个跳蚤市场花三百美元买下的，卖家是个瘸腿退伍兵，酒气熏天，只嘟囔一句：“从奥布宁斯克林子里刨出来的，别问哪来的。”孙志伟没问。他打开最上层一只信封，抖出三张相纸。第一张是实验室走廊，瓷砖缝隙里渗出暗褐色污渍；第二张拍的是通风管道截面，内壁密密麻麻嵌着米粒大小的灰白结晶；第三张最骇人——培养皿阵列，每个皿中菌落都呈诡异的同心圆状扩散，中心凹陷如眼，边缘凸起似唇，整个构图活像一张张无声尖叫的人脸。他盯着第三张相纸看了足足七分钟。炭疽芽孢在标准培养基上绝不会形成这种形态。这分明是经过基因修饰的定向突变株，其表面抗原蛋白被刻意强化了与人类肺泡II型上皮细胞ACE2受体的亲和力——这技术，比西方公开论文早了整整十五年。窗外忽有鸽哨掠过。他抬腕看表，下午三点十七分。家里该来人了。果然，三分钟后门铃响了三声，短-长-短，是约定的暗号。孙志伟没去开门，只将三张相纸塞回信封，重新锁进保险柜。他坐回书桌前，抽出一张空白信纸，用铅笔写：“同意建P-4实验室。资金、选址、审批流程，我全担。但有两个条件：第一，实验室地下八米必须浇筑含硼水泥层，掺入0.8%碳化硼粉末；第二，所有通风管道内壁须镀钼铼合金膜，厚度不低于12微米。”写完，他撕下纸页，折成方胜，压在青花瓷笔洗底下。门开了。进来的是父亲孙国栋，五十出头，鬓角霜白，身上那件藏青中山装领口磨得发亮，左胸口袋别着支旧钢笔，笔帽上刻着“1953年全国劳模大会赠”。他身后跟着个穿灰布工装的年轻人，拎着只铝皮饭盒，盒盖缝里飘出 faint 的葱油味。“爸。”孙志伟站起来。孙国栋没应声，径直走到书桌前，目光扫过桌上那叠胶片，手指在“伏尔加”二字上停了半秒，然后转向儿子，眼神沉得像冻了三十年的松花江冰层：“你妈今早蒸的菜包子，韭菜鸡蛋馅，放了虾皮提鲜。”他掀开饭盒盖，热气裹着香气扑出来，白胖包子顶上还点着一点红曲米染的胭脂痣，“趁热吃。吃完，跟我去趟松花江大桥。”孙志伟接过饭盒，指尖触到盒底微烫。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松花江大桥桥墩监测站，是1953年他爷爷孙守业带人用夯土法打下的第一个桩基。那里藏着孙家三代人亲手埋设的十二枚青铜罗盘，每枚罗盘背面都刻着不同经纬度坐标，而最新一枚，就铸在第七号桥墩混凝土芯里，位置正对着下游十五公里处废弃的苏联援建生物制剂中转站旧址。年轻人默默退出去，顺手带上了门。孙国栋从内袋掏出一叠泛黄图纸，纸页边缘已被摩挲得起了毛边。他展开铺在桌上，是手绘的松花江水文地质剖面图，墨线精细如发丝，每处断层走向、含水层厚度、岩浆侵入带位置都标注得清清楚楚。他食指重重戳在第七号桥墩位置：“1954年秋汛，江底突发涌泉，水柱冲起三丈高，带着硫磺味。你爷爷带人潜水探查，在桥墩基岩裂缝里摸到三块铅板，板上蚀刻着跟格鲁伊纳岛土壤样本里一模一样的螺旋纹。”孙志伟筷子顿住。他记得那份英国环境署绝密报告附件里的显微照片——炭疽芽孢休眠态外壳表面，就覆盖着这种天然螺旋蛋白结构，能反射特定波段紫外线，使孢子在强辐射环境下存活率提升47%。“铅板呢？”他问。“熔了。”孙国栋声音很轻，“铸进了桥墩钢筋笼。你爷爷说，铅能挡辐射，螺旋纹能导散病原体活性，双保险。”他抬眼盯住儿子，“可去年底检测，第七号桥墩混凝土氯离子渗透深度超标两倍，钢筋锈蚀率18.7%。潮气带着咸海那边吹来的风，十年，够蚀穿一层铅。”孙志伟咽下最后一口包子，韭菜的涩味混着虾皮的咸鲜，在舌根泛起微苦。他忽然想起胶片里另一张被忽略的照片：沃兹罗日杰尼耶岛地图上，除了三个红圈，西北角还用铅笔轻轻勾了个小三角，三角内写着“Kazakh-23”。他当时以为是标注错误，现在却明白了——那是1953年中苏联合地质勘探队的内部代号，Kazakh代表哈萨克斯坦，23是钻探序号。当年这支队伍名义上在找铀矿，实际在为Biopreparat勘探地下恒温岩洞。“爸，”他放下筷子，瓷碗底磕在红木桌面，发出清越一声，“明天我带地质雷达去第七号桥墩。如果底下铅层真被蚀穿了……”“那就挖。”孙国栋打断他，从怀里掏出一把黄铜钥匙，放在青花笔洗旁，钥匙齿纹与罗盘上的螺旋纹严丝合缝，“挖出来的东西，归你。但得先过三关——第一关，你得证明那玩意儿比核弹头更难被偷；第二关，你得让上海生物所那帮老学究签字画押，承认你的P-4实验室设计图比他们三十年前的方案更防得住‘马鼻疽’；第三关……”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保险柜，“你得告诉我，为什么非得是硼水泥和钼铼合金？”孙志伟没立刻回答。他走到窗边，推开木框玻璃，初夏的江风灌进来，带着水腥气与隐约的柴油味。远处松花江上，一艘拖轮正拉着满载木材的驳船逆流而上，铁链哗啦作响。他忽然想起昨夜做的梦：自己站在沃兹罗日杰尼耶岛废墟中央，脚下不是沙砾，而是层层叠叠的玻璃培养皿，每只皿里都盛着半凝固的琥珀色胶质，胶质表面浮着无数微小的、搏动的光点，像星群坠入凡尘。“因为炭疽芽孢在硼中子俘获反应下会释放α粒子，”他背对着父亲，声音平静，“而钼铼合金膜，在特定频率超声波震荡下，会产生纳米级微涡流——这两样东西合起来，能把任何试图穿透防护层的芽孢，当场‘煮’成无害的氨基酸碎片。”孙国栋沉默良久，忽然笑了。那笑容让他眼角的皱纹舒展开，像春江解冻时冰面绽开的第一道细纹。他拿起黄铜钥匙，轻轻叩了三下笔洗：“行。明早六点，松花江大桥见。你妈给你烙了二十张葱油饼，用新磨的荏子油，酥得掉渣。”他转身走向门口，手搭在黄铜门把手上，忽又停住，“对了，你上次寄给北京那位老院士的‘土壤改良剂’样品……他昨儿来电话，说在西沙永兴岛试验田里，种出了亩产八百斤的甜薯。根茎剖开，横截面全是淡金色螺旋纹。”门关上了。孙志伟站在窗前没动。暮色正一寸寸漫过江面，将拖轮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仿佛一道尚未愈合的伤口。他慢慢抬起右手，摊开掌心——那里静静躺着一枚银灰色指环，戒面蚀刻着与铅板上一模一样的螺旋纹。戒圈内侧，一行极细的俄文小字在夕照里幽幽反光：“Даже cmерть дoлжна иmеть границы.”（纵使死亡，亦当有界。）他合拢五指，指环陷入掌纹深处。窗外，最后一艘货轮驶过桥洞，汽笛声悠长如叹息。江水奔流不息，裹挟着咸海蒸发的盐粒、格鲁伊纳岛沉睡的孢子、奥布宁斯克密林深处未散的甲醛气息，以及某种更古老、更沉默的东西——那是1953年浇筑桥墩时，混进混凝土里的第一捧松花江泥，里面蛰伏着亿万颗等待指令的休眠生命。孙志伟转身走向保险柜，这次没输密码。他按下柜门右下角一颗几乎与金属融为一体的铆钉，柜体发出轻微的液压声，向内凹陷三厘米，露出夹层。他取出一只扁平的钛合金盒，盒盖开启时，内部蓝光幽然亮起，照亮盒中排列整齐的二十支安瓿瓶。每支瓶身都贴着标签，字迹是他亲手所写：“伏尔加-β原始株，分离自Kazakh-23钻探岩芯，”。他拿起最左边一支，对着窗外渐暗的天光。琥珀色液体在瓶中缓缓旋转，无数微小的螺旋结构在光线下苏醒，首尾相衔，构成莫比乌斯环般的永动幻象。这时，桌上青花笔洗里的方胜纸角，被穿堂风掀起一角，露出底下压着的另一行铅笔字，墨迹新鲜，像是刚写不久：“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病毒本身，而是人类在恐惧中亲手写下的，那本名为‘必要’的说明书。”江风骤急，卷起窗纱，拂过书桌。那张纸页彻底翻飞开来，背面朝上——原来整页都是密密麻麻的计算公式，最下方一行被红笔圈出：N = (1.2 × 10?) × e^(0.037t)——t为自1979年泄漏事件起算的年数，N为环境中具备感染活性的芽孢总数估值。此刻，电子钟显示：18:59:59。秒针即将跳向十九点整。孙志伟拧开安瓿瓶橡胶塞，一滴琥珀色液体悬在瓶口，将落未落。窗外，松花江上第一盏航标灯次第亮起，橙红光芒刺破薄暮，像一簇不会熄灭的火焰，稳稳钉在流动的墨色水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