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十一年五月的洛阳，吏部衙署里的气氛比天气更燥热。正堂内，吏部尚书卢谌与两位侍郎、四位郎中对坐，案上摊着厚厚一叠文书——《诸州官吏考绩新则草案》。

    这是三个月前皇帝亲口交代的差事。起因是去年年底的考课，剑南道三个下州的刺史考评皆在中下，其中一位甚至面临降职调任。而御史台巡按带回的消息却是：那几位刺史在任上“勤勉爱民，讼简刑清”，只是地方贫瘠，田亩、户口增长缓慢。

    卢谌还记得皇帝当时的话：“天下州郡，有膏腴之地，亦有贫瘠之乡。若只以垦田、增户论英雄，岂不是逼着贫瘠之地的官吏去压榨百姓、虚报数据？考绩如裁衣，需量体而行。”

    话是这么说，但真要把这话变成可操作的条文，却是难上加难。

    户部郎中先开口：“卢尚书，下官以为，垦田、户口乃根本，不可轻废。若无此硬性指标，如何激励地方劝课农桑、招抚流民？”

    考功郎中反驳：“李郎中所言差矣。剑南道南部多山，可垦之地本就不多，难不成让刺史去凿山造田？还有陇右一些边州，户口常因战事、迁徙波动，若一味追求增户，地方官只能强留百姓，反生民怨。”

    “那依你之见，该如何？”户部郎中语气不善。

    “加入软性评估。”考功郎中翻动草案，“比如‘民讼多寡’——讼简者，说明治理有方；‘教化成效’——乡学是否兴办，孝悌之风如何；还有‘仓储充实度’、‘道路桥梁修缮’……这些虽不如田亩、户口好计量，却更能见真章。”

    卢谌听着下属争论，手指无意识敲着案几。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在交州任郡守的经历：那里瘴疠遍地，田地贫薄，任他如何努力，三年间田亩增长也不足一成。但他在任时修了三条路、两座桥，平息了三起夷汉纠纷，离任时百姓携酒相送。可这些，在考功簿上只是一句“勤勉”带过。

    “诸位，”卢谌终于开口，“明日草案要呈送两仪殿。今日须议定核心：如何在保持统一尺度的前提下，兼顾各地差异？”

    众人沉默。这话说到根子上了——尺度统一则难免削足适履，兼顾差异又恐失之公允。

    一直没说话的吏部左侍郎缓缓道：“下官倒有一想：可否设‘地情差异系数’？”

    “何谓系数？”

    “比如，将天下州郡按地理、经济、民情分作数等。上等州，如洛阳、长安、邺城周边，田肥民富，考绩标准自然要高；中等州，如中原诸州，标准适中；下等州，如边远、贫瘠、多山之地，标准相应调低。同一项‘垦田增长’，在上等州需达一成才算优，在下等州或许半成即可。”

    卢谌眼睛一亮：“详细说。”

    左侍郎继续道：“这系数不单用于田亩、户口等硬指标，也用于教化、讼狱等软评估。比如‘兴办乡学’，在文风鼎盛的江南州郡，或许要每乡都有学堂才算达标；但在羌胡杂居的边州，能设三五所学堂，教会孩童识汉字、知礼仪，便是大功。”

    “那这系数由谁定？如何定？”户部郎中追问。

    “由吏部、户部、礼部、工部共议，参考历年数据，制定基准。每三年复核一次，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左侍郎显然深思熟虑过，“如此，既不失公允，又承认差异。让刺史们不必都挤在田亩、户口的独木桥上。”

    卢谌沉思良久，终于拍板：“好，就按此思路修改草案。今夜务必完成，明日呈报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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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剑南道南部，泸州。

    刺史陈淳正在衙署后堂对着一叠账册发呆。窗外是绵绵的细雨，这雨从四月底下到如今，山道泥泞，春耕已误了农时。

    “使君，”主簿轻步进来，“这是上月户口册，又减了十七户。”

    陈淳接过册子，苦笑着摇头。泸州地处西南，山多地少，夷汉杂居。他上任三年，劝农桑、兴水利、办学堂，自问竭尽全力。可自然条件摆在那里：山田贫薄，一场大雨就可能冲毁梯田；夷民时常因猎场、水源生衅，他费尽心思调解，才换来这几年的安宁。

    但这些，考功簿上不会细写。朝廷看的是数字：田增了多少，户增了多少，赋税交了多少。

    去年考课，他得了中下。吏部的评语是：“勤勉有余，成效不彰。”八个字，像八根针扎在心里。

    更让他焦虑的是，今年若再如此，恐怕要调任闲职了。他不是贪恋权位，只是不甘心——他规划的引水渠才修了一半，筹建的乡学才开了三所，和夷人酋长约定的互市还没落实……

    “使君，有驿使到。”衙役在门外禀报。

    陈淳整了整衣冠，来到前堂。驿使风尘仆仆，递上的是吏部例行公文。展开来看，竟是关于考绩新则征求意见的函件，附有一份草案概要。

    他逐字细读，当看到“地情差异系数”、“软性评估”、“分等考核”这些字眼时，手指微微颤抖。

    草案最后还附了几条样例，其中一条赫然写着：“如剑南道南部诸州，山多田少，夷汉杂居。考绩当重‘安抚夷民、平息讼争、兴教劝学’，田亩增长标准可酌减。”

    陈淳放下公文，望向窗外细雨蒙蒙的山峦。三年来的委屈、焦虑，在这一刻化作一声长叹。

    “使君？”主簿关切地问。

    “没事，”陈淳摆摆手，眼中却有光彩，“朝廷……朝廷终于看到我们这些下州的不易了。”

    他重新坐下，提起笔，开始认真撰写对草案的意见。他写泸州的山地如何难垦，写夷汉纠纷调解的艰难，写瘴疠之地的百姓如何需要医药、学堂，也写自己那些无法用数字体现的努力——修了七座渡桥，平息了十三起夷汉械斗，建了十一所乡学，虽然学生不多，但孩子们开始识汉字了。

    他写得很细，甚至有些啰嗦，但每一个字都是真情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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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中旬，吏部将修订后的考绩新则草案呈送两仪殿。

    司马柬用了整整一个下午审阅。草案比预想的更细致：不仅划分了州郡等第，设定了差异系数，还将“民讼多寡”、“教化成效”、“道路桥梁”、“仓储赈济”等软性指标量化，每项都有具体的评估方式和权重。

    更难得的是，草案后面附了十几位地方刺史的反馈意见，其中就有泸州刺史陈淳那份情真意切的长文。

    司马柬读着陈淳的文字，仿佛看到了那个在偏远山州默默耕耘的官吏：他可能没有耀眼的政绩，但每一座桥、每一所学堂、每一次成功的调解，都是实实在在的功德。

    “陛下，”卢谌在一旁解释，“臣等参考了多份地方反馈，尤其是下州刺史们所言。确实，若只论田亩、户口，对他们太不公。有位刺史说得好：‘若逼着山民垦石为田，不如教他们种好现有的地；若强留夷民入籍，不如让他们安心狩猎、与汉民互市。’”

    司马柬颔首，提起朱笔，在草案上批注几处微调，最后写下：“可。着即颁布。另，令考功司将新则制成简明册本，发至各州刺史，务使人人明悉。”

    他顿了顿，又加一句：“今岁考课，便依新则。对去岁因旧则受屈者，可酌情复核。”

    圣旨下达那日，卢谌亲自监督刻印。新则册本用黄纸印制，封面上是端庄的楷书：《开元十一年诸州官吏考绩则例》。

    快马将册本送往各州。当陈淳在泸州衙署接到这本还散发着墨香的册子时，正值一个难得的晴日。他翻开册子，在“剑南道下州”的条款里，看到了那些他曾在反馈中写过的内容。

    山风吹进堂内，拂动书页。陈淳合上册子，对主簿笑道：“传话下去，明日我去夷人寨子，商议互市细则——这事不必再等‘田亩达标’了。”

    主簿也笑了：“使君，还有一事：南山的引水渠，百姓们听说朝廷新规，自发去修了，说不能辜负朝廷体恤。”

    陈淳走到廊下，望着远处苍翠的山峦。三年了，他第一次觉得，这些山不再是压在心头的重负，而是需要用心呵护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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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新则施行后的第一次季度评估汇总到了吏部。

    考功郎中捧着汇总文书，兴奋地找到卢谌：“尚书您看，这是几个下州的评估——泸州陈刺史，田亩增长虽只有半成，但‘夷汉和睦’一项评了上等，‘兴教劝学’评了中等，综合下来竟是中上！还有黔州、桂州，也都因软性指标突出，考评比往年提升。”

    卢谌细细看着，脸上露出欣慰之色。但他随即正色道：“莫要高兴太早。新则初行，须防两种弊端：一是地方官敷衍软性指标，做表面文章；二是有人借口‘地情差异’，懈怠本职。”

    “下官明白，已拟定巡查细则。”

    “好。”卢谌望向窗外，夏日的阳光洒满庭院，“治国如治水，疏浚河道固然重要，但也要顺着水势。这新则，便是顺着各地实情的水势。只是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尺度把握好了，是德政；把握不好，便是漏洞。”

    他说得平静，但心中清楚：这看似简单的考绩变革，背后是治理理念的转变——从一味追求数字，到承认差异、重视实效；从自上而下的统一要求，到上下互动的因地制宜。

    而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皇帝那句“考绩如裁衣，需量体而行”。

    此时此刻，两仪殿里，司马柬正在翻阅吏部呈上的首季评估汇总。他看到陈淳的名字后那“中上”的评定，看到备注栏里写着“夷人互市已成，乡学新增两所”，嘴角微微上扬。

    他想起杜预夜访时说的话（见第278章）：水清无鱼，但水浊则鱼死。要在清浊之间，找个度。

    这考绩新则，便是又一个“度”。

    窗外蝉鸣阵阵，盛夏已至。而帝国庞大的官僚机器，正在这新的尺度下，悄然调整着运转的节奏。有人松了口气，有人绷紧了弦，但无论如何，那些在贫瘠之地默默耕耘的官吏们，终于看到了被看见、被认可的希望。

    这希望很小，小到只是一行考评；但也很大，大到足以改变一方百姓的生活。