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数月的低调筹备，禅让登基大典终于在肃穆而高效中圆满完成。仪式甫一结束，整个京城便如解开了某种无形的束缚，爆发出海啸般的欢呼。城头象征着旧朝的“大周”旗帜被迅速撤下，取而代之的，是黄底红纹、气势磅礴的“大唐”龙旗，迎着早春的风猎猎作响，宣告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启。

    新皇即位的第一道旨意随即明发天下：一月之内，各州、府、县、镇，乃至军营、官署、驿站，所有旗帜必须更换为新唐制式。逾期不改者，以谋逆论处，严惩不贷。这道雷厉风行的命令，如同一把快刀，清晰地划分了与旧朝的形式区别。

    向来新旧王朝更迭，少不得血雨腥风，战乱不断。李珩成功继位，更换国号，自然也不会毫无波澜，毕竟李承昊之前可是没少背地里下功夫，拉拢勋臣旧戚意图对抗李珩。李景瑆更是画出过天价大饼，什么异性王，理政王，参政王，辅政王的空头支票那可是开出去了一大摞，权势向来是最大的诱饵，又怎会真的连半条贪嘴的鱼都钓不到？

    新唐立朝大典后不过十日，一份来自青州的八百里加急军情，打破了朝堂初定的宁静。

    东平王耿昱反了，他终究没能抵挡住昔日楚王李景瑆曾向他描绘的“异姓辅政王”权势蓝图。在巨大的权势诱惑，与一丝对旧朝号召力的幻想驱使下，他悍然举起了“勤王讨逆”的旗帜。不仅聚集兵马，准备北上“讨伐篡逆”李珩，更传檄天下，罗列了李珩“谋逆篡位、挟持皇帝、迫害太子、淫辱后宫、霸占公主、屠戮忠良、苛待勋贵，荼毒京市，为祸天下”等数十条骇人听闻的“罪状”，企图煽动天下共讨之。

    按照耿昱原本的预计，至少会有一部分镇守地方的大将、心怀旧朝的官吏、或是利益受损的豪门世家起兵响应。然而，现实却给了他沉重一击。

    檄文发出后，天下不仅没有出现他期待的烽烟四起，反而是一片沉寂之后的汹涌反噬。

    整个天下，除了偏居西陲的西宁王吴弘范以，及寥寥几个与旧周皇室牵连极深的豪阀世家，出于各种考量拒绝改旗易帜，宣称“誓与大周共存亡”之外，其余各州、各道、各部驻军及地方大员，几乎众口一词，纷纷发布文告，严厉声讨耿昱“背信弃义、妄动兵戈、图谋不轨、陷黎民于战祸”，并纷纷主动上表朝廷，请求即刻发兵平叛。

    二品平海将军陆靖海反应最为迅速，率先率领强大的青州水师从青州东部几个沿海重镇，向叛军控制区进逼。紧接着，征东将军魏羡阳、定军将军王孝贤等也直接旗帜鲜明的调动兵马，兵锋直指青州。徐州、扬州两地的驻军，更是闻风而动，迅速北上，对叛军形成合围夹击之势。

    直到此时，耿昱才骇然发现，自己所谓的“义举”，其实早已落入了新朝预设的罗网之中。李珩显然对此早有防备，并提前进行了周密的军事部署，否则无论陆景海、魏羡阳、王孝贤还是徐州和扬州军，又怎会如此迅速的反应，并且又来的如此之快？眼下，他不仅无法率军“北上勤王”，甚至连自己的青州本土，都已寸步难行，陷入了四面楚歌的绝境。

    更让耿昱感到绝望的消息接踵而至：宁国公贾环，已率一万军马，带着两百门威力恐怖的新式火炮，悄然进入青州境内！那种传闻中能“毁山裂石”的利器，绝非他麾下血肉之躯所能抵挡。与此同时，大量锦衣卫缇骑如同鬼魅般在青州各地现身，他倚为臂膀的心腹将领、族中亲信，接连被暗杀、缉捕，苦心经营的势力网络正在被迅速而精准地瓦解。

    耿昱终于明白，自己已踏上了一条毫无胜算的绝路，而这最终的代价，就是他和他的九族，要成为新朝开国的献祭礼，李珩一定会拿他的人头去献祭新朝定鼎的权威，用他耿家的血，警告所有敢于挑战他这个新君皇权的人。

    就在朝廷各部对青州叛军采取“围而不攻、分化瓦解”的战略，稳步推进平叛事宜时，南疆也传来了紧急军报。

    南安王尚忠良亲率麾下十万精锐，突然挥师南下，悍然进攻南越边境的数座重镇军寨，并一举消灭了万余经常在边境挑衅的南越军，且攻势极为迅猛。

    未等南越方面完全反应过来，南疆大都督萧怀功指挥的八万大军，亦从侧翼果断出击，与尚忠良部形成钳形攻势，相互呼应，一时间，南越军再不敢如往常那般，在边境周围挑衅。这标志着新唐对南越的态度，绝不会像大周朝时那般退让。

    近年来倚仗地利与内部整合而行事日渐嚣张的南越政权，顿时陷入极大的被动，仓促间急忙调兵遣将，应对来自新唐王朝的首次、也是雷霆万钧的军事打击。南疆的战火，与北方青州的平叛行动，标志着新生的唐王朝，在根基初稳之际，便已开始强势扞卫其疆域与威严，新一轮的博弈与征战，已然拉开序幕。

    新朝甫定，朝廷中枢机构便高速运转起来。三省六部各司其职，各衙门灯火通明，往来官吏步履匆匆却秩序井然。礼部更是马不停蹄，开始着手筹备定于三月举行的春闱科举，准备广纳天下贤才。皇帝特意下旨，此次春闱，将摒弃以往死板的经史子集、考的是治政为官的真才实学，

    来自各州府道的军政奏折，如雪片般飞驰入京，堆积在案头。新皇李珩展现出惊人的勤政与效率，他几乎整日与内阁诸大臣齐聚于前殿旁新设的“上书房”，共同批阅奏章，商议国事。君臣之间坦诚相待，集思广益、决策果断，一时间朝堂之上风气为之一新，颇有众志成城、励精图治之象。

    尤其令人称道的是，临淄王李景桓与尚书左仆射、琅琊王李景昀。这两位皇室宗亲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新朝，此刻更是倾尽全力辅佐。他们才能卓越，处事干练，迅速在繁重的政务中展现出过人的能力，赢得了百官上下的一致赞誉，也证明了李珩用人的胸襟与眼光。

    新朝改革了许多旧制，其中一条深得百官之心：将朝会定为每七日一次，且时间定在卯时。这意味着官员们再也不必在寒冬腊月的午夜时分就赶往宫门苦候，大大减轻了负担，提高了效率。

    皇帝李珩将日常办公地点迁至紧邻内阁官房的上书房，每日埋首于奏章之中，及时处理各部呈报的军政要务，勤勉之态有目共睹。他更巧妙运用超越时代的智慧，对吏治与行政架构进行了大胆而务实的改革。通过明确权责、简化流程、适度放权，大大减轻了中央朝廷的事务繁琐性压力，减少了地方事无巨细，皆需上报京城等候批示所造成的延误与低效。各州府的刺史、太守被赋予了更大的自主决策空间，除了能够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更灵活、更及时地应对突发事件，因地制宜发展民生经济。

    然而，在行政适度放权的同时，军权却被以更为精密有效的方式收归中央掌控，大大降低了有人会拥兵作乱的可能性，确保朝廷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