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11月的第一周。
《时代》周刊国际版的封面，罕见地没有使用任何政治人物或战争场景的照片，而是采用了一幅风格简洁、略带超现实意味的插画：一道撕裂夜空的紫色闪电，照亮了一栋南方风格的白木板房，窗口透出温暖的灯光，隐约可见一个婴儿的轮廓。
标题是醒目的粗体——《一个美国“傻子”的诞生：来自东方的寓言，还是预言？》
文章开篇，便是《阿甘正传》那场雷雨中的争论与诞生。
如同贾玉振和玛丽预料的那样，惊雷炸响了。
最初的涟漪来自知识界和媒体圈。
《纽约客》迅速转载了部分章节，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标题充满挑衅意味：《我们是否失去了嘲讽领袖的勇气？——从一部中国小说谈起》。
文章犀利地指出：“如果连一部明显是虚构的、来自友好盟邦作家笔下的、对一位伟大领袖进行文学化探讨的作品，都要引发如此紧张的审查焦虑，那么我们所珍视的言论自由基石，是否正在被战时过度的‘政治正确’所侵蚀？”
紧接着，保守派阵营的《芝加哥论坛报》以社论猛烈回击，措辞严厉：《警惕来自东方的“友好”毒箭——评〈时代〉周刊刊载可疑小说》。
文章将贾玉振描绘成一个“可能受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影响”“试图以文学手段瓦解美国人对伟大领袖信仰”的阴险作者，并质疑《时代》周刊在此敏感时期刊登此类内容的动机。
华盛顿的反应则更为微妙。白宫新闻秘书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此事时，给出了标准而模糊的答复：“总统先生相信美国人民的判断力，也相信健康的文学讨论不会影响我们赢得战争的决心。我们更关注的是与盟邦中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的实质合作。”
然而，私下里，总统的几位亲密顾问对这段“累死在任上”的描写表达了明显不悦，认为这“不合时宜”“可能被敌人利用”。
真正的风暴在民间。
报纸的读者来信栏目被迅速灌满。
有人愤怒谴责这是“对罗斯福总统的亵渎”，有人则扞卫“文学虚构的权利”，还有人从中读出了对“强大政府”与“个人自由”永恒矛盾的深刻思考。
广播电台的谈话节目也开始讨论这个话题，“阿甘”、“东方寓言家”、“言论自由边界”成了高频词。
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相当一部分普通读者，尤其是经历过经济大萧条的中年人和工人，对故事中老福雷斯这个角色产生了强烈共鸣——那种对带来工作和希望的领袖的朴素感激，以及对孩子未来可能“不一样”的深切恐惧。
销量，正如卢斯所料，飙升。
玛丽按计划，在热度达到一个峰值时，在《时代》周刊下一期的“编者按”栏目，刊登了一篇语气诚恳、略带无奈的说明。
她描述了与“那位博学而友好的中国朋友贾先生”就“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历史人物文学化描写的接受度”进行的友好争论，以及最终的“文化赌约”。
她承认，刊载开篇时，更多是出于对“言论自由理念”的坚持和对故事本身文学质量的认可，但对可能引发的误解和部分读者的不适“深表歉意”，并强调“这纯粹是一次跨越文化的文学交流尝试，无意也绝不可能冒犯伟大的美国人民及其领袖”。
这份“道歉”，如同火上浇油。
一方面，它似乎坐实了“赌约”的存在，将事件性质部分导向了“文化差异”和“学术探讨”，缓解了部分政治压力；
另一方面，“道歉”本身又引发了一轮关于“是否需要道歉”、“这是否是自我审查”的新争论。《纽约时报》一篇评论写道：“温斯洛女士的‘道歉’，与其说平息了争议，不如说揭示了我们在处理敏感话题时更深层的焦虑：我们究竟在害怕什么？”
大洋彼岸的舆论漩涡，通过加密电文、航空信件和广播摘要，不断传回重庆。
希望基金小院里的气氛，并未因远方的热闹而轻松。
相反，一种无形的压力正在收紧。
沈处长再次“路过”，这次他停留的时间更长，甚至接过了何三姐递来的粗茶。
他看似随意地翻阅着桌上几份美国报刊的转载文章剪报，啧啧称奇：“贾先生，您现在可是国际名人了。
连《纽约时报》都在讨论您的小说。
戴局长看了简报，都夸您‘善于把握国际脉搏’。”
贾玉振只是微笑：“沈处长过誉。不过是些游戏文字，供人茶余饭后消遣罢了。上不得台面。”
“游戏文字？”沈处长放下茶杯，手指点了点剪报上“言论自由”、“文化赌约”等字样，“贾先生，您这游戏，玩得可是够大的。
现在美国那边，有人说你好，也有人骂你。
国内呢，也有些声音，担心您这样……借外国人的码头，唱自己的戏，会不会……影响我们和美国盟友的团结大局？
毕竟，战时嘛，一切以抗战为要。”
话里的敲打意味，再明显不过。
“沈处长放心，”贾玉振神色不变，“贾某笔下，从未有一字涉及国内政局，更不曾妄议盟友关系。
写的不过是美国的故事，说的也是放之四海皆有的人情道理。
若因虚构故事引发友邦一些讨论，那正说明文化交流之必要，也证明我国文人，亦有思考世界之能力。这对提升我国文化形象，未必是坏事。”
沈处长盯着贾玉振看了几秒，忽然笑了笑：“贾先生思虑周全。不过，如今您名声在外，树大招风。
上峰的意思是，希望您近期……尽量减少公开活动，尤其是与外国记者的往来。
毕竟，您的安全要紧，重庆的稳定也紧要。”
这便是变相的“软禁”和“隔离”警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