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落在库房木箱的边角上，竹片卡在风里轻轻晃。我正低头翻册子，笔尖沾了墨，刚写下“采”字，外头脚步声急促起来。

    信使是李商人铺子里的老熟人，平日总笑着打招呼，这回却连喘气都乱了节奏。他递来一封信，油纸包着，封口用火漆压得严实。我没拆，先看了他一眼。他摇头，只说：“东家让亲手交给您，别的不能讲。”

    我拿剪子挑开封漆，抽出信纸。字不多，写得匆忙：

    “近日有同行暗中探问股份归属，出价三倍于市，专找小户。事出突然，未敢声张，特此密报。”

    看完我把信纸折好，放在桌上，没动。窗外那批新货还在装车，麻绳捆箱的声音一声接一声，和往常一样。可我知道，有些事不一样了。

    我起身走到墙边，客户服务的大纸还贴着，最新一条写着“值得长做”。我盯着这四个字看了一会儿，手指无意识擦过纸面，把边缘蹭起了一道细毛。之前我们靠一点一滴攒回来的信任活着，现在有人想用钱把这一切买走。

    我回到桌前，从抽屉取出股东名录。名单不长，三十来人，大多是镇上做小买卖的，也有几个邻村的农户。他们当初入股不多，有的十文八文，有的拿几担粮换了股，图的是跟着我们挣点稳当钱。这些人里，谁最容易松口？

    我拿笔圈了几个名字。王老五，去年才入，分红还没拿满两回；孙嫂子，男人病着，家里紧巴；还有刘三，最爱听人吹嘘发财路子。我不怪他们，换作别人拿着真金白银上门，说翻倍给钱，谁能不动心？

    但动摇的不是人心，是信任的根基。如果我们倒了，他们的钱也落不到实处。可这话现在说不得，说了反倒像威胁。

    我翻开账本，查最近一期分红进度。原本定在下月初发，还剩七八天。我提笔改了日期，写上“即日起三日内发完”。钱不多，可要让他们看见——我们的利，从来不是画出来的。

    接着我叫来留守的小陈，低声交代：“近郊五个股东，你下午就出发，每人带两样东西：一份新出的‘清晨瓜’，切半只装盒；还有一封信，我待会写好。”

    他点头要走，我又补一句：“别提股份，只说感谢支持，顺道看看他们生意近况。”

    小陈应了，转身出去。我坐回灯下，开始写《合作愿景书》。纸是普通宣纸，墨也淡，字一笔一划写得慢。开头写了我们怎么从一亩地做起，怎么把第一批干花卖到外镇，怎么被人笑话“女人搞什么买卖”，又怎么一步步站住脚。中间提到每个股东的名字，不论大小，都写了他们哪一年入股、帮过什么忙。最后几句，我想了很久。

    原先想写“共御外敌”“守住基业”这类话，可总觉得不对。这不是打仗，也不是分赃。这是我们在种一块地，只不过这块地不在田里，在人心上。

    我划掉重写：

    “我们种下的不只是作物，更是信任与希望。风吹得再猛，只要根扎得深，苗就不会倒。”

    写完读一遍，觉得踏实了些。我把信纸收进信封，盖上私印。明天一早，随小陈一起送出去。

    天快黑时，我去了一趟存放客户回执的柜子。打开最下层的抽屉，把那些竹片一张张拿出来。这些都是别人对我们说的话，有夸的，有骂的，有提意见的。我一张张看过，最后停在吴郎中写的那张：“掌柜娘子用心，值得长做。”

    我把它单独拿出来，夹进《合作愿景书》里。明天见人，不一定非得讲道理。有时候一句话，比十张账单都有力。

    夜里我没回家，留在贸易站的小书房。灯芯烧短了，我剪了一下，火光跳了跳。桌上摊着三份材料：分红清单、走访安排、愿景书副本。我一项项核对，确认没有漏掉哪个股东，也没有哪个环节可能引起误会。

    窗外安静下来，骡车早已归栏，守夜人打更走过，梆子声远去。我喝了口凉茶，继续看股东名录。忽然想到赵财。这人以前抢地不成，后来消停了，可这种时候，难保他不会被人拿来当枪使。也许有人打听股份，就是从他那儿开口的。

    但我不能提他名字，也不能让人觉得我在怀疑谁。一旦猜忌起来，比收购更伤人。

    我合上册子，吹熄灯。黑暗里坐着没动。明天要走六七里路，见七八个人，说同样的话，但得让每个人觉得，这话是专门对他说的。

    我起身铺了床，在躺下前最后看了一眼桌上的信封。蜡印已经干透，印纹清晰。外面风不大，竹片卡在窗缝里，偶尔轻响一下，像有人在敲门。

    我闭上眼，没再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