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邓无言率领的万余汉军精骑卷起东北向的烟尘，疾驰奔赴临淄的同时，那几封盖着汉王姬长伯金印、以“天下伯主”名义发出的紧急盟书，也如同投石入水，在绳池盟约各中原诸侯国的朝堂上，激起了层层涟漪与暗涌。

    宋国，商丘。

    宫室虽不如临淄、郢都那般恢弘，却也庄重典雅，透着殷商遗风与周礼交融的独特气息。

    时值壮年的宋公（后世的宋襄公)端坐于殿上，冕旒后的眉头紧锁。

    他面前摊开的，正是姬长伯言辞恳切又隐含威势的伯主令，以及斥候加急送来的、关于燕军大举南下围困临淄的详细军报。

    “诸卿，”宋襄公的声音平稳，却带着沉甸甸的分量，虽然他的儿子也在临淄，但是身为君主，当以国家社稷为重，“汉王以伯主之名，召天下诸侯共救齐难，以维绳池之盟。燕人无道，悍然兴兵，欺凌盟友，其志非小。齐若倾覆，燕骑下一个目标，恐就是我中原诸国了。”

    殿下一片寂静。宋国朝堂之上，对汉国的态度本就微妙。

    一方面，汉国崛起，压制了北方的晋、燕，客观上为包括宋国在内的中原诸国提供了庇护，绳池之盟也确实曾带来了长久的安定。

    另一方面，汉国“伯主”之位日益巩固，对中原事务影响力日增，宋襄公内心深处，未尝没有重现先祖殷商的荣光、主导中原秩序的抱负。

    更何况，宋国北境与齐、鲁接壤，与齐国有姻亲之好，商贸往来频繁。临淄若破，燕国兵锋直指中原，宋国首当其冲。

    大夫公子目夷（字子鱼）率先出列，他是宋襄公的庶兄，以智略着称：“君上，于公于私，于盟约于利害，我国都当出兵。首先，燕军虽众，然长途奔袭，师老兵疲。汉伯主已发兵，若我宋国能迅速响应，与汉军携手并进，或可解临淄之围，更能彰显我宋国乃仁义守信之邦，在中原诸侯中确立威信。此乃‘尊王攘夷’之实举，亦是积累‘霸业’之资。”

    另一位大夫公孙固却持谨慎态度：“目夷大夫所言固然有理。然我宋国兵甲，素以车兵、步兵见长，骑兵非我所善。仓促间能调集的精锐车卒、徒兵，不过两三万之数。燕军铁骑闻名北疆，野战恐难争锋。且我国东境与鲁国有隙，南境需防楚人余孽，国内粮秣储备经去年水患亦非充裕。倾力以赴，风险极大。不若……先遣使往鲁、卫，探听其意向，再做定夺？或可先派一部偏师，以为声援，观局势演变。”

    目夷摇了摇头，“我宋国新军早已入齐作战，公子王臣跟随齐王一同攻入临淄，子偃大夫虽然被困石坪，但主力尚存，燕军主力一时难以从临淄抽身南下，此时只要我宋国坚定战意，动员国中主力北上，只要争取月余时间，汉军主力必定能击溃燕军！”

    宋襄公的目光在两位重臣之间逡巡。他素有仁义之名，重信守诺，对“盟主”之召，从道义上难以推拒。

    但作为一国之君，他又必须权衡现实利弊。他想起父亲宋桓公晚年对中原局势的忧虑，也想起自己继位时“光大宋室”的誓言。

    同时，自己最宠爱的儿子，那位柔弱的公子王臣竟然真的攻入了临淄城，他是真的没想到，本来只想让儿子历练历练，如今却发现儿子比自己还优秀。

    父亲的叮嘱和儿子的安危，让这位仁君下定了决心。

    最终，他缓缓开口，声音坚定了几分：“寡人尝闻，‘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我宋国既与汉、齐等盟于绳池，岂可见危不救，失信于天下？公孙大夫所虑亦有理。这样吧，目夷，由你即刻调集国中精锐车兵五百乘，甲士徒兵两万，并筹措粮草。同时，遣快马告知鲁侯、卫侯，言明我宋国将遵伯主之令，发兵救齐，邀其共举义兵。大军三日后出发，先至宋齐边境陶邑集结，视燕军动向与汉军进度，再定行止。国内粮秣统一调度，以支军需。”

    “君上圣明！”公子目夷领命。

    鲁国，曲阜。

    鲁国的宫室更为古朴，周礼气息最为浓厚。

    鲁侯（后世称鲁僖公）接到盟书和军报后，连夜召集三桓（季孙、叔孙、孟孙）及主要卿大夫议事。

    季孙行父（季文子)面色凝重：“君上，燕军南下，齐侯求援，伯主有令，按礼、按盟，我鲁国不可坐视。然则……”他顿了顿，

    “我国去岁方与北齐有小隙，虽已和解，但军民心中未必全无芥蒂。且我国兵力，长于守御礼制之城郭，短于野战长途奔袭。倾国之力北上，若有不测，国内空虚，恐生变故。”

    叔孙豹接口道：“季孙大夫所言甚是。况且，临淄距我鲁国尚远，中间隔着泰山、济水，驰援不便。不若……我鲁国可多输粮秣、箭矢，资助前线石坪的宋国子偃，以示遵从伯主、不负盟约？或派一支礼仪之师，人数不必多，但旗帜鲜明，以表我鲁国‘尊王’之心？”

    孟孙蔑（孟献子）则更直接地提到了现实威胁：“君上，我国西、南境与汉、宋接壤，近年来宋襄公颇有雄心，不得不防。南面邾、莒等小国虽附，亦需兵力镇抚。全力救齐，恐非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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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侯听着重臣们的议论，心中天平早已倾斜，这些年，随着燕国的崛起，鲁国作为齐国的邻国，被燕国拉拢，制衡齐国，所以国中早就以燕为尊，这是现实的利益。

    但同时，鲁国又恪守周礼，重视名分，汉伯主乃是周天子认证，对“伯主”之令在表面上必须遵从。

    两张冲突之下，鲁国到底是更关注自身的安全与在大山以东地区的利益，就成了一道难题。

    齐国的强大曾让鲁国倍感压力，如今齐国分裂内战，随后又遭受燕国骑兵南下，而受创，鲁国潜意识里未必没有一丝复杂情绪。

    更重要的是，鲁国传统的军事力量和地理形势，确实不适宜大规模远征。

    良久，鲁侯道：“诸卿之议，皆有道理。我鲁国乃周公之后，礼仪之邦，焉能背盟？然国力所限，确难大军远征。这样吧，立即调拨粟米十万石，箭簇三十万支，革甲五千领，由……由季孙大夫安排，尽快运往宋国陶邑，交付联军使用。同时，选派公室子弟，率兵车五十乘，甲士千人，携带寡人书信与犒军之物，前往陶邑汇合宋军，听候联军统帅调遣。此既全礼义，亦顾实情。想来伯主也不会怪罪我们。”

    这个决定，既给了汉王和盟约面子，又未伤及鲁国根本，还巧妙地将后勤和象征性部队推了出去，典型的鲁式“礼法”与“现实”的平衡。

    下方众臣曰“诺！”

    卫国，帝丘。

    卫国的反应则更为直接和……纠结。

    卫侯（后世称卫文公）年纪已长，经历国破复国之痛（狄人灭卫，后复国），对强邻威胁有着切肤之痛。

    如今卫国夹在晋、齐、宋之间，生存之道在于灵活多变，国中政策也只能以圆滑为主。

    大夫宁庄子是主战派：“君上！燕军若吞齐，下一个必是图我中原！晋国虎视眈眈在北，若燕得齐地，与晋形成夹击之势，我卫国危如累卵！汉王此令，正是我卫国摆脱困境、结交强援、彰显武力之机！当速发精锐，会同汉军，共击燕贼！且我卫地多马，骑兵堪用。”

    另一位大夫石祁子则更为冷静：“宁大夫勇气可嘉。然我卫国新复，人口未丰，甲兵未利。全国可战之兵不过万余，且需分守各处要隘。全部押上，万一有失，何以守宗庙社稷？汉王虽强，其主力远在江州、宛丘，邓无言部先锋不过万余，汉燕之争胜负难料。不如……先观望。若汉、宋联军确能抵住燕军，我卫国再出兵不迟，届时亦是勤王之功。若形势不利，我等也有转圜余地。”

    卫侯咳嗽了几声，脸上皱纹深刻。他太知道小国在大国博弈中的艰难了。

    卫国与齐国关系历来复杂，有联姻也有争斗。

    与汉国结盟主要是为制衡晋国。如今燕国这个新威胁突然冒出来，打乱了他的盘算。

    “汉王伯主之令，不可公然违背。”卫侯最终缓慢地说，“但我国力确实有限。这样吧，挑选国内善骑射者，集结轻骑一千，车兵百乘，由…由宁大夫之子率领，携带寡人书信与些许粮草，前往……前往新郑方向，与汉国邓麋将军部汇合，听其号令。此举既响应伯主，虽然兵不多，但也算尽了心意。”

    主战派宁庄子还想再劝，但是卫侯已经挥了挥衣袖，示意退朝。

    卫国的选择，是典型的“有限参与，留足后路”，既不得罪汉国这个当前最重要的盟友，又避免过早卷入可能惨烈的消耗战。

    其他中小诸侯，如曹、许、滑等，更是惶恐与观望交织。

    他们国力微弱，在宋、鲁、卫等大国未明确大规模行动前，绝不敢率先做出头鸟。

    大多采取了与鲁国类似，但规模更小的策略：贡献少量粮秣物资，派象征性的部队大多只有几十乘兵车或几百步兵，前往宋国陶邑或宛丘，以示“从盟”，实则保存实力，等待大势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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