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捏着那份《黎明前的至暗时刻》手稿，在新闻检查处走廊里站了整整两个钟头。

    门开了又关，官员进进出出，没有人看他一眼。

    直到一个戴金丝眼镜的干事夹着公文包走出来，胡风才赶紧上前：“王干事，您看这篇稿子……”

    王干事接过稿子，只扫了标题，眉头就皱成了疙瘩。

    他快速翻了几页，越翻脸色越沉。

    “胡先生，”他把稿子递回来，语气冰冷，“这个，不能发。”

    “为什么？”胡风急了，“这是贾玉振先生的重要文章，分析时局——”

    “就因为是他写的，才更不能发。”

    王干事推了推眼镜，“珍珠港事件后，全国上下欢欣鼓舞，委员长都发表了‘胜利在望’的讲话。你们倒好，写什么‘黎明前最深的黑暗’？这不是公然唱反调吗？”

    “这不是唱反调，是理性分析——”

    “理性？”王干事冷笑，“胡先生，你是文化人，应该懂政治。现在需要的是什么？

    是鼓舞士气，是坚定信心！美国参战了，这是天大的好事，就该大张旗鼓地宣传。

    你们倒好，泼冷水？动摇民心！”

    他转身要走，胡风拦住他：“王干事，文章里说的都有理有据，日军南进是事实——”

    “事实也得看怎么说。”

    王干事甩开他的手，压低声音，“胡风，咱们也算老相识，我跟你透个底——这篇文章，检查处已经定性了：‘动摇民心，破坏庆祝氛围，有通共嫌疑。’

    你要是聪明，就让贾玉振赶紧把稿子烧了，再写篇歌颂盟国、展望胜利的文章，这事就算过去了。”

    胡风僵在原地。

    王干事拍了拍他肩膀：“听我一句劝。现在这形势，说真话……是要掉脑袋的。”

    说完，他匆匆走了。走廊尽头传来其他官员的笑谈声，隐约听到“美国援华”、“胜利在望”之类的词。

    胡风攥着那份被退回的手稿，纸张边缘都捏皱了。

    傍晚，七星岗小院。

    张万财搓着手在屋里踱步，额头上全是汗：“玉振兄，不是我说你……那文章，确实……确实不太合时宜。”

    贾玉振坐在书桌前，头也不抬：“哪里不合时宜？”

    “你看啊，”张万财在他对面坐下，苦口婆心，“现在全国都在庆祝，美国参战，盟国壮大，这是大势所趋。

    咱们顺着大势说，说胜利在望，说光明在前，不好吗？非要说什么‘黑暗才刚开始’……这话谁爱听？”

    “没人爱听，就不用说了？”贾玉振放下笔，“万财兄，如果医生诊断出病人得了重病，难道因为病人不爱听，就不说了？”

    “这不一样——”

    “一样。”贾玉振站起身，走到窗前，“国家病了，病得很重。我们这些读过书、识得字的人，如果都不敢说实话，那跟见死不救有什么区别？”

    张万财也站起来，声音高了：“可你说实话的代价是什么？新闻检查处把文章扣了，定性‘动摇民心’！还说你‘有通共嫌疑’！玉振兄，这帽子扣下来，是要杀头的！”

    屋里安静下来。

    半晌，贾玉振轻声问：“所以，你的意思是，让我改？”

    “改缓和点。”张万财赶紧说，“把那些尖锐的话删掉，加些鼓舞人心的段落。

    比如……比如肯定美国参战的积极意义，展望盟国必胜的前景。

    至于日军南进、敌后更残酷这些……可以轻描淡写带过，或者干脆不提。”

    贾玉振看着他，忽然笑了。

    “万财兄，”他说，“如果文章按你说的改，那它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怎么没有？至少能发出来——”

    “发一篇谎言出来？”贾玉振打断他，“告诉民众一切都会变好，盟国会帮我们打赢，战争很快结束——然后呢？

    等日军真的从中国抽调精锐南下，等敌后根据地的扫荡更残酷，等滇缅公路被切断，等重庆迎来更猛烈的轰炸……那时候，民众发现我骗了他们，他们会怎么想？”

    张万财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他们会觉得，连贾玉振都说谎了，这世上还有真话吗？”

    贾玉振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锤子砸在地上，“到那时，失去的不仅是信任，还有希望本身。”

    他走到书桌前，拿起那份手稿：“这篇文章，我一个字都不会改。”

    “可发不出来——”

    “那就自己印。”贾玉振斩钉截铁。

    印刷是在半夜进行的。

    冯四爷找了一家小印刷厂，老板是他袍哥弟兄，拍胸脯保证：“四爷放心，天亮之前，五千册，一册不少。”

    机器在昏暗的厂房里轰隆隆响。油墨的味道刺鼻，工人们沉默地操作着。

    一摞摞刚印好的小册子堆在墙角，封面上只有一行字：

    黎明前的至暗时刻

    贾玉振

    没有出版社，没有刊号，甚至没有定价——封底印着“免费赠阅，敬请传抄”。

    贾玉振站在机器旁，看着纸张一页页翻飞。

    苏婉清帮他整理装订好的册子，手指被纸张划破了几道口子，她只是用嘴抿了抿，继续干活。

    “值得吗？”冯四爷忽然问。

    贾玉振没回答。

    他拿起一本刚印好的册子，翻开第一页，墨迹还微微湿润。

    “四爷，”他说，“你还记得咱们从北平逃出来的路上，见过什么吗？”

    冯四爷沉默。

    “我见过。”贾玉振的声音很轻，“见过整村的人被日军杀光，尸体堆在村口；

    见过母亲抱着饿死的孩子，坐在路边发呆；

    见过士兵穿着草鞋，拿着老套筒，迎着机枪冲锋……”

    他把册子合上：“如果我现在不说真话，不提醒大家准备好应对更残酷的局面，那么这些惨状，还会一遍遍重演。

    滇缅公路被切断，援华物资进不来，前线的士兵会缺枪少弹；

    日军加强对根据地的扫荡，敌后的百姓会被屠杀；

    重庆迎来更猛烈的轰炸，会有更多人死在防空洞外……”

    他顿了顿：“说假话的代价，是血。是真真切切的人命。”

    冯四爷看了他很久，最终拍了拍他的肩膀：“印吧。有事，我担着。”

    第二天清晨，五千册小册子分成了几十份。

    希望基金在重庆的八个粥棚、五个夜校、三个工坊，每个点都放了几百册。

    义工们站在街头，见人就发：“免费看，贾先生的新文章。”

    起初没人接。

    一个穿长衫的老先生摆摆手：“贾玉振？就是那个泼冷水的？不看不看。”

    一个女学生接过，翻了翻，皱眉：“这什么呀……‘黑暗才刚开始’？真晦气。”随手扔进了垃圾桶。

    但也有接过去的。

    一个黄包车夫把册子揣进怀里，憨厚地笑：“贾先生写的，肯定有道理。我拉完车看。”

    一个报童多要了几本：“我帮您发！我认识好多卖报的弟兄！”

    到中午时分，三千册已经发出去。

    茶馆里开始有人议论：

    “看了吗？贾玉振那篇文章。”

    “看了。说得……有点道理。”

    “有什么道理？唱衰罢了。”

    “哎，你别说，里面说的日军南进、滇缅公路危险这些……好像真是那么回事。”

    声音压得很低，但传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