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10月25日，就在荷兰军队准备发动对坤甸总厅最后总攻的前夜，意大利外交部向巴达维亚的荷兰东印度总督以及海牙的荷兰政府，同时发出了措辞严厉的外交照会。照会宣称，鉴于兰芳共和国已正式请求意大利保护，意大利王国政府决定承担起这一责任，要求荷兰方面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撤出进入兰芳领土的军队，并就其“无端入侵”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照会末尾的警告冰冷刺骨：“任何针对意大利保护国及意方人员的敌对行动，都将被视为对意大利王国本身的挑衅，并招致相应的严重后果。”

    消息传到坤甸前线，荷兰指挥官拿着电报副本，脸色铁青。他望向海面，晨曦中，两艘悬挂绿白红三色旗的意大利巡洋舰，正破开晨雾，缓缓驶入坤甸外海。舰炮的炮口，在初升的阳光下，反射着森冷的光。

    意大利巡洋舰“阿马尔菲”号和“圣乔治”号的出现，如同在燥热的婆罗洲战场投下了一块寒冰。荷兰前线指挥官范·海斯少校站在临时指挥部的了望哨上，举着望远镜的手因愤怒和犹豫而微微颤抖。那两艘军舰吨位不算最大，但保养精良，崭新的炮管显示着它们绝非摆设。更让他心悸的是舰桥上飘扬的那面旗帜——一个统一不久的欧洲列强，不是他可以随意恫吓的土着苏丹。

    “少校，巴达维亚急电！”副官气喘吁吁地跑来，“总督命令，暂停一切对坤甸核心区的进攻行动，原地防御，等待进一步指示。不得主动向意大利舰船或人员开火！”

    “原地防御？”范·海斯几乎要骂出来，他指着远处坤甸街区升起的几处新的抵抗烟火，“那些华人暴民看到意大利人的船，反击得更猛了！我们流了这么多血，死了这么多小伙子，现在要我停下来？！”

    但他终究是一名职业军人。他狠狠摔下望远镜，从牙缝里挤出命令：“执行命令！各连队收缩防线，构筑工事。炮兵连，没有我的直接命令，不许开炮！”

    意大利人的动作更快。几艘小艇从巡洋舰上放下，满载着头戴热带盔、装备精良的意大利海军陆战队士兵和来自台湾的“华商保安队”精锐，在坤甸意大利商站附近的码头登陆。带队的费罗蒂上校，一个留着精心修剪胡须的皮埃蒙特人，踏上码头后第一件事，就是会见了兰芳残存的领袖们，并当着他们的面，正式接收了那份墨迹未干的“保护协定”。

    “从此刻起，”费罗蒂用带着意大利口音的、生硬但清晰的中文宣布，“兰芳置于意大利王国的保护之下。我，受意大利王国政府及亚历山德罗·科斯塔首相阁下的委托，将暂时负责此地的安全事务。”他转身对副官下令，“第一，接管所有关键设施和要道。第二，以兰芳行政长官（由原刘家一位长老担任）的名义，发布安民告示。第三，立即开始登记招募‘兰芳保安队’新兵，由我方提供武器和教官。”

    效率高得令人窒息。意大利工兵迅速在码头区和商站外围架设铁丝网和机枪阵地；军需官打开随船运来的板条箱，里面是崭新的意大利制新式步枪和子弹；穿着崭新制服（设计融合了意式与中式元素）的意大利教官，开始用简单的口令训练第一批惊魂未定又充满希望的兰芳青年。坤甸的街头，绿白红三色旗与兰芳的黄色三角旗并排升起。

    巴达维亚和罗马之间的电报线变得空前繁忙。荷兰东印度总督暴跳如雷，认为意大利这是“无耻的讹诈”和“对殖民秩序的野蛮破坏”。海牙的政客们则更加谨慎：意大利是欧洲大国，虽是新贵，但军力尤其是海军不容小觑；英国的态度暧昧不明；法国正深陷越南，无暇他顾；德国则可能乐见荷兰吃瘪。

    意大利外交大臣科隆纳伯爵亲自与荷兰驻罗马大使会谈，态度礼貌而强硬：“阁下，我们并非要与荷兰为敌。兰芳共和国已存在百年，其人民自发寻求我国保护，这是基于国际道义和商业友谊的自然选择。贵国军队未经宣战即入侵一个和平社群，恐怕在国际法理上有所欠缺。我们希望此事能和平解决，避免影响两国关系及欧洲的和谐。”

    所谓“国际道义”不过是遮羞布，真正的筹码是实力和时机。荷兰大使心知肚明，但他也得到授权，不能轻易让步。

    谈判陷入僵局。与此同时，费罗蒂上校指挥的意兰联军（主要是意大利正规军和台湾保安队为骨干，新募兰芳兵协助）开始小规模出击，驱逐孤立位置的荷兰小股部队，收复了一些外围矿点。交火时有发生，但双方都极力控制规模，避免升级为全面冲突。

    真正的转机来自外部。英国驻巴达维亚总领事和法国驻罗马大使，几乎同时开始“关切”地询问事态，并表示愿意“斡旋”。英法两国都不希望远东爆发一场欧洲列强间的战争，那会破坏商业利益和均势。尤其是英国，对意大利近年来在地中海和东非的扩张虽有警惕，但更不愿看到荷兰彻底控制婆罗洲西北部，从而威胁到其海峡殖民地的侧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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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法的压力下，荷兰方面终于同意进行正式谈判。地点选在了中立的英属新加坡。

    新加坡总督府的会议室内，气氛凝重。意大利全权代表是殖民部副部长兼资深外交官，荷兰方面是东印度公司高级专员。英法代表作为观察员列席，谈判异常艰苦。荷兰人坚持兰芳是“叛乱省份”，意大利的介入是非法的。意大利人则出示兰芳的求援信和保护协定，强调行动的正当性。双方在赔偿、领土范围等问题上激烈争吵。

    关键时刻，费罗蒂上校在兰芳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助力。意兰联军在意大利巡洋舰炮火支援下（炮弹故意落在无人滩头示威），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渡河作战，击溃了一个连的荷兰守军，夺取了具有战略价值的山口，打开了通往更大金矿区的道路。战报传至新加坡，荷兰代表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

    “先生们，”意大利代表趁势发言，“局势正在恶化。每拖延一天，都可能发生不幸的误会，导致更多流血。我们意大利是热爱和平的国家，我们的要求并不过分：第一，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式承认兰芳为意大利保护国，并撤出所有军队。第二，归还近年来被荷兰侵占的原兰芳部分领土（地图上划出了一片区域）。第三，作为对兰芳所受损失的象征性补偿，以及对我方斡旋努力的承认，贵方需将纳土纳群岛的主权移交意大利。”纳土纳群岛位于南海西南端，战略位置重要，荷兰控制力原本就弱。

    “这绝不可能。”荷兰代表拍桌子。

    但英法代表交换了眼神。英国人不希望荷兰势力过度膨胀，纳土纳群岛给意大利，可以制衡荷兰和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力量。法国人则希望尽快平息事端，好集中精力对付清朝，同时卖意大利一个人情，换取其在台湾等问题上的继续“合作”。

    在英法软硬兼施的调停下，经过多轮不眠不休的讨价还价，一份《新加坡协定》终于出炉：荷兰承认意大利对兰芳共和国的保护权；荷兰军队在两个月内撤出协定规定的兰芳领土；荷兰将纳土纳群岛主权转让给意大利；双方互不赔偿；双方在婆罗洲其他地区尊重现有势力范围，并促进商贸交流。

    荷兰人保住了面子（没有赔款），但失去了里子。意大利人则大获全胜：不费一兵一卒（小规模冲突伤亡轻微），获得了一个拥有金矿和人力资源的保护国，以及一串具有战略价值的岛屿。亚历山德罗“火中取栗”的策略，再次取得了完美成功。

    1884年圣诞节前，协定文本送达罗马。亚历山德罗在签字批准时，对身旁的列蒂说：“看，这就是抓住时机。荷兰人想吃独食，却忘了旁边还有更聪明的猎人。婆罗洲的棋局，现在有我们一个牢固的棋子了。”他望向东方，目光似乎已经越过了兰芳，投向了更广阔的南洋。“拼图又完整了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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