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贝拉克的呼喊，一辆擎天柱同款造型的卡车，从白宫东侧的道路上缓缓驶出，慢慢开上草坪，最后来到人群中间。卡车外面，挂着十几个阿美莉卡解放阵线的士兵，车辆停下，这十几个士兵跳下车，以最快的速度...皮埃尔的手指在柜台边缘轻轻敲了敲，声音不大，却像敲在哈吉姆根的太阳穴上。老头没再搭理他，只是把扫帚往地上一顿，枯瘦的手指朝后院方向歪了歪：“吵什么？他们自己不会听？”哈吉姆根喉结上下一滚，想说什么，却被皮埃尔一个眼神钉在原地——那不是看晚辈的眼神，是看一只刚学会扑腾翅膀、却连风向都辨不清的雏鸟。皮埃尔没再看他，转身推开书店后门，木门吱呀一声，像被岁月压弯的脊梁。后院比想象中更窄，几棵歪斜的老橄榄树撑着灰白天空，篝火堆旁坐着五个老人，全都裹着看不出颜色的厚毛毯，烟斗里的火星明明灭灭，像几颗不肯熄灭的旧星。刘广斌没走近，只站在门槛边，双手插在风衣口袋里，目光从左至右扫过五张脸：左边最瘦的那个，右耳缺了一小块；中间那个左眉断成两截，眉骨上有道旧疤；第三个脖子上挂着一枚氧化发黑的铜哨；第四个左手小指只剩半截，正用它捻着烟丝；最右边那个闭着眼，但眼皮下眼球在快速转动，显然没睡。“战友，”皮埃尔开口，声音不高，却把火堆里噼啪作响的松脂声都压了下去，“他们还记得1937年瓜达拉哈拉战役吗？”没人应声。只有风吹过橄榄叶的沙沙声。皮埃尔笑了下，忽然抬手解开了自己风衣最上面两颗纽扣，露出里面一件洗得泛黄的粗布衬衫——左胸位置，用黑线歪歪扭扭绣着一只展翅的鹰，鹰爪下压着三颗星。老人们的眼睛同时睁开了。最瘦的那个手指一抖，烟斗差点掉进灰里。断眉那个猛地坐直，脊背绷得像一张拉满的弓。铜哨那个缓缓抬起手，摸向自己颈侧——那里原本该有一条红领巾的印子。“马德里保卫战第三周，国际纵队第七营。”皮埃尔的声音沉了下去，“他们跟着波兰教官学拆弹，在托莱多城墙底下挖了七天地道；他们用板车运伤员，车轮陷进泥里，六个人光脚踩着烂泥推；他们给战壕里的孩子分最后一块黑面包，自己嚼橡子粉。”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一张沟壑纵横的脸：“他们没死在战场上。他们活下来了，可活下来的代价，是把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因为赢的人，把‘国际纵队’四个字，写进了叛国者名册。”铜哨老人忽然开口，嗓音像砂纸磨铁：“……西班牙共和国，还剩几面旗？”“一面都没挂出来。”皮埃尔答得极快，“但卡尼亚达这间书店的地下室，还存着三十七面。灰布的，棉麻的，有的补丁叠补丁，有的旗杆断了半截——他们当年亲手缝的。”断眉老人突然咳嗽起来，咳得肩膀耸动，咳得眼眶发红。等他缓过气，盯着皮埃尔问：“……你父亲呢？”“他还在马德里王宫里，每天喝下午茶，看《阿贝赛报》，假装自己只是个退休园丁。”皮埃尔扯了扯嘴角，“但上周，他偷偷让侍从买了二十卷医用绷带，藏在玫瑰园的陶罐底下。”老头们沉默着。火堆里的木柴爆开一颗火星，溅到断眉老人手背上，他没躲。最瘦的那个忽然站起身，颤巍巍走到皮埃尔面前，伸出枯枝般的手，不是要握手，而是想碰一碰他胸前那只绣鹰。指尖离布料还有半寸时，又缩了回去。“你来干什么？”他声音哑得厉害。皮埃尔没回答，只是从风衣内袋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过去。老人没接，只盯着信封右下角——那里盖着一枚暗红色火漆印，印纹是交叉的剑与橄榄枝，中间嵌着一行极小的拉丁文：*Non uti, sedvivamus*（非为占有，而为生存）。“国际纵队医疗团，第一批名单。”皮埃尔说，“二百零三人。法兰西一百二十人，德国四十一人，英格兰二十三人，土耳其九人……剩下十个，是卡尼亚达本地人。”铜哨老人冷笑一声：“卡尼亚达？这地方连药房都关了十年。”“所以第一批进去的，必须是卡尼亚达人。”皮埃尔声音陡然转冷，“得有人认得每条小巷的暗沟走向，知道哪栋楼的承重墙早被白蚁蛀空，清楚教堂钟楼顶上那口破钟，敲三长两短代表什么。”他往前半步，压低声音：“他们不是带路的——带路去杜伯特卡的野战医院，带路去被炸塌的妇幼中心，带路去……埋着核弹残骸的地下排水管。”这句话像刀子捅进空气。五个老人齐齐吸了口气，火堆里的火焰猛地窜高一截。断眉老人猛地抬头：“你疯了？那地方现在是活地狱！”“不。”皮埃尔摇头，目光扫过五张苍老却骤然亮起的脸，“那是活命的地方。美元崩了，黄金涨了十倍，抗生素价格翻了四十倍——可杜伯特卡的黑市上，一盒青霉素换不到半包劣质香烟。为什么？因为没人敢运。没人敢签提单，没人敢保航程，没人敢在港口卸货。”他停顿片刻，火光在他瞳孔里跳动：“所以我们要建自己的船队。不用注册，不挂旗，不走主航道。用渔船改装，用游艇伪装，用拖网船当母舰——所有船员，都是当年国际纵队的后代。他们懂怎么绕过雷达，知道哪里的海流能把船推向正确方向，明白怎么用鱼群热成像骗过卫星。”最瘦老人忽然咧嘴笑了，缺耳的缺口在火光里像一道暗红的伤口：“……你爹当年也是这么骗过佛朗哥的宪兵。”“所以他活到了今天。”皮埃尔平静地说，“而你们，也该活到明天。”铜哨老人慢慢解开自己颈间那条褪色的蓝布巾，从夹层里抽出一张泛黄的纸片——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名字，有些名字被红笔划掉，有些名字旁标注着日期与地点，最下方是一行钢笔字：*，撤出西班牙，永不再返*。他把纸片撕成两半，一半塞回布巾，另一半递向皮埃尔：“加泰罗尼亚那边，还有六个人活着。三个在巴塞罗那地下诊所，两个在赫罗纳修道院，一个在比利牛斯山猎户小屋里。他们懂西语、法语、阿拉伯语，会用老式X光机，能徒手接断骨。”皮埃尔接过那半张纸，没说话，只是从口袋里摸出一支铅笔，在空白处飞快写下几个名字：*艾斯林根、亚托斯、弗朗哥、阿美莉、皮埃尔*。然后他撕下这张纸，凑近火堆。火苗舔上纸角，迅速卷住那些名字，却没立刻烧尽——铅笔字迹在高温里扭曲、变黑、凸起，像一条条挣扎的蚯蚓。“这不算入队名单。”皮埃尔看着火焰说，“这是死亡通知书。签了它，他们就不再是西班牙公民，不再是欧盟居民，不再是任何国家的纳税人。他们只有两个身份：国际纵队医护，以及……杜伯特卡临时政府承认的‘战地平民’。”火舌终于吞没了最后一个字母。灰烬飘起时，断眉老人突然开口：“你打算怎么进去？”皮埃尔弯腰，从火堆旁捡起一根烧了一半的橄榄枝，折断，露出雪白的木质断面：“走陆路。经安道尔，穿比利牛斯山隘口，绕过法国边境检查站——那里有个废弃的葡萄酒窖，通向杜伯特卡境内三百米的输水隧道。隧道尽头，有我们的人接应。”铜哨老人眯起眼：“谁？”“一个叫萨米尔的杜伯特卡外科医生。”皮埃尔把橄榄枝灰烬撒进火堆，“他妻子死在去年的空袭里，临终前求他别救别人，先救自己。他没答应。”五个老人同时看向他。皮埃尔迎着他们的目光，慢慢解开风衣第三颗纽扣，露出衬衫内袋——那里别着一枚小小的金属徽章：银底，蓝边，中央是一只振翅欲飞的鸽子，鸽爪下踩着断裂的锁链。“国际纵队医疗团，第一任团长，1936年授勋。”他指尖摩挲着徽章背面刻着的名字，“伊莎贝尔·罗梅罗。”最瘦老人身体晃了一下，扶住橄榄树干才站稳。他盯着那枚徽章，嘴唇无声翕动，像在默念某个失传多年的祷词。“她后来……”老人声音嘶哑得几乎不成调。“她死在阿尔梅里亚港。”皮埃尔轻声说，“德军轰炸机编队俯冲时，她正把最后一个孩子推进防空洞。没跑出来的，是七个护士，和她怀里抱着的婴儿。”火堆突然坍塌，扬起一片灰白烟尘。烟尘散开时，五个老人已全部站起。他们没敬礼，没握手，只是默默解下各自颈间的布巾、袖口的铜扣、腰带上的旧皮牌——所有带着1936-1939年印记的物件，全被放进皮埃尔摊开的掌心。皮埃尔合拢手掌，金属与布料在掌心发出轻微碰撞声。他转身走向书店前门，脚步停在门槛处：“明天凌晨四点，卡尼亚达镇东废教堂。车会来接他们。记住，别带护照，别带手机，别带任何能证明身份的东西。”他推开门，冷风灌进来，吹得火堆明灭不定。“对了，”皮埃尔头也不回地说，“他们当中，有谁会修柴油发电机？”断眉老人愣了一下，随即大笑，笑声震得橄榄树叶簌簌掉落：“老安东尼奥！他修过共和军坦克的引擎，现在在镇口修拖拉机！”“让他带上扳手和听诊器。”皮埃尔迈出门槛，身影融进灰蓝色的黎明前夜色里，“杜伯特卡的野战医院，不能靠蜡烛照明。”门在身后轻轻合拢。皮埃尔没回头看一眼，径直走向停在路边的轿车。车窗降下，哈吉姆根的脸出现在玻璃后，额角沁着细汗，嘴唇发白：“你……你刚才说的那些人，真能信？”皮埃尔拉开车门，坐进副驾，系安全带的动作缓慢而精准：“他们不信我，只信那只绣鹰。”他侧过脸，目光如刀，“就像当年，他们不信共和国总统，只信马德里城墙上那面破旗。”哈吉姆根喉结滚动，想反驳，却想起自己王宫书房里，保险柜最底层压着的那本《国际纵队战地日记》——扉页上，他祖父用颤抖的笔迹写着：*致所有记得如何跪着祈祷，却更懂得如何站着开枪的人。*司机启动车辆，轮胎碾过碎石路发出细响。皮埃尔望着窗外飞逝的橄榄树林，忽然问：“你见过核弹爆炸后的土壤吗？”哈吉姆根一怔。“不是那种。”皮埃尔指向远处一座荒芜的山坡，“表层泥土呈玻璃状，下面三米全是放射性灰烬。杜伯特卡的‘七月花号’计划，把三十枚战术核弹埋在首都地铁枢纽下——可没人知道，其中七枚被调包了。真正的核弹，现在在谁手里？”哈吉姆根脸色瞬间惨白：“你……你怎么……”“因为调包那天，负责押运的军官，是我父亲的卫队副官。”皮埃尔声音平淡得像在谈论天气，“他临死前，把定位芯片塞进了我父亲修剪玫瑰的园艺剪手柄夹层里。”轿车驶上公路，天边终于透出一线微光。皮埃尔从口袋掏出一部老式诺基亚手机，按下三个号码——没有拨号键，只有屏幕幽幽亮起，显示着一行血红色坐标：*N39°58'43.2" E3°43'21.5"*。那是杜伯特卡首都新圣殿广场的经纬度。手机屏幕光映在他脸上，照见瞳孔深处跳动的，不是恐惧，不是狂热，而是一种近乎悲悯的冷静。“告诉亚托斯，”皮埃尔对着手机说，声音低得只有他自己能听见，“土耳其纵队的首批装备，不是武器，是净水设备。让他们把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全部移动净水车，连夜运往伊斯坦布尔港。”他收起手机，望向窗外渐亮的天色：“杜伯特卡缺的从来不是子弹。是干净的水，是能消毒的酒精，是……能让产妇不因败血症死去的磺胺。”轿车拐过最后一个弯道，马德里城区的天际线在晨雾中浮现。皮埃尔忽然开口：“哈吉姆根，你记得佛朗哥死前最后说的话吗？”哈吉姆根下意识摇头。“他说：‘我死后，西班牙将获得自由。’”皮埃尔轻笑一声，“可自由不是等来的。是抢来的，偷来的，用橄榄枝蘸着血写下的。”他转过头，直视哈吉姆根双眼：“现在，轮到我们写了。”轿车驶入马德里环城高速。朝阳刺破云层，将整座城市染成金红。皮埃尔闭上眼，靠在座椅上，仿佛睡着了。只有放在膝盖上的右手，食指无意识地敲击着裤缝——一下，两下，三下。节奏，和三十年前国际纵队医疗团出发前，军医们在马德里火车站敲击行李箱的节奏，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