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康九年秋，洛阳太学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学生。
这天清晨，太学门前的广场上停着三辆装饰华贵的马车，从车上走下的少年们身着改良过的晋式衣冠——上衣保持了交领右衽的基本形制，但袖口略窄，更适合活动；下裳则保留了部分倭国袴的样式，方便跪坐。他们皮肤比中原人略黑，面容清秀，眼中既有初到繁华之地的惊奇，也有掩饰不住的不安。
“这就是……天朝太学吗？”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用生硬的汉话喃喃道。他是物部守屋（倭国王）的次子，物部真守。
“真守君，请跟上。”走在队伍前方的中年人回头说道。他是安东都护府派来的通译兼学监，专门负责这批倭国贵族子弟在洛阳期间的学习生活。
三十名倭国少年——都是倭国各地豪族精挑细选出的嫡子或优秀子弟——在学监的引导下，缓缓走进太学大门。穿过刻有“明德新民”的石牌坊，眼前豁然开朗：青石铺就的广场中央立着孔子像，四周是错落有致的学舍，每间学舍都传出朗朗读书声。
“这里是初级学堂，教授《千字文》、《百家姓》等启蒙课程。”学监介绍道，“你们会先在这里学习三个月汉文基础，然后根据考核成绩，分配到不同的专业学堂。”
物部真守好奇地望向一间敞着门的学舍，里面坐着几十个七八岁的孩童，正在摇头晃脑地背诵：“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这么小的孩子……都在读书？”真守惊讶地问。在倭国，读书识字是贵族和僧侣的特权，普通百姓的孩子根本没有机会。
学监微笑：“在大晋，朝廷在各州县都设有官学。凡适龄孩童，皆可入学。这是皇帝陛下定的国策。”
真守和其他少年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震撼。他们来自一个还停留在部族制、贵族垄断知识的社会，突然置身于这样一个教育普及的国度，冲击是巨大的。
接下来的日子，这三十名倭国少年开始了严格的汉文学习。每天卯时（清晨五点）起床，先在学舍前的小广场上练习晋朝礼仪——如何作揖、如何跪拜、如何进退应对。辰时（早上七点）开始上课，从最简单的汉字笔画教起。
“这是‘一’，这是‘二’……”头发花白的老先生在黑板上写着。
“先生，这两个字……有什么区别吗？”一个倭国少年困惑地问。在他的母语中，数字是用完全不同的字符表示的。
老先生耐心地解释：“汉字是表意文字，每个字都有形状、读音和意义。你们要学会的不仅是写法，更要理解字义。”
课堂外，生活上的适应也不容易。倭国少年们第一次使用筷子，第一次睡床铺而非地铺，第一次穿晋式的布鞋而非草鞋。太学提供的伙食对他们来说过于清淡——在倭国，贵族饮食以鱼、腌菜为主，口味偏咸；而太学的伙食讲究养生，少盐少油。
“这个……能吃吗？”真守看着碗里的青菜豆腐汤，面露难色。
坐在他旁边的晋朝同学笑了起来：“这叫‘淡而有味’，对身体好。你看我们太学的学生，很少生病。”
那晋朝同学名叫王衍，是琅琊王氏的旁支子弟。他主动承担起帮助倭国同学的任务，不仅教他们汉文，还带着他们熟悉洛阳城。
三个月的基础学习后，考核如期举行。三十名倭国少年中，有八人成绩优秀，被分配到经学堂；十二人成绩中等，分配到格物学堂；剩下的十人则需要继续强化汉文学习。
物部真守属于成绩优秀的那批，他选择了格物学堂——在倭国时，他就对晋朝那些精巧的器械充满好奇。
格物学堂的课程让真守大开眼界。第一堂课讲的是“杠杆原理”，先生用一根木棍和一块石头做演示：“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整个大地。”
“这……这是真的吗？”真守忍不住问。
先生笑着让真守亲自尝试。当真守用一根木棍撬起一块他原本搬不动的大石头时，他的眼睛亮了。那一刻，他明白了知识的力量——不是虚无缥缈的经文，而是实实在在能改变世界的道理。
课余时间，王衍带着真守和其他倭国同学游览洛阳城。他们去了南市，那里商铺林立，货物从南洋的香料到西域的宝石应有尽有；他们去了格物院，看到了正在研制的蒸汽机模型；他们甚至获准参观了皇家科学院，见到了那些享誉全国的院士们。
“那位就是沈括沈院长。”王衍低声介绍，“听说他年轻时只是个普通匠人，因为改良了织机被朝廷发现，如今已是正三品大员，紫金鱼袋。”
真守远远望着那位正在指导学生做实验的老者，心中涌起难以言喻的感慨。在倭国，匠人是低贱的职业；而在大晋，技艺高超者可以获得如此崇高的地位。这个国家的价值观，与他从小接受的一切截然不同。
太康十年春，第二批五十名倭国贵族子弟抵达洛阳。这次来的不仅是少年，还有几位二十余岁的青年——他们是倭国各地豪族的继承人，被派来学习更高级的治国理政知识。
这批学生被直接安排到太学的高级班，与晋朝官员子弟一同学习《大晋律》、《州县治理实务》、《财税管理》等课程。授课的先生都是现任或退休的官员，讲授的内容极具实践性。
“治理一县，首要在于清丈田亩、登记人口。”前户部侍郎在讲堂上说，“没有准确的田亩人口数据，任何政策都是空中楼阁。晋朝各州县每三年进行一次全面普查，数据直达户部……”
台下，一个倭国青年认真记录着。他是九州某豪族的继承人，在来洛阳前，他治理领地的方式完全依靠家族传统和个人经验。听到如此系统的治理方法，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着。
课程之余，礼部还专门为这些倭国学生安排了“文化体验”活动。他们学习书法、绘画、古琴、围棋，参加诗会、茶会，观看戏曲表演。渐渐地，许多倭国学生开始真正喜欢上这些中原文化。
物部真守迷上了书法。他每天练习到深夜，手指磨出了茧子。三个月后，他的楷书已初具模样。王衍看着他的作品，惊讶地说：“真守君，你的字……很有风骨。”
“我想把书法带回倭国。”真守认真地说，“让我们的人也能写出这么美的字。”
改变是潜移默化的。倭国学生们不仅学习知识，更在生活习惯上逐渐“晋化”。他们开始习惯一日三餐而非两餐，习惯用床而非地铺，习惯饮茶而非只喝清水。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维方式也在改变——从原本的部族思维，逐渐转向更系统、更理性的思维方式。
太康十年夏，发生了一件小事，却深深触动了所有倭国学生。
那日，真守和王衍在洛阳街头看到一群工匠正在维修一座石桥。工匠们使用的工具、方法，都是格物学堂教过的原理。真守忍不住上前，用还不太流利的汉话与工匠们交流，居然能理解他们在做什么。
“这位小郎君也懂修桥？”一个老工匠惊讶地问。
“我在太学格物学堂学过杠杆和拱桥原理。”真守有些自豪地说。
老工匠笑了：“读书人懂这个的可不多。小郎君将来定有出息。”
那一刻，真守突然明白了大晋强大的秘密：在这里，知识不是贵族垄断的玩物，而是可以实际应用的工具；读书人不是高高在上的老爷，而是可以和技术人员平等交流的学者。这种务实、开放的精神，是倭国最缺乏的。
当晚，真守给远在倭国的父亲写了一封长信：
“……父王，儿在洛阳四月，所见所闻，震撼心灵。大晋之强，非唯船坚炮利，更在于其制度之完善、教育之普及、文化之昌明。儿在格物学堂所学，皆是实用之术；与晋朝同窗相交，知其虽出身贵贱不同，然皆勤奋好学。此国朝气蓬勃，实非倭国可比……”
“……儿以为，倭国欲强，必全面学习大晋。非止于制度器物，更在于精神气质。望父王加速推行州县制、普及官学、推广汉文。如此，数十年后，倭国或可真正步入文明之列……”
这封信随着每月一班的联络船送往倭国。而在难波津的安东都护府，陈骞也在给洛阳写奏报：
“……倭国学子在太学进步显着，尤以物部真守为佳。此子聪慧勤奋，已通汉文，于格物之学颇有心得。臣观其言行，已渐具晋人思维。假以时日，此辈学成归国，必为推行汉化之骨干……”
“……第二批倭国学生中，有数名豪族继承人表现突出。彼等学习《大晋律》与治理实务后，皆叹服晋制之完善。臣已安排他们至洛阳县衙观摩实务，加深理解……”
“……文化教化方面，倭国学生多迷书法、围棋、茶道。臣以为，此等‘雅文化’之熏陶，往往比强制推行更易深入人心。建议加大此方面投入，使倭国上层以习汉俗为荣……”
秋去冬来，当太康十年的第一场雪落在洛阳城时，第一批倭国学生已经能说流利的汉话，能写通顺的汉文，能与晋朝同学自如地讨论经义格物。他们在太学的年终考核中，有五人进入同年级前十名——这个消息传回倭国，引起了轰动。
倭国王守屋在难波津的王宫中，看着儿子真守寄回的一幅书法作品——那是真守临摹的王羲之《兰亭序》片段，笔法虽还稚嫩，但已初具神韵。守屋抚摸着那宣纸上的墨迹，良久，对左右臣子说：
“传令各豪族：自明年起，各家子弟必须学习汉文。三年之内，不懂汉文者，不得继承家业。”
“再传令：王宫之内，一律使用汉话交谈。文书往来，必须使用汉文。”
“还有，着人按照晋朝样式，改建王宫部分建筑。我们要让倭国人从小生活在晋式环境中，习惯晋式生活。”
命令一出，倭国各地豪族反应不一。有积极响应的，也有暗中抵触的。但所有人都明白，这是大势所趋——连王子和各大豪族的继承人都在洛阳学习汉文化，他们还有什么理由抗拒？
而在洛阳太学，物部真守站在学舍的窗前，望着漫天飞雪。他想起了难波津的冬天，想起了父亲，想起了倭国的未来。手中，是一封刚写完的家书，最后一句是：
“……儿在洛阳，常思倭国何时能有此气象。然儿深信，只要坚定不移跟随大晋，学习大晋，五十年后，倭国必将焕然一新。届时，东海之上，将有两颗华夏文明明珠交相辉映……”
雪花飘落在窗台上，真守伸手接住一片，看着它在掌心慢慢融化。就像倭国旧有的那些陋习，终将在新时代的阳光下，逐渐消融。而一个全新的、浸润着华夏文明的倭国，正在这太康十年的冬天，悄然孕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